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县域富民产业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基于135个县域的障碍因子识别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county prosperity industries: identifying obstacle factors using empirical data from 135 counties in Hebei Province, China

　　

摘要 背景： 县域富民产业与城乡融合是两个相互耦合的系统，共同塑造乡村高质量发展。本文考察了2014年至2024年间河北省135个县（市、区）中这两个系统的协调程度。 方法： 研究人员将耦合协调度模型（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与达古姆基尼系数分解法（Dagum Gini decomposition）、障碍度诊断法（obstacle degree diagnosis）以及采用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的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two-way fixed-effects panel regression）相结合。 结果： 耦合协调度从2014年的0.439上升至2024年的0.510，由濒临失调转为勉强协调，并在2020年出现明显跃升。区域差距通过后发追赶而非领先地区增速放缓而得以缩小。总体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从0.074降至0.049，其中区域间差异为主要来源。障碍结构基本未变：蔬菜产量、农业产业链延伸、财政收入和公路密度始终位居障碍因子前列。在面板回归中，上述四个变量均与耦合协调度呈正相关，其中蔬菜产量的影响最强，而在纳入县域和年份固定效应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再具有独立影响。 讨论： 研究结果呼吁采取分区差异化政策而非统一转移支付：沿海地区应深化加工和冷链物流，核心功能区应加强与京津的供应链联系，冀中南地区应建设蔬菜加工集群，冀西北生态功能区应扩大生态补偿和生态旅游。更广泛而言，在农业大省，持续存在的障碍并非产出规模，而是产业链深度与要素连通性。

河北省县域富民产业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实证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县域富民产业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其核心使命在于同步解决县域经济欠发达与农民增收乏力两大问题。城乡融合则不仅是缩小城乡差距，更是建立在经济联系、资源共享、要素双向流动与空间规划一体化基础上的系统性变革。河北省县域数量众多，地理禀赋差异显著，特色产业集群遍布全省，是华北地区县域产业带动农民增收与城乡协调发展的典型样本。然而，河北省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破除，要素双向流动受阻、公共服务不均、村镇布局碎片化等问题制约着县域特色产业在规模、强度与包容性方面的发展。许多县域陷入产业有规模但增收效应弱、集聚能力低的困境。县域富民产业与城乡融合本应相互赋能、协同共进，但现实中二者协调程度不足，亟需系统测度其耦合协调水平、追踪时空演化特征并识别主要障碍因子。

既有研究存在三方面不足：其一，视角上过度侧重产业发展对城乡融合的单向影响，对二者耦合协调的系统考察鲜见；其二，尺度上多集中于省市级，县域层面研究薄弱，而县域恰是城乡融合与产业发展的主战场；其三，内容上多数研究止步于耦合协调度测算，未识别制约两系统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使靶向政策设计缺乏依据。基于此，本研究以河北省135个县（市、区）为样本，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回答三个问题：城乡融合与县域富民产业协调到何种程度、呈现何种时空格局、哪些因素是关键障碍。

二、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河北农村统计年鉴及河北省各地市统计年鉴，农民合作社数量来自企查查，PM2.5浓度来自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来自NASA的MOD13A3数据集。研究采用CRITIC-熵值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量化两系统协同发展状态；采用达古姆基尼系数分解法测度区域差异及其来源；运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识别核心制约因素；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检验关键障碍因子与耦合协调度的关联。

三、主要研究结果

耦合协调度的总体演化特征。 研究期间，河北省县域富民产业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度由2014年的0.439上升至2024年的0.510，增幅达16.17%，整体由濒临失调跨入勉强协调阶段。演化过程呈三阶段特征：2014—2019年为缓慢追赶期，年均增速仅1.24%，低水平县域在扶贫政策支持下加速追赶，0.3—0.4区间县域数量由34个锐减至10个，标准差由0.058降至0.048，呈现典型β收敛特征；2020年为转折突破期，耦合协调度单年上升3.21%，为前六年平均增速的2.58倍，政策红利集中释放与疫情倒逼的数字化转型同向发力；2024年所有轻度失调县域消失，勉强协调县域增至78个，占57.8%，标准差进一步降至0.044。

区域差异及其来源分解。 达古姆基尼系数分解结果显示，总体基尼系数由0.074降至0.049，区域差距持续缩小。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后发县域的追赶效应而非领先地区的放缓是差距收窄的主导机制。

障碍因子诊断。 障碍结构在研究期内基本稳定，蔬菜产量、农业产业链延伸水平、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公路密度始终位居障碍因子前列。面板回归结果表明，上述四个变量均与耦合协调度显著正相关，其中蔬菜产量的正向关联最强，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纳入县域和年份固定效应后不再具有独立影响。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为分区施策提供了依据：沿海地区应深化农产品加工与冷链物流建设，京津核心功能区应强化与京津的供应链衔接，冀中南地区应打造蔬菜加工产业集群，冀西北生态功能区应扩大生态补偿与发展生态旅游。研究突破单向影响框架，将两系统纳入耦合分析视野，以县域为主战场，并在测度耦合协调水平基础上引入障碍因子诊断模型，为靶向政策设计提供了实证基础。在农业大省背景下，持续制约协调发展的障碍并非产出规模本身，而是产业链深度与要素连通性，这一结论对全国县域破解城乡失衡、构建富民产业长效发展机制具有重要政策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