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S One》：Experiences and challenges of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n oncological surger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qualit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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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言： COVID-19疫情不仅给医疗系统带来了重大挑战，也给医护人员带来了严峻考验。本研究旨在探讨疫情期间参与肿瘤外科患者照护的医护人员的工作体验、认知及感知负担，重点关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医院内临床工作人员的情况。
方法： 研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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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言： COVID-19疫情不仅给医疗系统带来了重大挑战，也给医护人员带来了严峻考验。本研究旨在探讨疫情期间参与肿瘤外科患者照护的医护人员的工作体验、认知及感知负担，重点关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医院内临床工作人员的情况。
方法： 研究采用解释学-诠释学（interpretive-hermeneutic approach）性质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1次焦点小组访谈和1次个人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参与者为参与肿瘤外科患者照护的医护人员，焦点小组共12人，另有1人参加个人访谈。转录文本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编码并进行分析性标注，使用MAXQDA软件以迭代过程进行系统分析。分析结合了源自访谈提纲的演绎性编码与从数据中归纳性发展的编码。研究按照质性研究报告综合标准（COREQ）报告声明进行报告。
结果： 2024年9月开展1次焦点小组和1次个人访谈，共13名参与者，以护士和护理助理为主。共识别出9个类别。参与者描述了COVID-19疫情期间显著的情绪、职业和组织负担，包括压力、焦虑、工作需求增加、不确定性以及维持常规患者照护标准的困难。参与者还报告了与肿瘤治疗延期或调整、感染控制措施下的医患沟通、容量限制下的术后照护、团队协作以及个人防护装备（PPE）的可用性和使用相关的挑战。政治措施、不断变化的法规以及职业疫苗接种强制令被参与者视为不确定性、挫败感和自主性降低的来源。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参与者还描述了团队凝聚力和职业奉献的体验。参与者表达了对更清晰指导、可及的联络人、心理社会支持、督导以及更大程度参与决策的需求。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医院肿瘤外科照护的医护人员在COVID-19疫情期间经历了显著的情绪、伦理和组织挑战。参与者的叙述表明，大流行防范应超越感染控制范畴，纳入清晰的沟通、一致的指导、心理社会支持、督导和充足的组织资源。鉴于样本规模较小、基于便利抽样且以护理人员为主，这些发现应被理解为特定情境下的叙述，而非代表肿瘤外科医护人员的整体情况。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2020年COVID-19疫情的暴发对全球医疗系统构成了重大挑战。为保障COVID-19患者救治并限制病毒传播，包括肿瘤手术在内的大量医疗程序被推迟或取消。疫情初期全球约230万例手术受到影响；德国66家医院的多中心分析显示，大流行第一年普通外科和内脏外科患者数量下降了22.7%。肿瘤手术的延迟可能对癌症预后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及时的手术干预对治疗成功和生存至关重要，延迟可能促进肿瘤进展、使后续治疗复杂化并降低疗效，同时可能在参与治疗优先级决策的医护人员中引发道德困扰和伦理张力。
除程序和伦理挑战外，COVID-19疫情还给医护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和组织负担，包括对个人健康的担忧、对不断变化的本地和国家指南的持续适应以及工作负荷增加。尽管COVID-19对医护人员心理影响的研究已较充分，但专门针对肿瘤外科医护人员体验的研究仍然有限。肿瘤外科环境尤其值得关注，因为癌症患者可能需要时间敏感的治疗干预、复杂的围手术期管理、照护的连续性以及大量心理社会支持。德国特定的疫情应对措施，包括医院重组、防护法规和地区病例数差异，凸显了开展情境特异性研究的必要性。该研究因此旨在探索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医院肿瘤外科临床人员在疫情期间的主观体验、认知和感知负担，为未来医疗危机的防范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基于解释学-诠释学方法的质性研究设计，遵循Gadamer诠释学哲学框架，按Fleming等描述的五步流程开展。数据收集包括1次焦点小组讨论（12人，39分钟）和1次个人半结构化访谈（1人，51分钟）。参与者招募于2024年4月至9月进行，联系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35家医疗机构和诊所，最终13名参与者均来自同一家医院的两个不同科室，包括1名医生、8名注册护士和4名护理助理。纳入标准为年龄大于18岁、德语熟练、曾在COVID-19疫情期间（2020年3月11日至2023年5月5日）参与肿瘤外科患者照护。采用便利抽样，参与自愿且无经济补偿。数据采用MAXQDA 23版管理，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编码和分析标注，结合演绎性编码（源自访谈提纲）和归纳性编码（源自数据），通过迭代讨论达成共识。研究获得马丁·路德大学哈勒-维滕贝格医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2023-201），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
三、研究结果
研究共识别出9个类别：
类别一：政治措施与法规。 参与者对疫情期间的政治决策表示不满，认为部分措施缺乏充分数据支持，被描述为“歇斯底里”和“反思不足”。联邦指南在各州实施差异大，部分措施如接触禁令和转院PCR检测要求被视为武断和难以理解，导致对政治权威信任的丧失。
类别二：情绪与职业压力。 参与者报告因无法按照常规标准照护患者（如禁止为死者进行惯常仪式、因戴手套无法握患者的手）而产生巨大痛苦。压力来源于缺乏证据支持的言论传播、被感知为强制和禁止的法规、以及对感染、犯错和无法满足患者需求的焦虑。工作需求显著增加，包括反复穿脱防护装备、口罩导致皮肤刺激和呼吸急促、法规“有时每小时变化”等。
类别三：手术和检查延迟。 尽管“无论如何，手术必须继续”，但未来封锁或政治措施的不确定性导致治疗过程中的缩减和妥协。医生需仔细权衡利弊，判断癌症治疗是否比潜在COVID-19感染风险更紧迫。
类别四：经验与证据。 参与者引用另一项研究结果指出，癌症相关死亡率总体未增加，但胃肠道肿瘤和妇科癌症死亡率在两年后延迟增加。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所有认证癌症中心维持了与2018和2019年相当的治疗水平，但总生存期、无病间隔和进展时间等结局更差，被归因于偏离既定临床指南。
类别五：卫生、个人防护与安全措施。 工作人员佩戴FFP3口罩有时长达8.5小时。个人防护装备短缺导致需自行申请口罩，自制口罩被明确禁止。感染病房提供廉价“安全眼镜”经常滑落且佩戴不适，工作人员自费购买更合适的护目镜。卫生指南未涉及鞋类管理，参与者对鞋子重复使用导致感染控制隐患表示担忧。
类别六：患者照护。 个人防护装备严重限制了与患者的接触，影响沟通清晰度和患者信任。护士仅在必要时进入病房。患者因探视禁令且缺乏电子通讯工具而无法电话联系，增加了心理社会支持需求，照护时间显著延长。参与者报告患者对获得治疗机会表示感激。
类别七：团队动态与协作。 医生未始终遵守既定指南造成医护紧张关系；护士为防感染即使对最亲密的同事也保持身体距离。部分讨论提及团队在疫情前已存在凝聚力不足和失望情绪。然而另一些讨论强调团队保持团结、共同追求目标，参与者为团队在疫情中坚守使命、将个人问题置于一旁感到自豪。
类别八：疫苗接种。 疫苗接种强制令被视为冲突和情绪困扰的来源。参与者认为因拒绝接种面临解雇威胁不公平，强制令被感知为对身体自主权的侵犯。一名参与者报告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永久性视力损伤。强制令导致员工辞职和团队冲突，未接种疫苗者被要求每日检测被视为一种欺凌。
类别九：愿望与需求。 参与者强烈希望获得疫情期间及之后的督导，认为事件尚未得到全面处理。需要清晰指南、指定联络人、及时采购防护装备、可靠的COVID-19检测以及更大规模的感染病房。有参与者呼吁医生遵守与其他员工相同的规则，否则应执行制裁。有参与者主张避免禁令、强制和歇斯底里，呼吁理性决策。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研究发现挑战超出了感染预防和工作负荷增加的范围。参与者描述了在维持时间敏感的肿瘤照护、适应不断变化的组织要求和回应患者及同事情绪心理需求之间的持续张力。肿瘤外科情境的独特之处在于需要在管理围手术期感染风险、术后容量限制和患者心理社会需求的同时，维持时间敏感癌症治疗的连续性。情绪负担与组织和临床不确定性密切相关，不仅源于工作负荷，还源于专业价值观与疫情限制下可提供照护之间的差距。团队功能呈现冲突与团结并存的特征。对制度和政治决策的信任是重要维度，透明沟通不确定性和清晰传达变化要求可能是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防范应涵盖感染控制程序以及使工作人员能够理解变化要求、讨论伦理和临床不确定性、处理困难经历的机制。
研究结论指出，参与者在疫情期间描述了不确定性、责任增加、组织约束、情绪压力和与在变化条件下维持癌症照护相关的伦理张力。疫情相关负担超出了工作负荷和感染担忧，还包括挫败感、道德冲突、感知的专业自主性丧失以及对机构沟通和信任的担忧。同时，职业承诺、适应性和团队凝聚力被描述为重要资源。未来肿瘤外科环境的防范可能受益于充足的人员和物质资源、清晰的沟通结构、可及的督导、反思机会以及专业参与决策的机制。危机指导可能需要在清晰的总体标准与情境特异性临床判断的充分灵活性之间取得平衡。这些启示应被理解为源自参与者叙述的情境特异性见解，而非可推广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