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食物浪费行为的行为系统解析:基于COM-B与TDF框架的瑞典住户定性研究

《Future Foods》:Motivated to reduce food waste, unsure how: A qualitative study of household food waste behaviour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9日 来源:Future Foods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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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浪费对环境造成显著影响,减少家庭食物浪费仍是关键优先事项。然而,家庭食物浪费所涉及行为的复杂性仍未得到充分研究。本研究旨在理解家庭减少食物浪费的能力(Capability)、机会(Opportunity)与动机(Motivation)方面的障碍与驱动因素,

  
食物浪费对环境造成显著影响,减少家庭食物浪费仍是关键优先事项。然而,家庭食物浪费所涉及行为的复杂性仍未得到充分研究。本研究旨在理解家庭减少食物浪费的能力(Capability)、机会(Opportunity)与动机(Motivation)方面的障碍与驱动因素,以期为更优且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干预提供依据。研究人员采用归纳-演绎相结合的主题分析方法,运用两个理论框架,即能力-机会-动机-行为模型(COM-B)与理论域框架(Theoretical Domains Framework, TDF),对30个瑞典家庭的半结构化访谈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所有家庭均报告积极参与减少食物浪费的行为,这些行为涵盖共享购物清单到处理剩饭剩菜等多种形式。然而,家庭报告的障碍主要与能力相关,例如不了解进一步减少食物浪费所需的条件以及不理解减少食物浪费的后果;同时也与机会相关,包括减少食物浪费的社会影响以及环境资源与情境,例如在日常生活诸多其他需求中面临的时间限制。这意味着,减少家庭食物浪费的政策干预应帮助家庭克服时间限制的障碍,为其提供家庭内外部的社会影响,并强化其行为调节能力。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食物生产与消费对环境造成巨大压力,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三分之一。为实现气候目标及国际议程(如2030年议程和《巴黎协定》),必须减少生产端、消费端以及食物损失与浪费的影响。全球每年约有13亿吨食物在供应链中被浪费,食物浪费与食物损失合计约占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10%。在高收入国家,家庭是食物浪费的最大来源,瑞典2022年人均食物浪费达135千克,其中家庭层面约56千克/人,且超过25%的家庭食物浪费被认定为"非必要浪费"。
减少家庭食物浪费需要在微观层面深入了解个体当前的行为、动机与需求。已有研究多采用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强调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意图和行为的预测作用。然而,TPB将意图视为行为的前因,忽略了能力、机会和其他动机过程对行为的综合影响。家庭食物浪费涉及大量相互关联的行为,仅依靠TPB可能遗漏关键的行为决定因素,如知识、技能、行为调节和环境情境等。因此,本研究采用COM-B模型与TDF框架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分析瑞典家庭食物浪费行为的障碍与驱动因素,为设计针对行为系统中具体挑战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4年对瑞典30个家庭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研究采用定性访谈设计,因为家庭食物浪费行为模式受日常实践、惯例和情境化决策过程的影响,涉及多种相互关联的行为,通过参与者自身叙述能够更好地捕捉这些复杂性。受访者通过网络面板聚合器Cint招募,采用配额抽样以尽可能代表瑞典的人口分布,涵盖单身家庭、家庭、夫妻和退休人员等不同类型的家庭。每轮访谈约40分钟,通过电话或数字视频通话工具进行。最终样本量通过数据饱和确定,在第24次访谈后达到饱和,随后针对有子女家庭补充招募6名受访者,最终样本为30个家庭。
数据分析采用归纳-演绎相结合的主题分析方法。首先进行归纳分析,不预设编码框架,将涌现的模式聚类为初步类别;其次按食物旅程阶段(规划、购物、烹饪、丢弃)组织这些类别;最后应用演绎性的理论驱动编码,将主题映射到COM-B和TDF类别上。编码指南基于COM-B核心要素及其与TDF域的关系制定,每个编码项按高、中、低三级评分。为确保评分一致性,前两轮访谈由四位研究人员独立编码并比较讨论,其余28轮访谈以两人配对方式编码,分歧通过参照原始转录文本讨论解决。研究获得瑞典伦理审查机构批准(批准号023–08,108-01),所有受访者在访谈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三、研究结果
3.1 能力(Capability)
在心理能力方面,所有家庭均表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行为调节和记忆、注意及决策过程。约半数家庭表示在调节行为以尽量减少食物浪费方面存在困难,例如难以保持对冰箱储存食物的良好概览。家庭在"记住"减少食物浪费方面比"调节"行为方面表现更好,表明存在相互冲突的行为和事件干扰家庭减少食物浪费的意图。进入新的人生阶段(如生育子女)可能引入竞争性优先事项,导致家庭即使意识到"应该"减少食物浪费也会降低其优先级。相反,退休等人生阶段转变也为家庭提供了更强的行为控制机会。关于食物浪费的知识在所有家庭中均较高,约半数家庭将食物浪费与环境负面影响联系起来,另有约半数家庭主要从浪费金钱或资源的角度看待食物浪费。然而,家庭普遍难以确切知道如何进一步减少食物浪费,以及这样做需要什么条件。
在身体能力方面,所有家庭均表示减少食物浪费的某些方面存在困难,包括保持冰箱良好概览和防止食物变质。家庭经常提到保持购物清单和冷冻剩菜等具体行为,但多数家庭表示需要更好的规划和组织来减少食物浪费,例如设置专门的临期食品冰箱层或每周膳食计划。约三分之一的家庭提到在成长过程中被教导不浪费食物,这种教养方式对其行为产生深远影响。
3.2 动机(Motivation)
在反思性动机方面,几乎所有家庭均表示有减少食物浪费的激励,但也报告在维持动机方面存在困难。多数家庭表示减少食物浪费与其他行为直接冲突,例如按照个人偏好烹饪而非使用临期食材、避免他们认为不具吸引力的剩菜、或为节省时间而丢弃剩菜而非投入精力重新利用。约三分之一家庭报告已制定融入减少食物浪费的策略,如规划食品采购或组织冰箱和冷冻室储存。家庭普遍将减少食物浪费视为正常且符合其身份和社会/职业角色。虽然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减少食物浪费是有益的,但仅约半数家庭对自身行为能实现预期结果(如省钱、节约资源或减少环境影响)有信心。
在自动动机方面,多数家庭报告在成功避免浪费食物时产生积极情绪,在浪费食物时产生消极情绪。约半数家庭将食物浪费描述为"错误"或"令人不安的"。少数家庭报告了与食物浪费明确相关的情绪反应,如对食物安全的担忧、厌恶感,特别是涉及幼儿食品时,这些情绪可能导致食物被丢弃。
3.3 机会(Opportunity)
在物理机会方面,约半数家庭表示时间是减少食物浪费的限制因素,多数家庭提到与规划、准备和消费食物相关的竞争性需求,例如养育幼儿和繁忙的生活。约半数家庭报告使用触发器来减少食物浪费,但多数仅限于基本的提醒系统,如可见或共享的购物清单,仅少数家庭以广泛或系统的方式使用触发器。
在社会机会方面,家庭普遍不认为社会影响是行为的强驱动因素,许多受访者指出日常社交环境中缺乏关于食物浪费的有影响力的行为和讨论。约半数家庭表示自己几乎不浪费或完全不浪费食物,且认为自己比周围人做得更好。社会触发器不常被提及,仅少数家庭报告社会影响导致其改变食物浪费行为。相反,许多受访者报告其他家庭成员阻碍其参与减少食物浪费的行为,例如伴侣的烹饪习惯或对组织系统的不理解导致规划不善和食物浪费增加。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家庭普遍认为自己有能力减少食物浪费,例如了解为什么减少食物浪费很重要,且所有家庭均报告参与至少一种他们认为能减少食物浪费的行为。然而,家庭也感知到缺乏进一步减少食物浪费所需的技能,难以确切知道如何做。约半数家庭声称几乎不浪费食物,这种感知可能与实际浪费水平存在偏差,因为自我报告往往低估实际家庭食物浪费。这种"已浪费很少"的信念本身可能降低家庭进一步减少浪费的动机和感知能力,提示干预措施需要差异化:对认为自身浪费已很低的家庭,可通过测量或反馈帮助其评估实际浪费;对浪费水平较高的家庭,减少浪费的努力可能最有效。
研究还发现,家庭在减少食物浪费方面的信念能力(belief about capability)低于信念后果(belief about consequences),即家庭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减少食物浪费,且不完全确信减少浪费会带来预期收益。社会影响虽被识别为潜在干预手段,但本研究中家庭反而认为自己优于亲友,或自己是影响他人的一方,表明负面社会影响也必须被视为个体行为改变的障碍。
总体而言,减少家庭食物浪费涉及多种行为、驱动因素和障碍。政策制定者应针对家庭的能力和机会设计干预措施,帮助其克服时间限制障碍,提供家庭内外的社会影响,并强化行为调节能力,例如帮助其更好地规划和组织。未来研究可探索不同类型家庭之间关键障碍和驱动因素的差异,以制定更稳健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干预措施。
五、研究结论
家庭食物浪费在全球、欧盟和瑞典仍是关键焦点,但减少家庭食物浪费所涉及的复杂性被低估了。本研究通过收集瑞典不同类型家庭的实证证据,进一步理解家庭如何感知和理解其食物浪费所涉及的行为,并分析进一步减少家庭食物浪费的障碍和驱动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家庭之间在感知行为和决策过程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家庭普遍报告具有中到高水平的减少食物浪费的能力、机会和动机。所有家庭均报告积极参与至少一种减少食物浪费的行为,且有意愿参与减少食物浪费的行为。虽然家庭对食物浪费的知识水平较高,但他们在如何进一步减少食物浪费方面遇到障碍,感到缺乏必要的技能。特别是,家庭感知到缺乏进一步减少食物浪费的机会,社会影响普遍缺失,且缺乏环境资源和情境支持。许多家庭强调时间不足是减少食物浪费的障碍,并识别出与日常生活中其他行为的冲突。对于像瑞典这样的高收入国家,政策干预应承认家庭食物浪费行为的复杂性和不同家庭类型之间的行为差异,主要针对家庭的能力和机会,帮助其克服时间限制障碍,提供家庭内外的社会影响,并强化行为调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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