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老机构选择偏好异质性及其规划启示：基于上海的陈述性偏好研究

《Land》：Heterogeneity in Nursing Home Choice Preferences and Its Planning Implications: A Stated Preference Study in Shanghai

　　

养老机构供给与老年人偏好之间的错配已成为城市规划面临的关键挑战，然而，关于不同养老机构属性如何被评价以及此类偏好是否随人群群体而变化的研究仍十分有限。本研究通过在中国上海市中心城区开展的一项针对预老年人（pre-elderly）与老年人的陈述性选择实验（stated choice experiment），考察养老机构偏好的异质性及其规划启示。分析基于215份有效问卷和2813个选择观测值。研究首先采用多项Logit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NL）识别对养老机构属性的总体偏好，随后采用面板潜在类别模型（panel latent class models）揭示异质性偏好模式，并检验其与人口、社会经济及家庭特征的关联。估计所得的偏好参数进一步被用于从总体和群体特定两个视角评价浦东新区的109家现有养老机构。结果表明，在样本的陈述性养老机构偏好中，区位与医疗可达性是影响最大的两个属性，其次是照护服务质量、交通可达性和空气质量。然而，受访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偏好异质性。联合潜在类别模型（joint latent class model）识别出两个偏好类别：一个权衡类（trade-off class），对郊区区位表现出相对温和的抵触；一个区位锚定类（location-anchored class），对外围郊区区位表现出显著更强的抵触。年龄是类别归属最稳健的个体相关因素，年龄较大的受访者更可能属于区位锚定类。与子女同住显示出较弱的关联，而性别、教育、收入及子女数量在联合设定中不显著。基于偏好的评价进一步表明，现有养老机构在不同偏好群体中的适宜性存在差异。上述发现凸显了将偏好异质性纳入养老机构规划的重要性，并为改善机构照护供给与多样化照护需求的匹配提供了实证依据。

【研究背景与问题】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 demographic 转变之一，重塑了对住房、医疗和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到2050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预计将超过16亿，约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尽管许多国家日益推崇就地养老（aging in place），但机构养老仍是长期照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于需要在家无法充分提供的密集或持续照护的老年人而言。许多老龄化社会中机构照护供给规模可观：2021年或最近可得年份，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的长期照护床位数分别为每千名65岁及以上人口53.9、49.6、34.5和29.8张。与此同时，各老龄化社会机构照护容量的利用情况存在差异：2022年法国养老院入住率约为97%，而美国认证护理机构2025年入住率为79%。这表明机构养老不仅需要维持足够容量以容纳日益增长的照护需求，还需确保可用设施与老年人的需求和偏好相匹配。

这一挑战在中国尤为突出，中国正经历全球最快的老龄化进程之一，同时经历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老年人口增长、家庭照护能力弱化以及养老需求日益多样化，产生了对机构照护服务的巨大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机构照护容量的扩张未必转化为高利用率，截至2023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平均入住率仅为43.2%，进一步凸显了确保机构照护供给有效回应老年人实际需求与偏好的挑战。作为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之一，上海为考察这些挑战提供了代表性情境：到2025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约占上海人口的30.0%，大幅超过全国平均15.9%和全球平均10.4%。为应对快速老龄化，上海建立了被称为“90-7-3”框架的三级养老体系，约90%、7%和3%的养老需求预期分别通过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满足。然而，尽管持续扩张，当前机构养老体系仍面临供需之间的显著错配，不仅体现在设施总量上，也体现在其空间分布和功能适宜性上。特别是中心城区常因人口密度高而养老机构容量不足，而郊区虽在土地可得性和较低开发成本方面具有优势，却可能面临难以吸引居民和维持设施利用率的困难。

现有养老机构规划方法大多采取供给导向视角，聚焦设施配置、服务覆盖和容量供给等问题。尽管这些方法对确保机构照护资源的基本可达性至关重要，但往往隐含假设一旦满足数量要求，新提供的设施就能有效匹配老年需求。然而，养老机构选择并非仅由设施可得性决定，老年人会同时评价多个属性，包括空间区位、医疗可达性、交通便利性、居住环境、照护服务质量和可负担性。例如，郊区养老机构可能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更低的成本，但这些优势可能被距医疗资源、熟悉社区或家庭成员较远所抵消。因此，养老机构供需之间的空间错配不仅源于设施配置不足或不适当，也源于设施特征与老年人偏好之间的错位。此外，老年人不应被视为具有相同需求和决策机制的同质群体。养老机构选择由个体特征、生活经历、社会经济状况和家庭情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塑造，这可能影响对不同养老机构属性的重视程度以及这些属性如何被评价和权衡。由此，相同的设施特征可能在不同老年群体中产生不同程度的吸引力。这种异质性对养老机构规划尤为重要，因为仅基于平均偏好的策略可能忽视特定人群的不同需求，并进一步加剧设施供给与其潜在用户偏好之间的错配。因此，理解老年人的偏好及其异质性，对于从供给导向的供给转向偏好响应型养老机构规划至关重要。

【技术方法】研究采用陈述性偏好（SP）实验结合离散选择模型（DCMs）。首先通过文献回顾和对老年人的初步定性调查识别潜在属性，依据重要性、独立性和与研究目标的相关性三条标准精炼，最终选定六个属性：区位、空气质量、综合医院可达性、地铁站可达性、照护服务质量和月费。采用序贯正交设计（sequential orthogonal design）生成代表性备选方案并随机配对构建选择任务，每个任务呈现两家假设养老机构（A和B）并要求受访者选择其一，另设“两者皆不选”的退出选项，最终设计包含15个选择任务。选择数据通过在上海中心城区公园、社区活动中心等场所对非在住养老机构的预老年人和老年人进行面对面拦截问卷调查获得，共获215份有效问卷；每份问卷含15个选择任务，每位受访者完成7–15个，共获2813个有效选择观测值。分析先采用多项Logit模型（MNL）估计总体偏好（标准误在受访者层面聚类），再采用面板设定的潜在类别模型（LCM）识别异质性偏好模式并考察其与个体特征的关联；将估计的偏好参数应用于评价浦东新区109家现有养老机构，该区按距人民广场15公里、15–30公里和30公里以上划分为中心城区、近郊和远郊三个区位区。设施特征、服务供给和收费信息来自公开来源，综合医院和地铁站位置通过Google Maps获取以计算可达性指标。

【研究结果】
5.1 总体偏好：MNL模型McFadden伪R2为0.335，平均预测准确率为48.14%，所有变量均在0.01水平上统计显著。区位系数呈现非线性空间偏好梯度，受访者显著偏好更靠近城市中心的养老机构：相较中心城区，近郊区位系数为?0.455，远郊区位负效用更大，表明受访者可接受近郊养老机构，但明显更不愿选择远郊设施。月费呈相反方向的类似非线性模式：相较低成本，中等和高成本分别使选择效用降低0.387和0.602个单位。空气质量方面，相较优秀水平，一般水平使选择效用降低0.458个单位。医疗可达性是最重要属性之一，附近无综合医院显著降低选择效用。照护服务质量从优秀降至一般使效用降低0.758个单位。地铁可达性缺失亦与较低选择效用相关，但相较医疗可达性其效应相对有限。退出选项的强负向替代特定常数（ASC）表明受访者很少选择退出。相对重要性方面，区位和综合医院可达性占比最高，分别约为32.07%和30.99%，其次是照护服务质量（16.38%）、地铁可达性（10.69%）和空气质量（9.89%）。而直接排序中综合医院可达性最高（37.83%），其次为照护服务质量（30.87%）、空气质量（17.83%）、区位（8.70%）和地铁可达性（4.78%）。两种方法存在明显差异，最显著的是区位：仅约9%受访者直接将其列为最重要属性，而MNL估计赋予其约32%的最高相对重要性，这主要归因于远郊区位的强负效用；当排除远郊、将区位简化为中心城区与近郊比较时，其相对重要性降至12.64%，更接近直接排序结果。空气质量则呈相反模式。这些差异反映了偏好诱导方式的差异：直接排序反映单独评价时的感知重要性，而陈述性选择实验要求在多个属性同时变化的备选方案间选择，因而捕捉显式权衡下的偏好。

5.2 偏好异质性：研究先估计无类别归属协变量的模型，再分别纳入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子女数量和居住安排六项个体特征估计六个独立LCM，最后同时纳入所有六项特征估计联合LCM；教育、收入等序数类别变量直接使用原始有序编码。基于信息准则（AIC、BIC、CAIC）、估计稳定性和实质可解释性比较2–4类模型，AIC在全部六个独立设定中偏好更多类别，BIC在六个中有五个如此，而CAIC一致偏好两类设定，部分更高类别解呈现不稳定参数估计或较难解释的偏好模式，综合考量支持采用两类设定。

5.2.1 人口学相关偏好异质性：年龄与类别归属显著相关，性别未提供额外解释力。年龄LCM识别出两个偏好群体，类别1占样本76.1%，类别2占23.9%；类别归属模型中显著为负的年龄系数表明属于类别1的概率随年龄下降、属于类别2的概率随年龄上升，例如属于类别2的预测概率从60岁时的16.67%升至70岁时的28.52%和80岁时的44.30%，但在后者仍低于50%。类别1中所有属性系数均统计显著，最强负效用来自医院不可达，其次是远郊区位和较差照护服务，近郊和远郊区位均产生显著负效用，表明该类受访者亦偏好中心城区，但其对郊区的抵触弱于类别2；医院可达性对该组尤为重要，空气质量差产生的负效用也相对大于类别2。类别2对区位表现出显著更强的敏感性，远郊区位产生所有属性中最大的负效用，且医院和地铁不可达及月费的负系数均大于类别1，而照护服务质量系数在两组间非常相似。基于性别的LCM未识别出类别归属的显著差异，其类别特定偏好模式与无个体特征LCM高度相似。总体而言，人口学异质性主要与年龄相关，偏好强度差异尤其体现在区位、可达性和月费上。

5.2.2 社会经济相关偏好异质性：教育和收入水平均未显著贡献于类别归属，两个模型识别出相似的类别构成（类别1占77.5%，类别2占22.5%），其类别特定偏好模式与无个体特征LCM高度相似，表明教育和收入在此情境下不是系统性偏好差异的主要来源。

5.2.3 家庭结构相关偏好异质性：居住安排和子女数量均与类别归属显著相关。居住安排LCM中类别1占78.3%，类别2占21.7%，与子女同住者更可能属于类别1，独居与类别归属无显著关联；类别1受访者对多个属性均显著（医院不可达负效用最大，其次为区位、照护服务和空气质量），表明较全面的评价；类别2对郊区区位和较差可达性负系数更大，最强负效应为远郊区位，其次为医院不可达和高月费，相较类别1对偏远区位（?3.306 vs ?1.165）、医院不可达（?1.888 vs ?1.352）和地铁不可达（?0.875 vs ?0.415）的抵触显著更强。子女数量LCM识别出两类（76.7%和23.3%），类别归属模型中显著为负的子女数量系数表明子女越多者越可能属于类别2；类别1中医疗可达性影响最大，中等月费系数不显著；类别2对区位、医疗可达性和可负担性尤为敏感，远郊区位负效用（?3.420 vs ?1.115）和地铁不可达负效用（?0.819 vs ?0.418）更大，可能反映其更重视与家庭成员保持联系，高月费负效用也更强（?1.124 vs ?0.461），可能涉及家庭层面的财务考量。

5.2.4 偏好异质性联合分析：各独立LCM一致识别出两个偏好结构相似的类别，类别1对多个属性敏感性相对均衡，类别2对远郊区位、医院和地铁不可达及较高月费抵触显著更强，这种重复出现提示各独立模型可能部分捕捉了相同的潜在偏好分群。联合LCM识别出两类（76.6%和23.4%），偏好结构与此前独立模型高度一致：类别1对几乎所有不利属性水平表现出显著负效用，医院不可达和远郊区位负效用最大；类别2对远郊区位抵触更强（?3.377 vs ?1.118），医院不可达、地铁不可达和月费负系数更大；照护服务质量系数在两类间相似，空气质量一般仅在类别1显著。基于此，研究将类别1称为权衡类（trade-off class），类别2称为区位锚定类（location-anchored class）。Wald和似然比（LR）检验显示，最显著差异为远郊区位（两项检验均p < 0.001），高月费差异亦获两项检验支持（LR检验p = 0.046，Wald检验p = 0.085），医院和地铁不可达在LR检验中呈边际显著（p = 0.059和0.057）但Wald检验中不显著，其余属性系数无统计显著差异；以医院不可达为共同参照的系数比值归一化保持了类别间差异方向，远郊系数与医院系数之比在类别1为0.823、类别2为1.839，表明远郊区位在类别2中相对权重显著更大，说明观察到的偏好模式不能仅归因于效用尺度的比例差异。联合类别归属模型中，同时考虑所有特征后年龄仍是类别归属的显著预测因素，年龄较大者更可能属于类别2；与子女同住与类别1归属正相关但仅10%水平边际显著；性别、教育、收入、独居和子女数量不再显著。独立模型中观察到的子女数量关联在联合控制年龄等特征后消失，表明其并非独立于更广泛的人口与家庭特征；居住安排证据较弱也表明其关联与其他个体特征部分重叠。模型比较显示联合模型AIC、BIC和CAIC均高于仅含年龄模型，表明额外归属协变量提供的改进不足以抵消模型复杂度的增加。

5.3 浦东新区养老机构评价
5.3.1 总体评价：各养老机构区位按与陈述性选择实验相同的设定编码，中心城区为参照类别。空气质量未纳入效用计算，因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站的AQI和PM2.5数据显示中心城区、近郊和远郊之间无显著差异，且监测数据空间分辨率不足以可靠刻画单家养老机构的空气质量。医院可达性以到最近综合医院的网络距离衡量，采用5 km阈值区分可达与不可达。地铁可达性以是否位于地铁站1 km步行范围内（约15分钟步行）确定。月费依据观察到的收费分布和受访者可接受月支出分为低（CNY 5000/月）三个水平，该货币阈值仅用于实证评价中的操作性定义，未在实验中呈现给受访者。服务质量因可得信息不足以可靠区分各机构服务水平而未纳入效用计算，鉴于优秀服务质量为模型参照类别，所有机构的服务质量贡献设为零。基于MNL系数计算各机构效用，呈现清晰空间梯度：中心城区养老机构效用总体最高，近郊居中，远郊最低；同一区位区内部亦存在因医院可达性、地铁可达性和月费差异而产生的显著变异。该空间格局与既往关于上海中心区位养老机构需求更强、部分郊区设施利用不足的研究一致，表明若中心城区预老年人和老年人不愿迁往其认为吸引力较低的设施，单纯在外围地区增加供给效果可能有限。

5.3.2 群体特定评价：采用联合LCM的类别特定系数计算效用，两类均呈现与总体MNL评价相似的一般空间梯度，但梯度幅度差异显著。类别1（图6a）效用值范围为?3.35至0，从中心城区到郊区的效用下降相对温和，同一区位区内机构间变异较大；类别2（图6b）空间梯度陡峭得多，效用范围显著更宽，为?7.18至0，特别低的效用值集中于远郊设施。这与联合LCM估计一致：相较类别1，类别2对远郊区位负偏好显著更强，对医院和地铁不可达及中高月费的负系数更大。结果表明两个潜在类别主要在对区位、可达性和成本劣势的敏感性上不同，而非呈现根本对立的空间偏好模式。

【讨论总结】理论启示方面，研究提供实证证据表明养老机构偏好是一个多维效用评价过程，空间、功能和经济考量共同反映在陈述性选择中。区位本身是偏好的重要维度，效用从中心城区向外围明显下降；但机构的总体空间吸引力既反映区位贡献，也反映周边可达性条件的贡献，显著的区位系数应解释为在单独设定可达性和空气质量属性之后剩余的区位偏好，可能捕捉了邻近熟悉生活与社会环境等其他未显式表征的空间考量。因此，仅提升服务质量或降低费用可能无法完全补偿不利的空间条件。外部城市设施的可达性构成养老机构评价的一个独立维度，其显著效应表明养老机构不应被视为孤立的居住设施，而应视为嵌入更广泛城市基础设施与服务网络中的节点：邻近医院可降低潜在健康风险相关的不确定性，便利交通可维持与家庭和社会网络的联系。这一视角将既有理解从简单的供需空间匹配或设施改善转向更综合的评价框架。关于偏好异质性，研究发现其程度显著，但来源似乎具有情境特定性而非与所有个体特征普遍相关；联合LCM显示年龄是控制其他特征后唯一稳健的相关因素，与子女同住仍在10%水平边际显著，子女数量不再显著。异质性不仅源于属性重要性差异，也源于个体对每一属性的解读与评价方式不同：年龄较大者更可能属于区位锚定类，对远郊区位抵触更强、对医疗可达性更敏感（后者差异在LR检验中仅边际显著），这可能反映其对可靠照护资源依赖增强及对空间迁移相关不确定性的容忍度较低，与高龄老人常因情感成本和对不熟悉环境的不确定性而不愿搬迁、倾向维持既有生活情境和照护关系连续性的证据一致；权衡类成员概率随年龄下降，对郊区设施更接受且空气质量系数更大（该差异未达统计显著）。家庭结构也可能起作用，但独立关联不如年龄稳健：独立模型中与子女同住与类别1概率较高相关，可能因同住提供的家庭支持降低了对中心区位和外部可达性的依赖；子女数量较多的受访者更可能属于类别2，可能反映对入住后维持家庭联系的关切，其更强的成本敏感性也可能超出个体可负担性而涉及代际资源配置，但该关联在联合LCM中不再显著，相关家庭解释仍属有待未来工作检验的假设。年龄和家庭情境的关联还可能与身体健康和功能状态差异有关，既往研究识别出不同偏好类别且年龄较大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依赖程度较高与类别归属差异相关，提示异质性可能部分反映功能能力差异；健康与功能状态可能是另一重要异质性来源，值得进一步研究。方法学启示方面，关键贡献在于证明潜在类别模型在识别超越基于可观测特征预设分类的偏好分群方面的优势：传统方法通常假设偏好异质性沿预设人口学边界分布，而LCM从观察到的选择模式识别潜在偏好类别并考察个体特征与类别归属的关联，结果表明并非所有可观测特征都能显著解释类别归属，说明可观测特征只是潜在偏好结构的不完美代理。LCM的另一方法学优势在于容纳重复选择数据的面板结构，在受访者层面定义类别归属并联合建模同一受访者的选择序列，确保潜在偏好结构归属于受访者而非单个选择情境；本研究考虑面板结构导致估计结果发生实质变化，凸显该建模方法的重要性。区位锚定类的强抵触还引发对决策机制的疑问，可能不仅反映更强的中心区位偏好，也反映非补偿性筛选过程：在高后验概率（≥0.8）属于类别2的受访者中，76%在有远郊备选时从未选择远郊备选，而强归属于类别1的受访者中仅3%如此，这与非补偿性筛选的可能性一致，但无法排除对远郊的强补偿性偏好；由于当前LCM假设属性间补偿性权衡，改善远郊设施的预测收益对绝对排除此类区位的受访者可能被高估。退出选项方面，“两者皆不选”很少被选中，反映为总体MNL和LCM中一致的大负ASC，因此估计偏好主要解释为陈述性选择情境下养老机构属性间的权衡，而非实际选择机构照护而非退出的意愿。实践启示方面，基于109家机构的属性分布，按各区内医院可达性、地铁可达性和月费的众数水平构建典型中心城区、近郊和远郊机构配置，并按监测数据将空气质量设为优秀；鉴于照护服务质量可靠信息不可得，考虑两种假设：三地照护服务相等，以及郊区机构照护服务更好。在照护服务相等假设下，中心城区机构总体效用最高，预测选择概率为66%，近郊为32%，远郊为3%；该偏好在中两类中均明显，在区位锚定类尤为突出，中心城区预测选择概率为74%。即使在郊区照护服务更好的假设下，中心城区机构总体预测选择概率仍达47%、类别2中为57%，尽管近郊机构总体吸引力相当（48%）。这些预测表明单纯在外围地区扩大养老机构供给可能不足以吸引潜在用户；在“90-7-3”框架下，机构养老目标最终转化为养老机构容量及相关用地供给要求，倾向于将额外容量配置于郊区部分反映了郊区土地更可得、成本更低，而非规划者忽视潜在用户偏好，但这些优势可能无法抵消医疗可达性、交通便利性和与既有生活环境感知距离方面的劣势。郊区养老机构规划应从区位导向策略转向配置导向策略，因为吸引力不仅取决于区位，也取决于周边设施、服务供给和可负担性，后述属性提供了补偿郊区区位劣势的重要机会；联合改善这些属性可显著提高郊区机构的预测选择概率，尤其对远郊设施（同时改善医院和地铁可达性并降低月费）相较近郊仅改善地铁可达性效果更明显。从空间规划看，改善与医院的连接和确保便利公共交通尤为关键，因为这些属性取决于外部设施配置；未来郊区养老机构应规划为嵌入更广泛服务网络的综合设施而非孤立住宅开发；估计的偏好模型可为选址—配置（LA）分析提供定量效用函数，未来LA模型可显式最大化基于偏好的效用。服务质量与可负担性是提升吸引力的其他维度，但估计的照护服务质量系数代表一般与优秀总体服务水平间的效用差而非各服务成分的单独效应，规划实践中总体服务质量提升可能涉及日常照护、康复和娱乐服务的不同组合。实施配置导向方法超越任何单一规划主体的职责，需养老、土地利用、医疗和交通规划间协调，这与大都市区碎片化治理背景相关。此外，郊区机构并非在所有偏好类别中均缺乏吸引力：权衡类对近郊和远郊机构接受度相对更高，在郊区照护服务更好假设下近郊机构预测选择概率甚至超过中心城区（50% vs 43%），表明该偏好特征受访者可能是郊区开发的重要潜在市场；对区位锚定类，避免高月费并确保良好医院和地铁可达性对提升吸引力可能尤为重要，尤其近郊区位补偿区位劣势潜力更大。总体而言，未来养老机构规划应从供给驱动转向偏好响应型，规划者应优化设施的空间与运营配置以更好契合异质性居民偏好，将基于偏好的评价纳入空间规划可改善资源配置并增强郊区设施容纳未来养老需求的潜力。局限性方面：第一，研究仅在一个城市开展，样本主要为中心城区居民，男性比例较高且含部分预老年人，故观察到的中心城区区位偏好应解释为该特定样本的陈述性偏好而非上海整体老年需求的代表，可能导致的空间效用差异不应解释为各地区本地老年人偏好；性别与类别归属无显著关联部分缓解了男性比例较高的代表性担忧；预老年人偏好应主要解释为与未来养老规划相关。第二，研究主要关注人口和社会经济差异，身体健康与自理能力也有重要作用，但自理能力受限的受访者数量较少，未来应纳入更多不同健康状况和照护需求的老年人。第三，陈述性选择实验无法纳入所有潜在相关因素，研究在属性覆盖与受访者负担间做了平衡，必然涉及对多维或连续特征的简化（空气质量仅代表居住环境一部分、综合服务质量不区分具体服务、二元可达性测度不捕捉连续距离和个体可接受出行距离差异），未来可探索高效设计或部分轮廓设计、非补偿性选择模型，并结合陈述性与显示性偏好数据验证。第四，设施层面评价是基于偏好的评估而非对观察到的利用率的验证，109家机构缺乏全面可靠的入住或空置数据，无法直接检验基于偏好的效用是否预测实际入住。

【研究结论翻译】研究利用从上海市中心城区预老年人和老年人收集的陈述性选择数据，考察了关于养老机构总体偏好、偏好异质性及其对养老机构规划启示的三个相关问题。关于总体偏好，结果表明在这些受访者中，区位和医疗可达性是影响最大的两个属性，其次是照护服务质量、交通可达性和空气质量；这些发现凸显了空间与功能属性的重要性，表明养老机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多属性决策，而非对设施可得性的简单反应。关于偏好异质性，潜在类别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受访者之间的显著差异，识别出一个权衡类和一个区位锚定类，后者对外围郊区区位表现出显著更强的抵触；年龄是类别归属最稳健的个体相关因素，与子女同住显示较弱关联，性别、教育、收入和子女数量在联合设定中不显著。关于对养老机构规划的启示，基于偏好的评价揭示了空间区域和所识别潜在类别间效用的差异，凸显了超越供给导向养老机构规划、转向更偏好响应型策略的必要性；规划者不应简单地增加设施容量或将资源迁往郊区，而应考虑设施特征是否与其潜在用户的偏好相契合。例如，郊区养老机构可通过协调改善医疗可达性、交通连接和服务质量而变得更具吸引力，同时在设计和配置养老资源时应考虑不同偏好群体。通过识别异质性偏好结构并将其应用于现有设施评价，本研究为理解养老机构规划中的供需匹配提供了更细致的途径，并为发展更有效、更具包容性的养老体系提供了实证依据。在解释这些发现时仍需考虑若干局限：研究基于上海的情境特定样本，陈述性选择实验必然简化了养老机构属性的范围和表征，且基于偏好的评价无法直接依据全面的设施层面利用率数据加以验证。因此，未来研究应使用更具代表性和地理多样性的样本检验结论的可迁移性，纳入更广泛的健康和功能特征，探索更高效的实验设计以容纳更多养老机构属性，并将陈述性偏好数据与显示性选择或设施层面利用率数据相结合，以进一步评估偏好响应型养老机构规划的实际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