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理论视角下伊朗女性企业家在男性主导与女性主导行业中的挑战比较分析：基于“非伊拉特”文化规范的实证研究

《Heliyon》：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omen entrepreneurs’ challenges in Male- and Female-dominated Industries: Evidence from Iran

　　

目的：本研究探讨了伊朗女性企业家在男性主导行业（Male-dominated Industry, MI）与女性主导行业（Female-dominated Industry, FI）中的共同与差异化经历，重点关注性别规范、宗教价值观和社会文化因素等制度力量如何塑造其创业体验。 设计/方法论/研究方法：研究人员采用定性研究设计，通过对15位女性企业家（8位来自MI，7位来自FI）进行深度访谈。研究人员运用主题分析法识别影响两组行业间性别化挑战的因素。此外，研究人员还进行了11项补充访谈（包括6位男性企业家和5位关键信息提供者），仅用于背景化和三角验证。 研究发现：以往关于女性企业家的研究在分析性别障碍时很少区分MI与FI。本研究运用制度理论考察伊朗的父权制商业环境，发现尽管两类行业的女性都面临共同的性别化挑战，但MI中的女性还经历了由伊斯兰价值观和性别规范（嵌入法律、行业文化和家庭背景中）所塑造的行业特定约束。文化规范“非伊拉特”（gheyrat）作为强化这些障碍的关键机制，在三个层面发挥作用：宏观层面（法律、政策与文化-宗教歧视）、中观层面（合法性与蜂后综合征挑战）以及微观层面（缺乏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与认可）。研究结果还揭示了女性为应对这些约束所采用的适应性策略，例如借助男性家庭成员克服法律限制，以及战略性地调整商业实践以符合文化-宗教期望。 原创性：本研究通过考察正式法规、宗教-文化规范和共享信念如何塑造伊朗女性的创业经历，推进了制度理论的发展。研究人员通过展示行业类型、宗教与社会文化规范如何交叉产生MI中独特的性别化挑战，拓展了性别与创业领域的文献。本研究还将“非伊拉特”作为一个新颖的分析概念引入，为理解情境特定规范如何在宗教和父权制环境中强化制度约束提供了新的见解。 实践意义：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制定者应改革那些对MI中女性造成不成比例限制的歧视性法律和法规。从业者应为MI和FI中的女性企业家建立有针对性的网络和同伴指导计划，以增强女性的创业能力。

论文解读：制度理论视角下伊朗女性企业家在男性主导与女性主导行业中的挑战比较分析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企业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贡献日益受到认可，然而性别差异在商业所有权和企业绩效方面依然显著。女性企业家往往集中于教育、零售等回报较低、规模较小的女性主导行业（Female-dominated Industry, FI），而在建筑、先进技术和制造等男性主导行业（Male-dominated Industry, MI）中代表性不足。这种职业隔离反映了持续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现有研究较少对不同行业中女性企业家的挑战进行跨行业比较，尤其是在伊朗这样一个深受父权制规范和伊斯兰治理影响的神权国家。在伊朗，尽管女性占STEM毕业生的50%以上，但她们仍被系统地引导至FI领域。法律限制、宗教价值观（如“非伊拉特”文化规范——一种保护性荣誉观念）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共同加剧了女性企业家面临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开展一项跨行业比较分析，探究伊朗特有的宗教价值观和性别规范如何与行业结构交织，从而塑造女性的创业经历。

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解释性质性研究方法，对伊朗女性企业家协会注册成员进行抽样。最终纳入15位女性企业家（8位来自MI，7位来自FI）作为主要受访者，另采访6位男性和5位关键信息提供者用于三角验证。数据通过2019年5月至6月在伊朗进行的波斯语面对面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收集，每次访谈时长60-90分钟。研究人员运用反思性主题分析法（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对转录文本进行归纳编码和主题开发，并通过持续比较法识别MI与FI之间的异同。分析过程受制度理论框架指导，将主题与规制性、规范性及文化-认知三大支柱相联系。

研究结果

5.1 女性企业家在男性主导与女性主导行业中的共同性别化挑战

所有受访者均面临因经济制裁和政府不利监管带来的挑战，但女性企业家还额外遭遇三类跨行业共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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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歧视：包括性别偏见、刻板印象和歧视行为。例如，男性房东质疑女性经营能力，政府官员对强制头巾（compulsory hijab）执行更严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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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网络领导职位中的玻璃天花板：即使在FI中，男性也大多占据商业协会的领导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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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生活平衡挑战及其对商业网络扩展的影响：女性需承担全部家务和育儿责任，限制了参与社交活动的时间与机会。

5.2 仅存在于男性主导行业中的性别化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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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与政策性别歧视：MI受访者面临更严重的系统性歧视，如注册时需要已婚或包含男性合伙人条件、丈夫可援引家庭法阻止妻子经商、银行贷款获取困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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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与宗教歧视：“非伊拉特”规范使女性在MI中的互动被严格审视，男性同行和女性朋友均可能批评其家庭缺乏荣誉感，迫使女性采取携带儿子参会等策略规避负面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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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网络中建立合法性与蜂后综合征：女性需表现出男性化特征才能被接受，但同时遭到男性同行集体排斥和女性同行竞争而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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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与朋友的认可缺失：母亲、婆婆和朋友因担心女性忽视家庭角色而批评其在MI中的工作。

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性别化的创业挑战源于法律框架、宗教-文化价值观、行业接受度与家庭动态的交织，共同塑造了女性获取资源、合法性和机会的路径。在宏观层面，MI中的女性面临更严格的商业所有权和流动限制，并承受更强的社会批评；在中观层面，男性主导的网络结构和蜂后综合征进一步排斥女性；在微观层面，家庭成为合法性谈判的关键场所。“非伊拉特”作为连接经济角色与男性荣誉的文化机制，解释了为何FI中的女性遭遇较少文化障碍，而MI中的女性面临更强阻力。研究结论指出，政策制定者应改革歧视性法律法规，从业者应建立针对不同行业的网络和指导计划，以增强女性创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