“沉默化”与认知暴力：评英国最高法院AGNI案中关于剥夺自由与有效同意的认定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and Family Law》：Deprivation of liberty, valid consent and silencing

　　在《北爱尔兰总检察长就1998年《北爱尔兰法》附表10第34段下的一项权力下放问题所作之参考》[2026] UKSC 16（以下简称“AGNI案”）中，英国最高法院审议了在何种情况下，一个人若被认定缺乏就其住所、治疗和护理安排作出决定的能力，则会被视为被剥夺了自由。这一问题并非纯属学术探讨——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之规定，凡是被剥夺自由者，其剥夺行为必须经法律程序授权——在AGNI案的语境下，即需符合2005年《心智能力法》中的“剥夺自由保障”机制。该程序包括对个人居住安排的独立审查以及上诉权——而如果一个人不被视为被剥夺自由，则无需此类程序。在AGNI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其先前在《P诉柴郡西与切斯特理事会》[2014] UKSC 19（以下简称“柴郡西案”）中的判决，认定剥夺自由不能通过简单的“酸性测试”来确定，即该人处于持续监督和控制之下且不能自由离开。相反，需要进行多因素分析，尤其需考虑所采取措施的持续时间、目的、类型和效果、其相对正常性，以及与监禁在牢房中的范式之间的距离[184]-[186]；[190]。法院认为，“酸性测试”方法也未能考虑到一个人的残疾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固有局限”[195]，其推理是，如果一个人处于昏迷状态或“残疾程度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们无法概念化离开，更遑论从物理上实现离开”，则不能认为他们被国家剥夺了自由[198]。此外，法院认为，如果一个人被认定缺乏就住所和护理作出决定的能力，他们仍可在第5条规定的范围内同意自己被限制居住。一个人若具有“对其生活安排的基本意识和知觉水平”，从而能够“知晓并表达其对此是否满意”，则能够给予“有效同意”，因此不会被视为被剥夺自由[201]。该判决很可能意味着许多残疾人士将不再被视为在社区场所中被剥夺自由，无论是根据多因素测试的规定，还是因为他们将被认定为有效同意其居住安排。在本案评注中，我运用认知视角来反思对有效同意/异议的评估以及“沉默化”问题。常规且持续的沉默化实践会引发认知暴力——即由于主导性认知资源（即共享概念、语言或表达方式）的缺失，听众不愿或无法倾听一个人的发言（Dotson 2011年，第238页）。能力主义态度和观念使智力与认知障碍人士以及自闭症患者尤其容易遭受沉默化和认知暴力（Dohmen 2016年，Catala 2024年）。在本评注中，我运用克里斯蒂·多特森的研究来强调在评估有效同意时沉默化的风险，以及如何避免或减轻这一风险。多特森指出的第一种沉默化实践是“证言性压制”——即听众未能将说话者视为可信的认知者（即知识的共享者和持有者），也未寻求其证言，从而使其沉默。在AGNI案中，法院声称某些残疾人士根本无法概念化自由，甚至对其生活安排缺乏基本理解[198]，这为证言性压制创造了极大可能。这似乎使某些残疾人士被视为非认知者、被视为缺乏认知能动性，从而助长了这方面长期存在的态度（Tuana 2006年，第13页；Scully 2018年，第116页）。在评估剥夺自由和有效同意时，此类人士的任何意见现在都可能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被认为无法理解，因而无法同意或反对。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发生，则有充分理由认为认知暴力正在被实施。多特森指出的第二种沉默化实践是“证言性窒息”——即一个人因其认为不安全而故意保留证言，并认为其听众将无法听到他们试图传达的内容（Dotson 2011年，第244页）。这对有效同意而言也是一个相关的风险。牛顿-豪斯及其同事强调，在强制性心理健康治疗中可能出现证言性窒息——患者可能感到无法反对治疗，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会被拘留（Newton-Howes等，2023年，第729–730页）。在护理机构中被认定缺乏就护理和住所作出决定能力的人往往严重（或完全）依赖工作人员和护理人员来满足其需求——存在固有的权力不平衡。一个人可能感到无法表达异议或希望搬到别处居住，因为他们认为这不会被倾听或认真对待，或者因为提出异议可能导致对其活动的更大限制或对其采取约束措施。这一关切不仅对有效同意至关重要，而且在对其实施的多因素分析中也是如此，其中包括该人是否提出异议（[53]）。表面上可能看似是有效同意或没有异议，而实际上发生的却是一个证言性窒息的案例。那么，如何克服或减轻这些沉默化风险呢？一个重要的起点是我们认知资源的内容，这些资源可能使边缘化的认知者难以将其经验传达给他人（Dotson 2011年，第13–14页）。正如AGNI案中法院所承认的，残疾人士以多种方式表达自己[54]。然而，那些以不被视为正常的方式交流的人（例如，不进行眼神交流或不以语言方式交流）不太可能被其听众视为可信或可理解的（Dohmen 2016年，Catala 2024年）。我们需要确保以口头方式（符合主导交流标准）和非口头方式表达的偏好、感受和愿望都能得到同等可信度，以便广大残疾人士被视为合法的认知者。此外，一个人的观点可能复杂且随时间变化。因此，我们还需要仔细考虑如何将不同的甚至明显矛盾的看法视为同等可信（Reed-Berendt和Ganguli-Mitra 2025年，第16–17页）。例如，AGNI案中法院暗示，柴郡西案中的MEG将被视为有效同意，因为有“充分迹象表明她对自己所在之处感到满意”，且“她未表现出离开……或独自外出的意愿”[204]。然而，正如西里斯所指出的，法院并未承认她“哀悼”与寄养照顾者关系的丧失，并希望仍与其一起生活（Series 2026年）。对MEG的证言存在选择性倾听以认定她同意，而与此结论相矛盾的方面则被沉默化。需要确保一个人证言中既表明异议又表明满意的部分在评估过程中被视为同等可信，以便其观点的复杂性得到适当考虑。最后，我们应开放地发展新的认知资源，使长期护理中的人能够使其观点被理解（Dotson 2014年，第131页），并支持他们在这方面发展认知能力（Dohmen 2016年，第686–687页）。残疾人士需要有机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展其观点，并就其护理安排表达满意或异议，且此类表达即使看似矛盾也应被视为可信。这有助于确保人们不会被不恰当地认定为有效同意，或者确实获得表达有效同意的机会。披露声明作者未报告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