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外的责任：中国民办学校主导型教育集团中的多层级问责机制研究

《Educational Assessment Evaluation and Accountability》：Accountability beyond the state: multi-level accountability in a private (minban) school-led network in China

　　

摘要专业翻译 随着学校网络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问责机制已发生显著演变。然而，学术界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英美语境。本研究考察中国一个民办学校主导型教育集团，为理解网络化教育治理中多层级问责机制的运作提供了更为细致的认识。研究采用质性案例研究方法，从学校文件、田野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中收集数据。在Ehren和Perryman的问责框架指导下，分析识别出在四个相互关联的层级上运作的问责关系。在个体层面（individual level），教师被要求遵循明确的专业标准和道德标准，并通过系统化的教学指导与评价予以强化。在组织层面（organizational level），成员学校在一个以学校绩效和执行为核心的例行内部督导的紧密耦合系统中运作。在网络层面（network level），Y集团就教育质量、伙伴关系交付和政治一致性向家长、地方政府以及上级党组织负责。在社区层面（community level），证据识别出对合作地方政府的问责，以及更广泛的社区响应性和合法性建构。这些发现表明，学校网络中的问责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多层级且情境嵌入的过程，而非单一的外部控制机制。因此，本案例通过展示在公私混合性和强国家引导条件下学校网络问责如何被重新配置，丰富了国际学术讨论。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21世纪初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全球，深刻重塑了治理的逻辑与实践。在教育领域，这一意识形态转向的显著表现之一是学校网络的兴起，其以不同程度的私有化和网络化治理为特征，在不同社会呈现不同形式，包括美国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英国的多学院信托（Multi-Academy Trusts, MATs）以及中国的教育集团（jiaoyu jituan）。学校网络的涌现标志着市场、学校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重新配置，也带来了问责机制的转变。

然而，现有关于学校网络问责的实证研究大多聚焦于英美语境，对中国情境的关注明显不足。中国自21世纪初以来积极探索学校集团化办学，受民主集中制政治体制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政府主导、市场补充”的治理模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权力相互交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民办学校主导、横跨公办与民办成员学校的混合型教育集团，涉及公私两种所有权治理逻辑之间的协商与权衡，可能产生比纯公办教育集团更为复杂的问责结构，但学界对此知之甚少。

基于此，本研究以浙江省杭州市的Y集团为案例，运用Ehren和Perryman的问责框架，探讨以下核心问题：在中国语境下，民办学校主导型教育集团中已经发展和正在运作的问责机制是什么？该问题进一步分解为四个子问题，分别考察个体、组织、网络和社区四个层面的问责机制。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案例研究法。案例选取遵循两个分析性标准：其一，Y集团在中国民办教育收缩政策环境下仍保持稳定并持续扩张，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其二，Y集团由民办学校主导，32所成员学校为公办学校，体现了公私边界日益模糊的典型特征。研究团队通过混合的局内人-局外人身份获取研究准入。数据收集采用三角验证策略，包括：筛选8份集团内部标准文件（每份超过30页）进行主题分析；观察员工培训及内部会议，累计超过10小时田野笔记；对11名高级领导者（包括执行校长、集团党支部书记、两所核心成员学校校长及7名涵盖英语、数学、科学、生物、地理和语文学科的督学）进行焦点小组和个别访谈，累计约210分钟录音。数据分析采用以Ehren和Perryman问责框架为指导的主题分析法，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按四个层级索引数据；其次在各层级内识别问责关系并发展归纳性子编码，明确谁对谁、因何事、依据何种标准、产生何种后果；最后通过团队讨论解决编码分歧以增强可信度。

三、研究结果

个体层面：教师专业标准。 通过分析集团文件（包括《教学标准：如何成为Y校教师》手册和《员工手册》）及访谈数据，研究发现Y集团为不同岗位人员规定了广泛的专业标准。课堂教学遵循三阶段备课流程：同年级同学科教师协作备课、个体差异化调整、课后反思。教师须对全部作业进行批改并及时反馈，每班至少与15名学生进行面对面辅导。评价采用日常作业、周练、月考和期末考试的多元形式，并形成覆盖学生个体、备课组、年级跨学科、跨校区四个层级的常态化成绩分析机制。《员工手册》明确六项核心价值观，集团要求每位教师在年度家长日公开承诺“六不”道德准则，其中有偿补课是不可触碰的红线，一经发现立即辞退。

组织层面：紧密耦合系统。 通过分析年度管理培训会议记录和督导报告，研究发现Y集团通过督导办公室建立紧密耦合的问责体系。督导办公室由各学科经验丰富的教师组成内部督学团队，每月至少进行一次例行督导（常更为频繁），通过课堂观察、文件审查、学生/家长问卷和访谈收集数据。督导清单覆盖教案、教研组活动记录等材料，不仅评估程序合规性，还评估学校领导者是否将网络层面的期望转化为一致的学校实践。督导后，学校领导者须制定包含问题解决方案、责任人员、时间表和预期成果的行动计划，改进项目结束后向督导办公室提交总结报告。督导结果同时为集团总部的奖惩决策提供依据，形成证据、判断、回应、跟进的持续循环。

网络层面：品牌建设、制度同构与政治一致性。 通过分析《模式指南》（Modality Guide, MG）和访谈数据，研究发现Y集团将多年办学经验提炼为可迁移的运营模式，包含18套涵盖学校管理、教学、教师发展、班级管理、课外活动等方面的标准，通过制度同构（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策略在成员学校间复制成功实践，以减少校际差异、保障教育品质的一致性，从而维护集团品牌。集团通过公办学校托管和合作办学等公私伙伴关系获得地方政府认可，以学校改进和获奖记录作为绩效证明。在政治一致性方面，Y集团率先在集团和学校层面建立党支部，党组织代表参与学校管理决策；开发校本课程《党在我心中》，被杭州市G区123所中小学采用并全国发行；2016年获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访谈表明，政治一致性被视为获取政府信息、支持及公私合作机会的重要途径。

社区层面：重塑地方教育生态。 通过分析合作办学文件、质量提升项目记录和访谈数据，研究发现Y集团通过公私伙伴关系接受地方政府委托（共）管理学校，对地方政府的教育公平、学校改进和地方发展期望负责。2015年，Y集团与杭州市某区政府共同创办并共管一所新小学，实行公办体制、民办机制运作。集团管理的多所公办学校位于教育资源匮乏地区，成员身份为这些学校带来了系统化管理体系、结构化教师发展和督学专家指导等此前无法获得的资源。2016年，集团启动质量提升项目，为邻市薄弱学校提供咨询服务，记录显示两所参与初中从区排名末位分别提升至中上和中游位置。集团还通过减少学生外流支持地方经济可持续性，一位偏远地区成员学校校长在年度管理培训会上分享，学校加入集团后，越来越多的学生回流本地就读。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学校网络中的问责远不止传统的自上而下绩效管理，而是通过覆盖个体、组织、网络和社区四个层级的架构组织起来。四个问责层级构成相互关联的问责场域：网络领导者将国家政策、上级党组织期望、家长需求和公私伙伴关系承诺转化为网络层面的标准、支持和督导常规；教师和学校实践的证据通过督导和绩效审查得以聚合，使网络领导者能够监控执行并精准提供支持。研究结论指出，学校网络中的问责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多层级且情境嵌入的过程，而非单一的外部控制机制。本案例通过展示在公私混合性和强国家引导条件下学校网络问责如何被重新配置，丰富了国际学术讨论。在Y集团中，科层、专业、市场、声誉和政治逻辑形成了一种混合问责机制：同样的质量证据可能被不同论坛评判并产生不同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