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成功依赖多样性与包容性：美国政策倒退的警示与毒理学病理学的承诺

《Toxicologic Pathology》：Letter to the Editor: The Importance of Diversity and Inclusivity in Biomedical Research

　　致编辑：“多样性”一词可定义为“由不同元素组成或包含不同元素的性质或状态”。在科学中，如同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多样性既涵盖人口统计学因素，也包括认知能力。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多样性包括但不限于各种职业属性，如专业领域、教育和生活经历、劳动力类型（如学术界、工业界、政府等），以及常见的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族裔和种族背景、性别认同、性取向、精神传统及其他核心品质。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塑造每位科学家独特视角和实证问题解决方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研究已反复证明，纳入具有不同背景（由教育和生活经历塑造）的个体，能显著提高科学调查与创新的质量。1 就其本质而言，多样性是自由学术探索精神在维护当前社会基础设施和推动未来科学进步中不可避免的伙伴。2相关的“包容性”一词定义为“所有个体都应基于其基本能力和优点，获得平等的获取机会、资源和权利的原则”。与多样性一样，包容性应不论个体的背景特质（如年龄、族裔、性别、性取向、精神观点及其他因素）如何而被适用。包容性同样是科学自由精神的忠实伴侣。在科学和生活中，多样性是不可避免的。个体在先天特征上显然存在固有差异。相比之下，包容性必须由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社区提供。包容不是一种内在（个体）选择，而是一种外在（社群）的接纳馈赠。文化偏见在科学中长期阻碍多样性和包容性。20世纪晚期之前，科学和医学中的教育和机会主要限于富裕的白人男性。因此，纵观历史，大多数科学突破都是由这一群体完成和/或归功于他们。然而，许多关键发现是由其他背景的个体做出的——古希腊的女数学家希帕蒂娅；18世纪美国黑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本杰明·班纳克；波兰女性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她是唯一一位在科学领域获得两项诺贝尔奖的人（1903年物理学奖[共同获得，是首位女性诺贝尔奖得主]和1911年化学奖[独得]）；以及20世纪中叶英国男同性恋逻辑学家艾伦·图灵，他被广泛认为是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仅举几个著名例子。这些人以及无数像他们一样的人，必须（并且常常仍需）在艰难的技术领域努力奋斗才能取得成功，这本身已十分艰难，但他们往往还要在追求梦想和科学工作的过程中承受巨大的社会偏见。他们的显著成就凸显了多元视角和来之不易的包容性能够增强科学创造力，从而丰富社会。尽管过去50年来科学领域在改善公平性方面逐步取得进展，但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机会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仍然存在。性别、族裔、身份和种族在科学教育和职业成就上的差距仍然是全球性问题。3-10 在美国，这种差距因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农业部（USDA）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最近一系列政治驱动的拨款取消而加剧，这些资金不仅对获取新知识至关重要，也对培养下一代研究人员至关重要。事实上，意识形态驱动的政府支持下降将摧毁美国科学事业，因为它削弱了国家在未来多年吸引和留住（国内外）科学人才的能力。11-13 取消旨在将科学推广为各行各业优秀人才职业道路的举措，以及终止支持基础与临床研究（旨在弥合日益多元化的美国人群中识别和治疗疾病的知识差距）的拨款，都有可能削弱国家创新管道，从而加剧健康差距，并限制针对紧迫公共卫生挑战制定公平、循证解决方案的能力。研究表明，最近的拨款中断对处于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的人（研究生、博士后研究员和助理教授）和女性影响最大。14,15 这种人才流失尤为有害，因为如今的学生和早期研究人员通常属于更多元化的科学家群体。16 21世纪全球科学的成功，要求这一崭露头角的年轻研究者群体获得推动未来科学创新所需的财政支持和思想自由。可验证的事实表明，我们生物医学社区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下降。2025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超过2000项NIH拨款被终止（包括个人和机构），其中涉及300多项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影响了约74000名患者。17 许多被针对的临床试验侧重于疾病预防、传染病和行为干预。17 对收到拨款终止通知的人的调查（1918份发出问卷，941人回应）显示，涉及健康公平的被取消拨款研究者中，约有一半本身就是少数族裔群体成员（例如，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BIPOC]）；例如，在研究性和性别少数群体（SGM）的人中，60%自认为属于SGM。14,15,18 此外，在机构拨款被取消（以打击反犹太主义为名）的受影响者中，约20%是犹太教徒。14 因此，与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相关的被终止拨款，既加剧了其中已有的健康和科学知识差距，也不成比例地影响了BIPOC、SGM、女性和/或来自弱势背景个体的医学和科学事业。14,15,18对外国研究人员的抵制是美国联邦政府政策中的一个要素，显示了对移民和国际合作的公开敌意。19-21 在科学方面，最近总统行政令22 大幅提高H1B工作签证费用（从2025年前通常5000美元或更少提高到超过100000美元），这将进一步影响美国的科学地位，限制我们招募和留住最佳人才（不论其国籍）的能力。11,20 这一费用对学术界和大多数从事科学研究的公司来说肯定不可行。签证费用的增加以及所表现出的对外国国民的实际和感知敌意将产生滚雪球效应，因为优秀国际学生和研究者将不愿来美国，更不用说留下来追求科学教育或职业机会了。11,13我们写这封信有几个目的。一是展示多样性和包容性作为科学成功的核心驱动力的重要性，这体现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历史崛起中，体现在主要研究型大学（及其衍生初创公司）和当前从事生物医学创新的众多公司中。第二个目标是提供一份有证据支持的进一步批评，针对美国联邦政府背离多样性和包容性（科学成功所需的基本原则）这一不正当且不合理的转向，现在美国和国际生物医学界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危险。最后的目标是坦率地表明我们的观点：全球毒理学病理学专业应将多样性和包容性视为基本信条，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组织都应秉持。我们认识到，对于具有不同个人特征和不同生活经历的个体之间所有差异达成完全共识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们主张，所有毒理学病理学家都应能够为了社会和社区的最大利益而共同努力，确保我们组织中的个体以及全球同事，基于其可见的优点（而非人口统计学和意识形态特质）而感受到尊重、被重视和欢迎。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了本文在研究、撰写和/或发表方面存在以下潜在利益冲突。Rani S. Sellers是《毒理学病理学》的副主编，Brad Bolon担任《毒理学病理学》的高级顾问。两位作者均未参与本文的同行评审或决策过程。资金作者未获得用于本文研究、撰写和/或发表的任何财务支持。ORCID iDsBrad Bolon https://orcid.org/0000-0002-6065-1492Rani S. Sellers https://orcid.org/0000-0001-8870-4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