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技术干扰与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一项元分析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Parent Technoference and Chil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 Meta-Analysis

　　•18岁以下青少年父母技术干扰与心理健康的元分析。
•技术干扰与内化问题（r = .28）和外化问题（r = .21）相关。
•各研究间效应量差异较大，且大部分证据来自横断面研究。
•纵向研究显示内化效应较小（探索性发现）。

引言

在数字连接日益增强的时代，数字媒体已融入日常家庭生活，并塑造着亲子互动和育儿实践。97%的父母拥有智能手机，而成人平均每日屏幕使用时间超过7小时（Auxier & Anderson, 2021; Rideout & Robb, 2019），使得数字设备成为家庭中无处不在的固定配置。尽管移动数字设备为沟通、教育和娱乐提供了机会（Radesky, 2020; Rideout et al., 2022），但它们在育儿情境中的使用也带来了挑战。随着数字设备越来越多地被设计为吸引并维持用户的注意力，存在降低父母回应性、减少照护者参与度和照护质量、以及干扰儿童发展关键期沟通的潜在风险（McDaniel & Radesky, 2018; Radesky et al., 2015）。这些挑战引发了人们对父母技术使用可能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的担忧（Radesky et al., 2016; Stockdale et al., 2018）。

“技术干扰”（technoference），定义为亲子面对面互动中因技术使用而引起的侵扰或打断，已成为发展科学中日益受关注的领域（McDaniel et al., 2025; McDaniel & Radesky, 2018）。一个相关的构念“低头族”（phubbing，为“phone”和“snubbing”的合成词）特指因手机使用而引起的打断，在文献中常与技术干扰互换使用，尽管这两个概念在定义上并不完全相同（McDaniel & Drouin, 2019; Frackowiak et al., 2024）。在本元分析中，我们将技术干扰作为设备引起的亲子互动打断的广义统称，而低头族则代表手机特有的变体。

父母技术干扰包括多种行为，从亲子活动中因设备通知引起的短暂打断，到与回应性照护相竞争的长时段设备使用。这些侵扰在儿童依赖照护者获得情感支持或学习机会的时刻可能尤为有害，尽管在常规监督活动中也可能产生问题（Hiniker et al., 2015;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 Institute of Medicine, 2000; Radesky et al., 2014）。

自然情境下的观察性研究已记录了不同情境中技术干扰的发生频率。餐厅观察发现，73%的照护者在与孩子用餐时使用了移动设备，其中16%的人在互动过程中几乎持续使用（Radesky et al., 2014）。同样，游乐场观察发现，约30%的照护者沉浸在手机中，而非监督或参与孩子的活动（Hiniker et al., 2015）。近期研究记录了父母技术干扰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经常发生，一些研究显示超过95%的父母报告每天至少发生一次亲子互动中的设备打断（McDaniel & Radesky, 2018）。这些模式表明技术干扰并不罕见，并已成为当代亲子互动中的常态特征，值得深入研究。

鉴于其发生频率及干扰回应性照护的潜在可能（Keskin et al., 2026），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关注父母技术干扰与儿童心理健康结果之间的关联。在一项针对中国研究的元分析中，父母低头族行为与儿童和青少年的内化问题（r = .27）和外化问题（r = .21）均相关（Zhang et al., 2023）。然而，这些关联在更广泛的人群和情境中是否一致，以及在不同心理健康领域中的效应量是否存在差异，仍不清楚。因此，需要对文献进行更全面的综合，以阐明父母技术干扰与儿童心理健康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

从依恋理论视角来看，一致且具有回应性的照护者可得性是儿童安全感和情绪调节能力的基础（Ainsworth et al., 1978; Bowlby, 1988; Madigan et al., 2024）。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儿童持续依赖父母作为探索和情绪调节的安全基地，亲子互动构成关于关系和照护者可得性期望的内部工作模型的基础（Kerns & Brumariu, 2016）。当数字设备持续竞争父母的注意力时，可能干扰构成安全依恋特征的敏感回应性（Madigan et al., 2024）和支持性亲子关系。这种干扰可能破坏儿童对照护者可得性及自身值得被关注和照顾的信念的发展，可能增加心理健康问题的脆弱性。

这些干扰在儿童心理健康的不同领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内化问题指常指向内在的情绪困难，如抑郁、焦虑和退缩/孤独症状（Achenbach & Rescorla, 2001）。当儿童反复寻求父母的关注或安慰却发现自己被忽视或得不到回应时，这些症状可能发展（Groh et al., 2017; Kerns & Brumariu, 2016）。久而久之，这些经历可能引发被遗弃感、低自我价值感和情绪失调（Rohner & Lansford, 2017; Thompson, 2008）。当父母在互动中被技术分心时，儿童可能将父母的不关注视为自己不值得关注的信号，从而可能导致悲伤、退缩或关系焦虑等症状。

相比之下，外化问题涉及指向外部、扰乱环境或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包括攻击、欺凌、违抗、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物质使用和行为问题（Achenbach & Rescorla, 2001）。从行为视角来看，当常规的关注寻求因技术干扰而失败时，儿童可能发展出外化症状作为获取父母关注的不良适应策略。关于一般养育过程的研究表明，减少的父母监督和不一致的纪律有助于外化行为的发展和维持（da Fonseca et al., 2024; Fuentes-Balderrama et al., 2020; Hart et al., 2003），提示类似机制可能在父母技术干扰的情境中发挥作用。

元分析证据表明，父母敏感性与17岁以下儿童的内化问题（r = -.08）和外化问题（r = -.14）均显著相关（Cooke et al., 2022）。因此，与设备使用相关的父母敏感性干扰可能对儿童心理健康两个领域均有影响。尽管不同领域的路径可能不同（例如，内化问题中的被拒绝感与外化问题中的寻求关注），但依恋理论并未明确表明某一关联会强于另一关联。发展差异也可能很重要。在依恋框架内，可以预期父母技术干扰与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在幼儿中可能更强，因为幼儿更依赖照护者进行情绪调节（Thompson, 2008），而青少年在寻求更多自主和独立时倾向于日益依赖同伴（Steinberg & Morris, 2001）。分别检验内化和外化问题在理论上和临床上都很重要，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发展轨迹、风险因素和干预目标（Achenbach, 1966; Achenbach & Edelbrock, 1978; Kazdin & Weisz, 2003; Eisenberg et al., 2001）。了解父母技术干扰是否与这些结果存在差异关联，有助于完善理论模型并为临床方法提供信息。

许多因素可能导致不同研究中父母技术干扰与儿童心理健康效应量出现差异，因此需要更仔细地考察可能的调节变量。一些调节变量根据先前的理论和方法论文献选择（如研究设计、发展时期、信息来源、操作化方式和结果亚型），而其他调节变量则更具探索性地纳入，以考察研究间更广泛的异质性来源（如发表年份、社会经济地位和少数族裔构成）。

横断面研究常因共同方法变异而高估关联（Podsakoff et al., 2003, 2024），而纵向设计为时间先后顺序提供了更强证据（Maxwell & Cole, 2007; Podsakoff et al., 2003）。此外，鉴于技术可及性和使用在不同人群中随时间增加（Chen & Adler, 2019; Madigan et al., 2022; Wike et al., 2022），研究年份也可能调节关联。随着暴露增加和潜在的剂量-反应关系，与儿童心理健康的关联可能增强；或者随着技术干扰逐渐正常化且儿童适应，关联可能减弱。设备特征随时间的变化（如通知设置、屏幕时间控制）也可能影响技术干扰发生的频率和方式。然而，尚不清楚这些变化是否影响了技术干扰与儿童结果之间的关联，发表年份（作为调节变量）使我们能够对此进行考察。最后，研究质量也可能影响观察到的效应量，使用更高质量方法的研究可能产生更可靠的效应量估计，而质量较低的研究可能因功效不足、测量工具验证不佳或对混杂因素控制不足而呈现膨胀或不稳定的关联（Higgins & Green, 2011）。

样本特征如儿童和父母性别、儿童和父母年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少数族裔地位也可能调节这些关联。

**儿童年龄。** 在幼儿期（2-5岁），儿童正在建立基本的情绪调节能力，可能特别容易受到照护者可得性干扰的影响（Thompson, 2008）。这一时期是情绪发展的敏感期，一致且具有回应性的照护对于建立安全的关系内部工作模型至关重要。童年中期（6-12岁）涉及社会关系的扩展和学业要求的增加，以及自我调节技能的发展（Brandt et al., 2024; Collins, 1984），这可能根据应对资源和同伴支持可及性等因素缓冲或放大与技术干扰的关联。在童年中期，儿童也在发展自己与技术的关系，这可能影响他们对父母设备使用的反应方式。在青春期（13-18岁），日益增长的自主性、同伴影响和身份探索可能改变青少年体验父母技术干扰的方式，同时这也是心理健康问题脆弱性增加的时期（Steinberg & Morris, 2001）。在此阶段，亲子互动的质量而非数量可能对情绪健康尤为重要。

在这些时期，内化和外化问题通常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内化问题在青春期通常增加，尤其是女孩，而外化问题在幼儿期和童年中期往往达到高峰（Costello et al., 2003）。这使得效应量大小的差异可能反映了症状表达的发展差异，而非对技术干扰效应的不同敏感性。

**儿童和父母性别。** 先前的研究表明，女孩和男孩可能对内化和外化问题具有不同的易感性。例如，在青春期，女孩特别容易产生内化问题（Hyde et al., 2008），而男孩的外化问题发生率更高（Kessler et al., 2012）。具体到父母技术干扰，研究发现女孩的焦虑症状更高（Eirich et al., 2025），表明样本的性别构成可能影响总体效应量。

父母性别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因为父亲现在更多地参与照护角色（Livingston & Parker, 2019; Yogman et al., 2016）。研究表明，父子关系对儿童的社会和情感发展具有独特贡献，特别是在行为调节和同伴关系领域（Lamb, 2010）。最近一项元分析还发现，父亲-子女依恋不安全与儿童的外化行为问题（r = .18）和内化行为问题（r = .09）均显著相关（Deneault et al., 2021），效应量与母子依恋关系的研究结果相当（Fearon et al., 2010; Madigan et al., 2013）。这些发现表明父母技术干扰可能对儿童结果产生独特且有意义的影响。相比之下，母亲在大多数家庭中继续担任主要照护者（Livingston & Parker, 2019），并且有更充分的研究记录证明其对儿童安全依恋和情绪调节技能发展的重要性（Groh et al., 2017）。鉴于母亲在早期社会情绪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及其通常更频繁参与日常照护活动，母亲的技术干扰可能对儿童的内化和外化症状尤为有害。

**文化、社会经济和种族/民族因素。** 技术获取、使用模式、育儿实践和对待数字设备使用的态度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群体中有所不同（Auxier & Anderson, 2021; Poushter et al., 2024）。例如，在西方文化中，个人自主和自由表达通常受到重视（Oyserman et al., 2002），这可能影响技术干扰的感知方式及其对儿童的影响。相比之下，在更具集体主义色彩的文化中，家庭和谐与相互依赖可能更受重视，这或许会调节父母技术干扰对儿童结果的影响，尽管针对技术干扰的文化差异研究仍然有限（McDaniel & Radesky, 2018）。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同时影响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科技使用模式及心理健康结果。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可能有更多资源来缓冲技术干扰的负面影响，例如获得托儿服务、结构化的活动和心理健康服务，但社会经济优势并不必然减少接触机会。专业上对持续连接的要求，可能反而使他们面临更多与工作相关的技术干扰（McDaniel et al., 2021）。近四分之一（21%）的低收入家庭成年人没有智能手机（Gelles-Watnick, 2024），这可能限制了技术干扰的发生机会。然而，当技术干扰确实发生时，对低收入家庭可能影响更大，因为这些家庭往往面临多重风险因素，如父母心理健康问题、住房不稳定和获取服务机会有限（Acri et al., 2017; Slopen et al., 2010）。一些低收入父母也可能更依赖设备来获取社会支持或应对财务压力（Bradley & Corwyn, 2002）。少数族裔家庭在数字接入方面面临系统性差异，即使控制收入后，黑人和西班牙裔家庭家中拥有高速互联网的可能性仍显著低于白人家庭（Atske & Perrin, 2021; Benton Institute for Broadband & Society, 2023; Kan et al., 2022）。这些接入障碍可能改变技术干扰体验的频率和性质。此外，研究表明西班牙裔父母对技术干扰的认知更强，这可能反映了家庭互动价值观或技术态度上的文化差异（Glassman et al., 2021）。由于少数族裔家庭可能在数字接入、技术实践以及与儿童心理健康独立相关的更广泛背景压力源方面存在差异，少数族裔比例可能成为研究间变异的调节因素。

操作化定义。技术干扰这一更广泛概念在不同研究中的测量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有些使用单一指标，另一些则使用全面的多维问卷（McDaniel & Coyne, 2016）。有些测量关注使用频率或时长，而另一些则关注技术干扰的体验以及技术参与的更具侵入性的方面。“技术干扰”与“低头族行为”测量之间的概念区分也可能很重要，因为低头族行为通常指因他人使用手机而感到被忽视的主观体验，而技术干扰测量通常（尽管并非总是）捕捉更广泛、更客观的设备中断模式。然而，正如Frackowiak等人（2024）所强调的，一些技术干扰或低头族行为的工具关注互动过程中设备使用的客观频率，而另一些则评估因技术而被忽略的主观体验。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客观频率测量可能无法捕捉对儿童的主观影响，而主观测量可能受到儿童已有心理健康状况或与父母关系质量的影响。鉴于技术干扰和低头族行为之间的概念模糊性，本元分析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实证检验操作化类型（技术干扰 vs. 低头族行为）是否调节父母技术使用与儿童结果之间的关联，而不是假设这些构念可互换。

信息提供者来源。信息提供者来源（父母报告 vs. 儿童报告 vs. 观察性评估）也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研究表明，儿童和父母对父母技术干扰可能有不同的感知，儿童报告的父母技术干扰与后续心理健康结果的关联比父母报告的技术干扰更强（Eirich et al., 2025）。这可能是因为父母倾向于低估自己的技术使用，但也可能是由于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儿童对父母的分心更敏感或更易察觉。然而，关于技术干扰的观察性研究在文献中仍然罕见，限制了我们理解家庭技术使用的客观模式。同样，用于评估儿童行为问题的信息提供者来源也可能影响结果。父母报告和儿童报告的行为问题通常只显示出适度的共识，且两种来源并不总能同样好地预测结果（Achenbach et al., 1987; Vierhaus & Lohaus, 2008）。这与文献一致，表明不同信息提供者在不同情境下对儿童行为的接触和解释存在系统性差异（De Los Reyes & Kazdin, 2005）。当技术干扰和儿童结果都由同一位父母报告时，由于共同方法变异，关联可能被夸大，而独立信息提供者的报告则提供更客观的视角。

结果亚型。在内化和外化领域内，特定亚型可能揭示技术干扰效应的重要细微差别。研究表明，技术干扰与特定症状显示出不同的前瞻性关联（Deneault et al., 2024; Eirich et al., 2025），表明宽泛的领域类别可能掩盖重要的异质性。假设上，技术干扰可能与特定的内化症状（如孤独、退缩）有更强的关联，这些症状直接反映社会联系的断裂。在外化领域内，如攻击等寻求注意的行为可能代表儿童直接试图重新获得父母被转移的注意力，而注意/多动症状可能实际上促使父母采用技术干扰作为一种应对策略来管理具有挑战性的儿童行为。品行问题、物质使用和/或欺凌可能反映因设备分心导致的父母监督减少，同时伴随关于风险行为的亲子沟通减少。将症状亚型作为调节因素进行检验，将揭示儿童功能中哪些具体方面最易受技术干扰效应影响，同时为这些关联的潜在机制提供洞察。

关于父母技术干扰与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发展迅速，已有几篇综述检验了这一关联。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综述是Zhang等人（2023）关于父母低头族行为与儿童社会情绪适应的元分析，该研究仅限于在中国进行的研究，参与者年龄最大为22岁，并明确排除了考察手机使用之外的技术干扰行为（即通过电脑或其他设备造成的父母分心）的研究。其他综述处理了更狭窄的问题，例如一项范围综述考察了技术干扰和儿童结果（Komanchuk et al., 2023），以及一项近期元分析专注于幼儿期（出生至4.9岁；Toledo-Vargas et al., 2025），该研究未测试除暴露类型（即分心 vs. 中断）之外的其他调节因素。尽管有这些综述，单项研究文献对这些关联呈现不一致的图景。单项研究报告的效应量从极小到很大不等，有些研究发现无显著关联（例如，Lauricella et al., 2016），另一些则记录了更稳健的关联（例如，McDaniel & Radesky, 2018; Stockdale et al., 2018）。这种异质性可能反映了研究设计、样本特征、测量方法以及不同研究中技术干扰与低头族行为之间的概念差异的变异性，本元分析将这些因素作为调节因素进行检验。

依恋理论使我们可以预期父母技术干扰与儿童心理健康较差相关，先前的综述也支持正相关，但仅限于更狭窄的人群、年龄范围或技术干扰的操作定义。仍不清楚的是哪些儿童或情境可能处于更高或更低风险，以及哪些因素解释了研究间效应量大小的变异。本元分析建立在这些综述的基础上。它纳入了来自任何国家、涵盖儿童期和青春期的研究，覆盖涉及任何设备（不限于手机）的技术干扰，并使用三级模型测试关联的调节因素以处理嵌套效应量，使用稳健方差估计进行调节分析，并采用正式等价性检验来比较内化和外化关联。

本元分析有两个主要目标。首先，我们估计现有研究中父母技术干扰与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之间关联的总体幅度。基于依恋理论和先前综述，我们预期两者均呈正相关，且未对结果领域间的差异提出方向性假设。其次，我们研究这些关系的潜在调节因素，包括研究设计特征、样本特征、测量方法和结果特异性。调节因素是先验确定的。尽管依恋理论表明幼儿期比青春期关联更强，但其他方向性预测的理论基础有限；因此，调节因素分析被视为探索性。通过这一综述，我们旨在推进对家庭技术使用模式与儿童心理健康如何关联的理论理解，并为未来研究提供信息。

章节摘录

方法

本研究按照PRISMA指南（Page et al., 2021）进行报告。

数据可用性

编码协议和代码手册、数据字典、检索策略、提取的效应量数据集以及R分析脚本可在 https://osf.io/p3c8v/overview?view_only=e589f043c13845a881ef253edd4795a9 获取。

研究选择与特征

系统检索产生了6157条记录，其中48项独特研究在筛选和全文审查后符合纳入标准（见图1）。这些研究共包括52785名参与者，其中37项研究提供了内化问题的数据（46个效应量），27项研究提供了外化问题的数据（35个效应量）。16项研究对两个结果类别都提供了数据。

研究与样本特征

纳入研究的特征详见表1和表2，并附有汇总

讨论

这项对来自11个国家的48项独特研究（参与者为18岁以下儿童）的元分析，既更新并扩展了先前关于父母技术干扰和儿童心理健康结果的研究综述，那些综述仅关注中国的研究（Zhang et al., 2023）和0-5岁儿童（Toledo-Vargas et al., 2025）。在当前研究中，父母技术干扰与内化和外化问题均呈正相关，效应量在中等至较大范围内，根据

结论

本元分析发现，父母技术干扰与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呈中等程度相关，主要基于横断面证据且存在高异质性。这些关联表明，家庭技术使用模式可能是儿童福祉的重要相关因素，并可能成为未来干预研究的有用目标。使用诸如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模型等方法考察时间关联的纵向研究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Abby Marsh：写作 – 审查与编辑，验证，方法学，数据管理。Rachel Eirich：写作 – 审查与编辑，写作 – 初稿，可视化，验证，监督，项目管理，方法学，调查，正式分析，数据管理，概念化。Sheri Madigan：写作 – 审查与编辑，监督，软件，资源，项目管理，方法学，调查，资金获取，数据管理，概念化

未引用参考文献

Benton Institute for Broadband & Society, 2023; McDaniel, 2021; McDaniel and Coyne, 2016;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2021;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 Institute of Medicine et al., 2000; Thompson et al., 2008.

资金

本项目的研究资金授予Sheri Madigan，来自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理事会。Madigan还获得了加拿大研究主席计划的支持。Rachel Eirich由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理事会（SSHRC）博士奖学金和Killam博士奖学金资助。

利益冲突声明

? 作者声明，他们没有已知的可能影响本论文所报告工作的竞争性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作者感谢Cheri Nickel在实施本元分析检索策略方面的支持。

Rachel Eirich|Abby Marsh|Sheri Madig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