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Cultural Heritage Recognition, Spatial Accumulation and Dynamics: An Institutional Spatial Perspective on Sustainable Spatial Planning in Fuji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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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遗产空间格局既反映了历史资源的长期累积，也体现了其被纳入国家遗产保护体系的先后识别过程。此处，识别年份特指遗产资源被纳入国家保护体系的时间，而非遗产本身形成的时间。现有研究已广泛考察遗产分布及其时空演变，但鲜有将连续的识别批次视为具有时间顺序的制度空
摘要：文化遗产空间格局既反映了历史资源的长期累积，也体现了其被纳入国家遗产保护体系的先后识别过程。此处，识别年份特指遗产资源被纳入国家保护体系的时间，而非遗产本身形成的时间。现有研究已广泛考察遗产分布及其时空演变，但鲜有将连续的识别批次视为具有时间顺序的制度空间序列。本研究以中国福建省四类国家级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村落（CTVs）、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NKCRPUs）、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NICH）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名镇（CHCTs）为对象，依据识别批次构建累积识别空间序列，并考察其整体空间格局、累积空间动态及类型间空间关联。结果表明：（1）CTVs、NKCRPUs与NICH呈现显著集聚，而CHCTs在采用共同研究区时未表现出统计学上显著偏离随机分布的特征，高密度核心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2）CTVs与NICH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持续性，NKCRPUs由早期扩张转向稳定延展，CHCTs则呈现较为明显的重构后趋于稳定，但其样本量较小限制了结果的稳健性；（3）遗产类型间的空间关联具有尺度依赖性，CTVs–CHCTs与NKCRPUs–NICH呈正向关联，其余组合关联较弱或仅呈局部关联。基准分析进一步表明，后期阶段的稳定化在很大程度上与累积设计相一致，仅有有限的证据支持存在真正的阶段特异性空间调整。通过将识别批次转化为按时间排序的空间数据，本研究揭示了静态遗产清单无法捕捉的累积、扩张与重构过程，为识别潜在文化遗产集群及空间关联的遗产组合提供了空间基础，进而支撑可持续空间规划。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文化遗产不仅是需要保护的历史遗存，更是长期人类活动、聚落发展、文化传播与社会经济过程的空间表征。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历史城镇与地方文化传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长期人口迁移、生产活动、社会交往与区域联系逐步嵌入特定空间环境。因此，当前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不仅反映遗产资源自身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也映射了长期历史过程塑造的聚落体系、文化联系与区域空间结构。随着快速城镇化、城乡空间重构以及对历史文化空间保护需求的增长，文化遗产研究已从单体遗产保护逐步扩展至历史空间结构识别与区域空间治理。
然而，现有研究存在明显不足。多数研究依赖特定时间点的文化遗产清单，将已识别遗产视为相对静态的空间整体，描述了遗产分布的空间结果，却较少关注这些格局如何通过连续批次逐步被识别、认定并纳入国家保护体系。国家级文化遗产通常并非一次性全部认定，而是依据遗产保护需求、认定标准与制度安排的变化，通过多个批次逐步纳入国家保护体系。不同识别批次因此构成了具有内在时间顺序的空间信息，反映了国家保护体系的渐进扩展。但以往研究一般将识别批次视为时间分类或静态清单，未将其作为时间有序的制度空间序列加以分析。
福建省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案例。其多样地貌与长期人口迁移、聚落发展及区域文化交流塑造了文化多样、空间分异的区域结构。四类遗产在福建均具有较为完整的国家级识别记录，为构建带制度时间信息的文化遗产空间数据库提供了适宜条件。基于此，研究人员将四类国家级文化遗产的识别批次转化为时间有序的制度空间快照，构建累积识别空间序列，建立"整体空间格局–累积空间动态–类型间空间关联"的分析框架，回答三个问题：四类遗产在福建省的整体空间分布与集聚特征如何；随着国家识别批次推进，不同遗产类型的累积识别空间在空间中心、范围、集聚核心与空间连续性方面如何变化；不同遗产类型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空间关联，以及这些关联在何种空间尺度上表现。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选取中国传统村落（CTVs）、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NKCRPUs）、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NICH）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CHCTs）四类国家级文化遗产。CTV数据主要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涵盖2012至2023年六个识别批次；NKCRPU数据来自Ye等编制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空间数据集，涵盖八个识别批次；NICH数据来自Guo等编制的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数据集，涵盖五个批次；CHCT数据来自Yu等编制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及相关历史文化遗产清单数据集。数据经交叉核对、去重及坐标标准化后，最终纳入552个CTVs、167个NKCRPUs、146个NICH项目及19个CHCTs。所有遗产均转换为点状空间数据并统一采用WGS84坐标系。
研究得出三项主要结论。第一，四类遗产整体空间格局明显分化。CTVs、NKCRPUs与NICH呈现显著空间集聚，CHCTs在采用共同研究区时未表现出统计学上显著偏离随机分布的特征。核密度估计（KDE）结果显示高密度区域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但各类型集聚核心的位置与空间范围差异显著。第二，不同遗产类型的累积识别空间呈现持续性、扩张与重构的差异化模式。CTVs与NICH保持较强空间连续性，新增遗产点主要延伸既有集聚区域；NKCRPUs经历明显早期空间调整与扩张后逐渐形成稳定延展模式；CHCTs早期空间变化较大后趋于稳定，但小样本量限制结果稳健性。第三，遗产类型间呈现多尺度空间关联。交叉L函数（Cross-L）分析显示CTVs–CHCTs与NKCRPUs–NICH在较广距离范围内呈显著正向关联，CTV–NKCRPU与CTV–NICH在全局包络线下关联较弱或不显著，其余组合仅在特定距离尺度呈尺度依赖性关联。
三、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最邻近指数（NNI）用于判断遗产点在研究区内整体集聚、随机或分散分布，以福建省行政边界124,000 km2作为四类遗产的共同研究区。核密度估计（KDE）用于识别遗产空间集聚强度与主要集聚核心，采用四次核函数，输出像元100 m×100 m，搜索半径由ArcGIS Pro默认计算确定。平均中心用于测度各累积阶段遗产分布的整体地理中心，并计算相邻阶段间欧氏距离以衡量空间中心移动幅度。标准差椭圆（SDE）用于刻画累积识别空间的整体范围、方向与离散程度，比较相邻阶段间椭圆面积、主轴与旋转角变化。巴塔查里亚系数（BC）用于量化相邻累积阶段间核密度概率分布的相似性，取值0至1，越接近1表示空间密度结构连续性越强。双变量Cross-K函数及其变换形式Cross-L函数用于检验不同遗产类型在不同距离尺度上的空间关联，以双变量完全空间随机（CSR）为零模型，执行999次蒙特卡罗模拟，距离间隔5 km，最大分析距离100 km，采用Ripley各向同性边缘校正及全局95%蒙特卡罗包络线。此外，研究对全部四类遗产开展基准分析，将遗产点批次标签随机重排99次，比较观测值与随机化分布以判断后期稳定性是否纯由累积设计所致。
四、研究结果
整体空间格局。NNI结果显示CTVs的NNI为0.807（Z=?8.678，p<0.001），NKCRPUs为0.699（Z=?7.447，p<0.001），NICH为0.420（Z=?13.413，p<0.001），三者均呈显著集聚，其中NICH集聚强度最大；CHCTs的NNI为1.193（Z=1.611，p=0.107），未显著偏离随机分布。KDE结果显示CTVs在闽东宁德、福州周边及闽西南漳州形成高密度核心，泉州与龙岩出现次级中心；NKCRPUs以泉州为主核心、福州为次级中心；NICH在泉州–厦门与福州形成两大沿海高密度核心；CHCTs呈显著单核心模式，主核心位于宁德，漳州与泉州有有限次级热点。
累积平均中心迁移。CTVs相邻阶段迁移距离为7.39、19.04、7.82、12.86与0.89 km，后期趋于稳定；NKCRPUs早期调整明显，C1–C2达43.99 km，C7–C8降至3.71 km；NICH迁移距离为6.96、3.69、6.32与0.66 km，整体空间位置稳定；CHCTs迁移幅度最大，C1–C2达109.74 km，因总样本仅19个，单个新增点影响显著。
累积空间范围。CTVs椭圆面积在58,905至64,931 km2之间波动后稳定于56,314 km2，空间范围相对稳定但空间构型调整明显；NKCRPUs椭圆面积从C1的5,308 km2持续扩张至C8的58,525 km2，主轴标准差从14.34 km扩展至162.24 km，呈最显著空间扩张；NICH椭圆面积维持在47,419至51,392 km2之间，空间范围稳定；CHCTs因样本不足C1–C3未报告SDE，C4起面积从42,144 km2增至C6的61,924 km2后基本不变，呈早期扩张后稳定。
累积空间集聚演变。CTVs首批即在宁德形成高密度核心，后续批次持续强化该核心并逐步在漳州、福州、泉州形成次级热点，未出现全新远距离核心；NKCRPUs初始热点位于泉州，随批次推进泉州核心持续强化，福州周边集聚逐步增强；NICH首批即形成泉州–厦门与福州两大沿海核心，后续新增项目主要叠加于既有核心内或周边；CHCTs早期热点集中于闽西龙岩，随批次推进集聚中心逐步东移，最终高密度核心确立于宁德，漳州发展为次级热点，呈现明显空间重构。
累积模式空间相似性。CTVs的BC值介于0.968至0.997之间，持续保持高位；NKCRPUs由0.764与0.783逐步升至0.953、0.964与0.993，早期调整明显后连续性增强；NICH的BC值为0.954、0.989、0.994与0.993，持续高位；CHCTs由0.222升至0.802、0.744、0.921与0.963，早期波动较大后趋稳。基准分析显示，后期BC稳定化与累积设计基本一致，仅CTV C2–C3平均中心位移接近显著水平（p≈0.04），其余中心位移未达0.05显著性水平，支持真正阶段特异性空间调整的证据有限。
类型间空间关联。CTV–NKCRPU在多数距离呈负向关联但落在全局包络线内；CTV–NICH关联较弱，观测值接近CSR预期；CTV–CHCT与NKCRPU–NICH在约10至100 km范围内观测值持续高于全局包络线上界，呈强且持续的正向关联；NKCRPU–CHCT仅在短距离呈正向关联但多数落在包络线内；NICH–CHCT在约75至100 km呈尺度依赖性正向关联。进一步检查表明，仅7个CTVs（约1.3%）落入CHCT点5 km缓冲区内，排除CTV–CHCT正向关联主要由构造效应所致的可能。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四类遗产未遵循共同空间演化模式，差异可归因于空间载体、识别标准与批次规模三方面因素。CTVs具有明确的聚落型空间载体且与区域聚落体系密切关联；NICH缺乏固定物理载体但在区域尺度上强烈集聚；NKCRPUs作为具有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的物质遗存，其识别随批次逐步扩展；CHCTs代表具有整体历史文化价值的城镇，少量点位使累积模式对个别新增高度敏感。累积视角区别于以往研究之处在于：累积序列依据各遗产类型实际识别批次构建而非历史时期或起源年代，且对四类遗产应用相同累积逻辑以支持跨类型比较。研究强调，所考察的空间动态指国家识别空间的动态而非遗产本身的历史形成或文化扩散过程。关于规划启示，研究指出当前遗产保护常以单体遗产或单一类型为基本规划单元，而跨尺度空间关联提示规划应更多关注空间关联的遗产组合，从单体保护转向连片与区域保护。对于呈广域正向关联的类型可识别区域尺度文化遗产集群；对于仅在短距离关联的类型则应更多关注单体遗产周边历史环境与公共空间联系。文化遗产空间规划不应采用单一空间尺度或统一规划模式，而应依据不同遗产类型关联的空间尺度确定适宜保护与规划范围。
研究结论可归纳为三点。第一，四类遗产整体空间格局明显分化。CTVs、NKCRPUs与NICH呈显著空间集聚，CHCTs在共同研究区下未显著偏离随机分布；KDE结果显示高密度区域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及部分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区域，但集聚核心位置与空间范围差异显著。第二，不同遗产类型的累积识别空间呈现持续性、扩张与重构的差异化模式。CTVs与NICH保持较强空间连续性，新增遗产点主要延伸既有集聚区域；NKCRPUs经历明显早期空间调整与扩张后逐渐形成稳定延展模式；CHCTs早期空间变化较大后趋于稳定，但小样本量限制结果稳健性。第三，不同遗产类型呈现多尺度空间关联。Cross-L分析显示CTVs–CHCTs与NKCRPUs–NICH呈广域正向关联，CTV–NKCRPU与CTV–NICH在全局包络线下关联较弱或不显著，其余组合仅在特定距离尺度呈尺度依赖性关联。这些关系应理解为潜在空间关联而非经验证实的功能联系或文化互动。通过将识别批次转化为时间有序的制度空间数据，研究揭示了静态遗产清单无法捕捉的空间持续性、扩张与重构过程，将累积动态与多尺度空间关联相结合，为识别潜在文化遗产集群及遗产类型间潜在空间关系提供了空间基础，进而支撑可持续空间规划中互联互通、多尺度的遗产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