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s》：A Socio-Technical Systems Approach to Reciprocal Grandparent–Grandchild Participation in Caregiving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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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通常承担持续的接送上学、日常照护、安全监督和情感陪伴责任，然而频繁接触并不必然产生互惠参与。本研究将祖孙之间的互动视为一个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 STS），采用访谈和实地观察进行系统诊断，整合框架方法（Framewo
祖父母通常承担持续的接送上学、日常照护、安全监督和情感陪伴责任，然而频繁接触并不必然产生互惠参与。本研究将祖孙之间的互动视为一个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 STS），采用访谈和实地观察进行系统诊断，整合框架方法（Framework Method）、软系统方法论（Soft Systems Methodology, SSM）、解释结构建模（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ling, ISM）和MICMAC分析进行设计转化，并另行开展了一项标准化刺激的在线概念评估。15个因素形成了一个六层层级结构，收敛于一个近端机制：缺乏互惠与互补性任务。该诊断为家庭、移动性、公共空间和具身娱乐四种情境提供了设计概念。在概念阶段公众评估（N = 261）中，四个概念均获得较高评分，但经过多重性校正后，复合评价指标未检测到稳健的组间差异。唯一经错误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 FDR）校正后仍有显著差异的条目涉及祖父母的知识、经验或判断是否在任务中具有明确作用；移动性协作游戏得分最高。探索性间接关联结果对模型设定和样本定义敏感。在203条可编码的开放式回答中，家庭与公共空间概念在预期实施顾虑上存在差异。本研究提出“可见能动性”（visible agency），即一种能够塑造共享结果的贡献，作为互惠参与的设计命题。实际使用效果仍有待检验。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当代中国，人口流动、双职工就业和家庭支持安排的变化，使祖父母深度参与孙辈照护成为常见现象。祖父母往往承担接送上学、做饭、安全监督、课后陪伴等持续性责任，但频繁的共同在场并不必然产生互惠参与。既有研究指出，代际团结的结构性、功能性与情感性维度未必同步发展；照护型家庭中，高强度的劳动虽然强化了结构与功能联结，却可能让祖孙双方各自遵循分离的注意与行动轨迹。研究将这种状态称为“照护型共同在场”（caregiving co-presence）：关系稳定、接触频繁，但共同参与所需的目标、角色和反馈未能充分建立。问题不仅限于家庭内部，通勤路线、公共场所设施、祖孙数字能力差异、安全与社区资源等都会影响双方能否一起做事。现有代际设计研究多集中于单一媒介或场景，缺乏对家庭角色、照护压力、时间、空间、身体能力与社区条件交互作用的系统诊断。因此，本研究将祖孙共同参与视为一个社会技术系统问题，而非个体沟通缺陷或单一产品缺失。
**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采用多方法设计研究框架，整合了初步访谈与实地观察、软系统诊断、结构关系建模、设计转化与概念评估。通过系统分析，15个影响祖孙互动的因素被识别并组织为六层层级结构，其中“缺乏互惠与互补性任务”是最接近结果的近端机制。基于这一诊断，研究提出了面向家庭文化、日常移动性、公共空间和具身娱乐四种情境的互补性设计概念，并通过标准化刺激的在线公众评估检验了这些概念的感知效果。研究最终提出“可见能动性”（visible agency）——即祖父母的贡献可被识别、对共享结果具有影响且不可轻易替代——作为互惠参与的设计命题，但强调其实际效果仍需真实使用检验。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多方法设计研究框架。初步调查包括中国东部某城市周边四村庄20名承担日常照护的老年照护者的访谈与POEMS观察，7名有祖辈同住或照护经历的大学生半结构化访谈，以及社区公共空间观察等。材料通过框架方法（Framework Method）整合为六字段矩阵；软系统方法论（Soft Systems Methodology, SSM）用于界定问题情境与系统转化；解释结构建模（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ling, ISM）和MICMAC分析用于建立因素层级并区分驱动力与依赖性。设计阶段形成四个概念，随后进行标准化刺激的组间在线评估（N = 261），采用方差分析、Benjamini–Hochberg FDR校正和开放式主题编码。
**研究结果**
**6.3.1 样本特征与构念质量**
主分析样本（N = 261）中54.4%为女性，多数年龄在26–45岁，36.4%报告祖父母为主要童年照护者。六个复合评价维度的Cronbach’s α介于0.305至0.549之间，均未达到0.70参考值；其中“祖父母能力可见性”（A）的内部一致性最差，其三个条目彼此相关较弱，而与维度D或E相关更强，说明该维度并非单一同质构念。
**6.3.2 四种干预的机制特征**
四个概念在六个核心维度上的均值介于4.03至4.39之间，全部获得较高评价，但11个整体检验经FDR或Bonferroni校正后均不显著。唯一在校正后显著的条目为A1（“祖父母的知识、经验或判断在任务中是否有明确作用”），F(3, 257) = 7.12，p
FDR = 0.003，η2 = 0.077；移动性协作游戏（I2）得分最高（M = 4.37），公共空间音乐灯光干预（I3）最低（M = 3.89）。这表明公众最清晰地识别出I2中祖父母的知识经验对任务进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6.3.3 评估维度间的间接关联**
单独估计时，模型显示“能力可见性”和“任务互补性”通过“预期互惠互动质量”与“继续参与意愿”产生间接关联，“可及性”通过“低压自主参与”亦如此。但将机制同时放入模型或采用更严格样本定义后，这些关联显著减弱或包含零的可信区间，因此只能视为描述性关联，而非稳定的中介或机制证据。
**6.3.4 问题–方案匹配**
尽管绝对评分较高，但复合指标未能稳定区分四种概念的机制差异。探索性异质性分析显示，父母或监护人视角的参与者对“参与可及性”（C）和“低压自主参与”（F）的评分显著低于孙辈视角参与者（p
FDR = 0.048和0.016），提示中间代对参与压力的判断更为保守。
**6.3.5 开放回答发现**
在261份回答中，203份（77.8%）提供了可编码的具体问题描述，共产生239个主题编码。最频繁的三类主题为代际理解与沟通、参与意愿与兴趣、操作与学习障碍。家庭/桌面概念（I1、I2）更多引发参与意愿和代际理解方面的顾虑，而公共空间/身体概念（I3、I4）更多涉及空间环境、维护成本和安全问题。独立编码复核显示，51条分层随机子集的逐主题一致率达95.8%，合并二元判断κ = 0.837，支持主题分类的透明性。
**6.3.6 敏感性分析**
在四种逐步严格的样本定义下，核心结论保持不变：内部一致性仍低，无任何四组比较通过FDR校正，间接关联在机制竞争下大幅减弱。因此N = 261被保留为主分析样本，仅排除了一个概念识别错误的回答。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区分了祖父母在共享活动中的三种层次：功能努力、被认可的贡献、以及具有可见能动性的贡献。针对I4的批评——“祖父母仅提供能量，孙辈负责导航和修复”——说明正式的分工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互惠。只有贡献能够影响共享决策或结果、且对双方清晰可见时，互惠才可能实现。研究还指出可及性与相互依赖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降低参与门槛虽能减轻压力，但可能削弱“必须共同完成”的相互依赖，而后者或许是维持联合参与的关键。开放回答显示，家庭与公共空间概念面临不同的实施约束：前者主要涉及关系动机与日常融入，后者则需处理光照、人流、噪声、场地授权与维护责任等环境组织问题。这一区分与MICMAC分析中“结构性驱动力”与“可设计性”的区分一致。
研究结论：本研究将照护家庭中祖孙共同参与视为一个由家庭角色、照护负担、语言文化、数字媒介、时间、公共空间、具身能力与社区资源共同塑造的社会技术系统。共识别15个因素，并组织为六层层级结构；结构性家庭与社区条件通过语言、技术、时间、空间与能力识别发挥作用，并汇聚于一个近端活动机制：缺乏互惠与互补性任务。基于系统诊断，研究综合并重新诠释了四个源自平行项目线索的设计概念。标准化在线评估显示，四个概念均获得较高公众评分，但六个复合评价指标在多重性校正后未检测到概念间的稳健差异。唯一稳定的条目差异涉及祖父母知识、经验、判断或身体技能是否在活动中发挥明确作用，移动性协作游戏得分最高。在203条可编码开放回答中，家庭概念更多引发参与动机与沟通顾虑，公共空间概念更多引发空间、维护与安全顾虑。本研究的贡献不在于证明任何概念能改善祖孙关系，而在于建立了一条从多源实地证据、系统因素和结构优先级到设计需求、跨情境干预和概念阶段评估的透明路径。因此，研究将“可见能动性”作为设计命题提出，而非既成机制或验证构念：互惠参与可能不仅需要功能努力，还要求祖父母的贡献可被识别、对共享决策或结果具有影响、且对双方清晰可见。这一命题是否成立，只能通过重复的真实使用来检验。当前概念阶段的公众评估无法确立此类效应：样本中老年参与者极少，复合指标一致性有限，探索性模型的敏感性也进一步限制了推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