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阳性印度女性中Hybrid Capture 2病毒载量（RLU/CO）与宫颈病变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及基因型整合诊断性能的探索性研究

《Frontiers in Global Women's Health》：Association of viral load values with cervical lesion severity and exploratory genotype analysis in HPV-positive Indian women

　　

背景：Hybrid Capture 2（HC2）以相对光单位/临界值（RLU/CO）提供高危人乳头瘤病毒（HPV）负荷的半定量估计，HPV基因分型可能增加分流评估的价值。研究人员评估了RLU/CO与宫颈病变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并探索基因型信息是否改善HPV阳性印度女性的诊断性能。方法：该横断面研究分两个连续阶段进行。初始阶段，217例连续HPV阳性女性接受HC2 HPV DNA检测、阴道镜引导活检和组织病理学评估。后续阶段，另一组111例HPV阳性女性接受相同的临床和组织病理学评估，并提供标本用于HPV基因分型。基因型富集组分别分析基因型分布、共感染模式和探索性基因型整合预测模型。全队列分析年龄、组织病理学和病毒载量（HC2 RLU/CO）。基因分型亚组额外评估HPV基因型分布和基因型整合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模型。研究进行描述性统计、Kruskal–Wallis检验及Holm校正的Dunn事后比较，以及带95%置信区间（CI）的ROC分析和配对DeLong比较。结果：RLU/CO值在研究特异性组织病理严重程度类别间存在差异，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LSIL）、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和浸润性宫颈癌的中位值高于正常组织学和慢性宫颈炎。在328例女性队列中，RLU/CO判别HSIL或浸润性宫颈癌（严重度评分≥3）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98（95% CI，0.726–0.868）。研究得出的Youden指数切点（cutoff）12.08 RLU/CO的敏感性为81.1%（95% CI，69.5%–90.9%），特异性为73.1%（95% CI，68.0%–78.0%）。在111例基因分型参与者中，HPV16是最常检出的基因型，多基因型感染发生于64例参与者（57.7%）。在基因分型亚组中，针对HSIL或浸润性宫颈癌的比较ROC分析显示，单独RLU/CO的AUC为0.659，RLU/CO联合HPV16/18为0.608，RLU/CO联合其他高危HPV为0.461。两种基因型整合模型均未较单独RLU/CO改善判别能力；这些探索性估计需在更大型独立队列中验证。结论：HC2 RLU/CO显示出识别HSIL或浸润性宫颈癌的潜力。研究得出的切点需在独立人群中验证。基因型整合模型在小亚组中表现不一。HPV16/18模型与单独RLU/CO相当，但结果均为探索性。临床实施前需更大型前瞻性研究。

研究背景：持续高危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是宫颈上皮内瘤变（CIN）和宫颈癌的核心病因，但HPV阳性女性的病变风险并不一致，临床需要分流工具识别需进一步评估者。Hybrid Capture 2（HC2）可提供相对光单位/临界值（RLU/CO）作为高危HPV病毒载量的半定量指标；既有研究提示较高RLU/CO与较严重宫颈病变相关，但临床分流阈值和预测可靠性尚未确定。HPV基因型可能影响感染生物学行为，尤其HPV16/18；多数研究采用的RLU/CO分带任意或验证不足，亟需以组织病理学为金标准的人群特异性验证和严谨统计模型。因此，研究人员评估HC2 RLU/CO与HPV阳性女性组织病理学宫颈病变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及诊断性能，并描述基因型分布、探索基因型变量是否在后续基因型富集队列中为RLU/CO增加判别信息。研究为两阶段横断面设计，全队列328例HPV阳性女性，结论显示RLU/CO与病变严重度相关，对HSIL或浸润性宫颈癌具一定判别能力，但基因型整合未显示明确增量价值，切点和模型需外部验证。其意义在于支持HC2病毒载量作为风险分层的潜在半定量标志物，同时提示不宜据此直接构建临床分流算法。
关键技术方法：采用两阶段横断面设计；全队列328例来源于AIIMS New Delhi妇产科2022年11月至2025年5月招募的HPV阳性女性，初始阶段217例，后续阶段111例并采集额外宫颈标本。HC2检测13种高危HPV DNA，以RLU/CO半定量病毒载量；所有对象行阴道镜引导宫颈活检，两名病理医师盲法评估并采用研究特异性组织病理严重度评分；基因分型亚组采用经验证下一代测序（NGS）流程报告基因型，混合感染定义为同一标本检出≥2种基因型；统计包括Kruskal–Wallis检验、Holm校正Dunn事后比较、ROC及95%CI、配对DeLong检验和探索性logistic回归。
研究结果：3.1 基线特征：328例HPV阳性女性中，正常117例（35.7%）、慢性宫颈炎140例（42.7%）、LSIL 18例（5.5%）、HSIL 20例（6.1%）、浸润性宫颈癌33例（10.1%）；总体平均年龄41.16±10.98岁，中位40岁（IQR，32–49）；平均RLU/CO 73.76±228.48，中位4.06（IQR，1.86–27.10），范围1.00–1,666.42；RLU/CO和年龄在组织病理类别间差异显著。3.2 病毒载量趋势：Kruskal–Wallis检验显示RLU/CO在五类间差异显著［H (4)=54.35，P<0.001］；Holm校正Dunn事后比较显示HSIL高于正常和慢性宫颈炎（均P<0.001），癌高于正常和慢性宫颈炎（均P<0.001），其余比较未显著；log₁₀(RLU/CO)箱线图显示良性类别较低、HSIL和癌较高。3.3 病毒载量诊断性能：全队列ROC分析显示RLU/CO判别研究特异性严重度评分≥3的AUC为0.798（95% CI，0.726–0.868）；Youden切点12.08 RLU/CO的敏感性81.1%（95% CI，69.5%–90.9%），特异性73.1%（95% CI，68.0%–78.0%），提示可用于风险分流，但切点在同队列选择评估，属探索性。3.4 基因分型亚组HPV基因型谱：111例中检出25种HPV基因型、255次基因型检出；47例（42.3%）为单一基因型，64例（57.7%）为多基因型；HPV16最常见，58例（52.3%），其次HPV31 39例（35.1%）、HPV6 23例（20.7%）、HPV42 16例（14.4%）、HPV61 15例（13.5%）、HPV33和HPV59各14例（12.6%），HPV18 8例（7.2%）。3.5 共感染模式与基因型类别：64例多基因型感染者中识别50种精确基因型模式；最常见为HPV16+HPV59 6例，其次HPV6+HPV31 4例，其他模式多为2例或1例；混合感染为总体最常见互斥基因型类别。3.6 研究特异性组织病理严重度评分类别内基因型分布：111例中正常30例（27.0%）、慢性宫颈炎42例（37.8%）、LSIL 11例（9.9%）、HSIL 11例（9.9%）、癌17例（15.3%）；混合感染总体64/111（57.7%），在正常15/30（50.0%）、慢性宫颈炎24/42（57.1%）、LSIL 6/11（54.5%）、HSIL 9/11（81.8%）、癌10/17（58.8%）；HPV16在HSIL 10/11和癌12/17中最常见，HPV31亦常见，HPV6见于5例HSIL和6例癌但多处于混合感染背景。3.7 基因分型队列比较ROC模型：111例中28例严重度评分≥3、83例<3；单独RLU/CO的AUC为0.659（95% bootstrap CI，0.538–0.781）；RLU/CO+HPV16/18的AUC为0.608（0.511–0.865），与单独RLU/CO比较P=0.618；RLU/CO+其他高危HPV的AUC为0.461（0.387–0.767），P=0.074；HPV16/18模型AUC高于其他高危HPV模型（P=0.049），但两种基因型整合模型均未较单独RLU/CO改善判别，结果属探索性。
讨论总结：RLU/CO随组织病理严重度升高，HSIL和癌高于正常及慢性宫颈炎，但类别间重叠明显，提示其应作为概率性风险标志物而非独立诊断措施。癌组RLU/CO中位值低于HSIL，可能反映浸润性癌生物学异质性及HPV DNA由游离型向整合型转变导致病毒颗粒产生减少，故RLU/CO不能严格区分所有高级别病变与癌。全队列ROC显示可用判别性能，但切点在同队列选择并评估，可能偏乐观，需独立外部验证。研究人群为HPV阳性后接受诊断性评估的转诊女性而非人群筛查，阴道镜引导活检可能富集临床明显疾病并提高癌比例，结果外推至常规筛查人群受限。基因型亚组显示HPV16最常见、混合感染常见，但样本小且各组织病理类别例数有限，基因型分布应视为假设生成；基因型整合模型未显示增量获益，不支持基于所评估基因型指标的病毒载量分流算法。优势包括覆盖正常至癌的组织病理谱、采用HSIL或浸润性癌这一临床相关终点、探索性基因型分析和配对模型比较并报告CI；局限包括基因分型亚组仅111例、结局事件少、基因型指标非互斥致混合感染可进入多个模型、CI较宽且无内部或外部验证。研究结论（翻译）：在该HPV阳性印度女性队列中，RLU/CO与宫颈病变严重程度相关，并对识别HSIL或浸润性宫颈癌显示有限至中等判别能力。基因型整合分析提示，与单独RLU/CO相比，加入HPV16/18状态未改善对HSIL或浸润性宫颈癌的判别；然而总体性能仍有限，纳入其他高危HPV状态的模型显示有限判别能力。鉴于基因分型亚组较小，这些发现为探索性，不应解释为可立即临床实施的证据。在提出任何临床算法前，需开展更大型前瞻性研究，进行全面基因型表征和独立验证，以确定病毒载量和基因型分流的可重复性及临床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