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嵌入乡村发展：中国“美丽乡村”中“和”文化的多尺度体现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Re-embedding rural development: The multiscale enactment of “He” culture in China's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Countryside

　　“和”为相互支持与共同责任提供了文化参照。季节性回报将柑橘生产与家庭合作联系起来。村民利用公共空间交流经验并讨论村务。村民利用村规民约协调共享资源与责任。地方行动者将变化中的活动重新嵌入村庄社会关系。引言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出了一种全面、综合的方法，旨在2015年至2030年间在社会、经济和环境维度上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Griggs等，2013；UN，2015）。由于人口、财富和其他资源的高度集中，城市已成为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焦点。相比之下，农村地区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话语中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Lowery等，2020），并且继续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在实现目标11关于使人类住区包容、安全、韧性和可持续的目标方面。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并确保SDGs推动农村地区的可持续进步，各国必须根据自身的具体现实情况、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将全球目标转化为本地化政策措施（Salvia等，2019）。利用其经济和技术优势，全球北方国家率先制定了多样化的农村政策，为在农村地区建设可持续人类住区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投资体现在韩国的新村运动中，该运动将国家对村庄改善的支持与社区动员相结合（Hong等，2023），也体现在支持住房、公用设施和社区设施的美国农村发展项目中（Kline和Moretti，2014）。其他倡议更加强调调动当地资源和参与，如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该运动鼓励村庄发展独特的本地产品作为农村振兴的途径（Schrager，2021），以及英格兰的LEADER和澳大利亚的Landcare中基于伙伴关系的方法（Bosworth等，2016；Wilson，2004）。这些方法提供了将公共支持与地方发展优先事项联系起来的不同方式。然而，在其原始环境之外应用这些方法需要注意社会经济条件、制度安排和地方能力的差异。因此，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这些经验为制定具体背景的农村政策提供了参考点。中国是全球南方中的一个重要案例，考虑到其庞大的农村人口和显著的城乡差距（Liu，2018）。自21世纪初以来，如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倡议通过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减贫以及在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的协调发展来解决农村发展问题（Long等，2010；Guo等，2022；Zhou等，2020）。这些倡议为中国持续建设可持续农村住区的努力提供了政策背景。尽管农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在使农村住区实现SDG 11所设想的包容、安全、韧性和可持续方面仍然存在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BHC），将物质条件的改善与村民的社会文化需求相结合（Zhang和Zhou，2023；Wang等，2024）。这一愿景提出了关于农村生活的物质和社会文化维度如何联系起来的问题，要求进一步解释BHC与关于农村未来的更广泛辩论的关系。关于农村未来的辩论既考虑了农村场所不断变化的用途，也考虑了发展活动如何组织。后生产主义学术研究了农业、环境关怀和农村消费角色的转变（Wilson，2001；Mather等，2006），而农村多功能性则关注生产、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的共存（Long等，2022）。新内生发展增加了对这些活动如何组织的关注，强调当地居民、村庄组织和公共机构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将外部支持与地方知识和需求相结合（Bosworth等，2016）。生计和住区的变化可能会改变这些关系，使生产、支持和义务之间的既定联系承受压力——我们在此称之为社会脱嵌的可能性（Polanyi，2002）。然而，这种联系不一定会消失。在中国，土地流失和搬迁可能会动摇既定的安全和村庄成员身份来源（Heger，2020），而劳动力迁移也可能表达对家庭的持续义务（Barbalet，2016）。因此，在这些变化中，农村关系如何维持或重塑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在中国，BHC是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协调农村发展的更广泛政策努力的一部分（Lincoln和Madgin，2018；Geng等，2023）。它对宜居宜业场所的关注使得生计活动与社会联系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和”为考虑如何在这些关系中协调不同需求提供了文化参照（Li，2006）。然而，它本身并不组织生产或集体事务。随着这些活动的变化，村民和村庄组织可能通过实践将这些活动与地方关系联系起来。我们用“再嵌入”来描述这些由行动者主导的努力，并检查与“和”相关的价值是否以及如何在其中表达。为了考察这些过程，本研究开发了一个围绕家庭、邻里和村庄生活组织的多尺度分析框架。它跟踪村民和村庄组织如何通过家庭内部的合作、邻居之间的互动和村庄事务的协调来表达与“和”相关的价值，以及这些实践如何将农村生产和集体事务与地方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因此，本文探讨三个问题：（1）“和”如何帮助解释BHC建设中的社会关系？（2）村民和村庄组织如何在家庭、邻里和村庄尺度上通过实践表达与“和”相关的价值？（3）这些实践如何将农村生产和集体事务与地方社会关系联系起来？本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2节开发分析框架。第3节介绍三坨村并描述数据和分析策略。第4节在家庭、邻里和村庄尺度上呈现发现。第5节讨论再嵌入，将案例置于农村发展的更广泛辩论中，并考虑研究的贡献和局限性。第6节得出结论。章节片段理论分析框架“和”的实践可以从亲密的人际关系考察到更广泛的集体生活，反映了其对人类关系不同领域中和谐的关注（Fang和McConochie，2020）。在中国农村，亲属关系和地理邻近将家庭与更广泛的村庄社会网络联系起来（Xiong和Payne，2017）。这为从家庭的亲密环境，通过日常邻里互动，到村庄事务的协调来考察BHC提供了基础。案例介绍本研究选择了重庆市奉节县安坪镇三坨村作为研究区域（图2）。三坨村位于三峡库区核心地带，距离县城20公里，土地面积7.98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47米，以山地丘陵为特征。该村由六个村民小组组成，有949户人家，人口2815人。脐橙种植是主导产业，主要依靠……家庭凝聚力1992年，三坨村被指定为三峡库区移民安置的首批试点之一。在随后的十年搬迁计划中，约800亩河岸土地被淹没，影响了70多户家庭的农田和房屋。政府实施了“就地搬迁”策略，将村民安置在附近较高地带。搬迁前，河岸土地主要用于种植传统作物，如……将生产和集体事务再嵌入地方关系搬迁改变了三坨村民的居住和耕作地点，而脐橙种植、非农工作和更广泛的市场化改变了生产的组织方式。这些变化在不同代际、生计需求和集体利益之间产生了新的协调需求。“和”为通过相互支持、互惠和共同责任来理解这种协调提供了文化参照（Li，2006）。它与BHC的相关性不在于文化本身起作用，而在于……结论本研究以“和”作为文化参照，通过家庭、邻里和村庄生活中的关系考察了和美乡村（BHC）的建设。三坨村提供了一个案例，其中搬迁和脐橙生计的发展改变了村民的居住地点、生产的组织方式以及需要集体协调的事务。分析在这些变化下跟随村民和村庄组织的行动……资助本工作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号：SWU2679129）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号：42471219）资助。CRediT作者贡献声明郑林旺：写作——初稿、可视化、方法学、调查、资金获取、形式分析、数据管理、概念化。程桂山：验证、调查。王成：写作——审阅与编辑、验证、监督、资源、调查、资金获取、形式分析、概念化。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他们不知道可能影响本文报告工作的任何已知竞争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致谢本工作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号：SWU2679129）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号：42471219）资助。特别感谢编辑和匿名审稿人的深刻和建设性意见。郑林旺 | 程桂山 | 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