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Death and disposability: irregular migrant-farmworkers’ extraordinary exposure to traffic ‘accidents’ in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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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人的季节性流动，流向分散且不断扩展的农产品生产场所，使其成为农业基础设施中最具灵活性的组成部分之一。这种灵活性之所以成为可能，得益于汽车及其配套基础设施和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度融合。与此同时，涉及运载农业工人上下班的厢式货车（furgonetas）的危险
农业工人的季节性流动，流向分散且不断扩展的农产品生产场所，使其成为农业基础设施中最具灵活性的组成部分之一。这种灵活性之所以成为可能，得益于汽车及其配套基础设施和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度融合。与此同时，涉及运载农业工人上下班的厢式货车（furgonetas）的危险甚至致命交通事故，往往被归因于个体化的、成问题的行为，并因汽车流动性和交通“事故”的日常性而进一步被遮蔽。本文依托在穆尔西亚（Murcia）、瓦伦西亚（Valencia）和加泰罗尼亚（Catalunya）开展的为期十二个月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包括半结构化访谈、非正式交谈和参与式观察——从结构性脆弱性的视角审视交通事故现象。研究认为，非正规移民进入农业工人的管道，加之cuadrilla劳动组织体系以及农业食品流通网络的分散地理格局，共同为农业工人制造了不安全的条件，即使在他们下班和离开农场之后也是如此。相反，农业工人被迫在上下班途中承担异常高的伤亡风险。2001年，在穆尔西亚的洛尔卡（Lorca）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载有十四名厄瓜多尔农业工人的厢式货车被火车撞击，造成十二人死亡，仅两人幸存。在该事故二十五周年之际，本文悼念逝去的生命，并审视这场悲剧持续至今的遗绪。
### 论文解读：非正规移民农业工人的交通“事故”与结构性脆弱性——西班牙农业基础设施中的死亡与可弃置性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
二十一世纪全球农业劳动力构成经历了深刻的“移民化”（migrantization）与“难民化”（refugeeization）转型，这一转变被认为是全球粮食体系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西班牙，农业部门自1980年代起大量吸纳移民劳动力，如今移民已占该国农业劳动力总数的70%，约22.9万人，其中约8.9%为非正规移民身份，且实际比例因漏报可能更高。西班牙作为欧盟最大的果蔬生产国之一，其农业生产高度依赖移民劳动，正如新冠疫情暴发后西班牙政府迅速通过《皇家法令-法13/2020》保障农业工人流动所显示的，移民劳动力被视作“不可或缺”却同时又是“廉价且可弃置”的资源。
尽管农业工人面临远超其他行业的健康与安全风险——全球每年超过21万农业工人在工作中死亡，死亡率是其他生产行业的3倍——但既有研究对农业工人健康与福祉的关注往往局限于农场内的劳动场景。交通“事故”作为农业工人上下班途中面临的重要致死致伤风险，却因其日常性和被正常化而长期遭到忽视。2001年1月3日发生在西班牙穆尔西亚地区洛尔卡镇的悲剧，是这一问题最具冲击力的缩影：一辆载有十四名厄瓜多尔移民农业工人的超载厢式货车（furgoneta）在穿越铁路道口时卡滞，被驶来的火车撞击，导致十二人死亡，仅司机和一名13岁女孩幸存。二十五年后，此类悲剧仍在西班牙各地反复上演，但相关事故的报道往往简短、缺乏问责，遇难者甚至常常连姓名都未被公开。
#### 二、研究内容与核心论点
本文旨在从结构性脆弱性（structural vulnerabilities）的视角出发，分析西班牙非正规移民农业工人在农场之外、工作时间之外所承受的异常交通风险。研究基于2025年7月至2026年7月在穆尔西亚、瓦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开展的十二个月民族志田野调查，包括25次西班牙语半结构化访谈、对柑橘商品链各环节行动者（从非正规移民工人到民间组织、种植者乃至大型柑橘企业高管）的走访，以及对洛尔卡悲剧25周年纪念活动的参与式观察。此外，研究还分析了2001年至2026年间20篇相关新闻报道的文本与视觉呈现，并收集了西班牙主流分类信息网站Milanuncios上的招工广告，以考察农业工人工作条件与交通安排。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非正规移民进入农业工人的管道（pipeline）、cuadrilla（由5至15名工人组成的劳作小队，由一名cabo〔工头〕统一管理）劳动组织体系，以及农业食品生产网络的分散地理格局，三者共同作用，使得农业工人即使在下班后和离开农场后，仍被迫承担异常高的伤亡风险。作者提出“双重不可见性”（double invisibilisation）概念：一方面，交通“事故”被日常化而成为社会“白噪音”；另一方面，职业健康与安全的既有范畴仅将发生在农场内的伤害视作工伤，排除了通勤途中的风险。这种双重遮蔽导致农业工人的死亡与伤残难以进入政策与学术视野。
#### 三、关键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1）多地点民族志田野调查，涵盖半结构化访谈（n=25）、非正式交谈与参与式观察；（2）对2001年洛尔卡悲剧25周年纪念活动的实地参与（经“新洛尔卡人协会”主席Mario águilar准许）；（3）对英语与西班牙语新闻媒体相关报道的文本与视觉分析（20篇，2001年至2026年）；（4）对西班牙招工网站Milanuncios上农业岗位广告的内容分析，重点关注交通与工作条件信息。样本地区覆盖穆尔西亚、瓦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三个西班牙重要农业区。所有访谈对象均按要求使用化名以保护身份。
#### 四、主要研究结果
**（一）通往“欧洲果园”的移民农业工人管道**
穆尔西亚被称为“欧洲果园”（la huerta de Europa），仅占西班牙领土的2.2%，却贡献了西班牙果蔬出口的20%，年产值超过28亿欧元。该地区农业工人中五分之三为移民。对于大多数近期抵达西班牙的非正规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男性——农业往往是唯一能找到工作的部门。这种就业渠道的狭窄性与非正规移民身份紧密相连，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管道”效应：移民被系统性地导入农业部门，而“农业工人”身份被他们自身视为临时过渡，而非持久的自我认同。雇主为防止因雇佣非正规工人而遭受最高每名10万欧元的罚款，倾向于利用分散的农田地理来隐匿雇佣行为。
**（二）cuadrilla制度：劳动组织如何放大脆弱性**
cuadrilla制度是穆尔西亚农业劳动组织的核心形态。种植者只需与一名cabo谈判，即可获得整支劳动小队，这在存在文化或语言差异时尤为重要。cabo充当中间人角色，既被视作剥削者，也被视为社会流动的榜样。工人每天需向cabo支付5欧元交通费，且常被要求每两周才领取一次工资，迫使其不得不向cabo举债，进一步加深对后者的依附。工人的工作地点随季节在各地块间流转，他们往往在黎明前集合，甚至当天出发前都不知道具体去向。研究以哥伦比亚籍工人Esteban的案例说明：其cabo因个人危机酗酒，导致超速驾驶、逃避警方检查等危险行为，但此类问题通常被叙事为个体行为偏差，而忽视了塑造这些行为的结构性条件——如非正规身份带来的被驱逐恐惧、劳动强度与不稳定性、以及对cabo的全面依赖。cabo本人同样处于非正规状态，其驾驶安全与乘客生命系于个人侥幸。这种制度性安排使得“灵活性”的代价完全由农业工人身体承担。
**（三）死亡作为基础设施的“故障”**
研究梳理了近年发生的多起涉及农业工人的交通事故：2024年7月18日，一辆卡车撞上运送农业工人的厢式货车，造成一名尼日利亚籍工人死亡，八人受伤，其中四人重伤、两人需接受神经外科手术；同年1月15日，另一宗事故造成一名21岁哥伦比亚女性死亡、13人受伤。这些新闻报道极为简短，遇难者姓名甚至未被公布，更未提及遗体处置、家属通知、遣返费用等问题。作者借用基础设施研究中的“故障可见性”（visibility upon breakdown）概念指出，对于农业基础设施而言，工人的死亡不过是暂时的“物流故障”——成熟的水果仍需采摘，逝去的劳动力被迅速替换，事故随即被遗忘。农业基础设施在制度设计上依赖于移民农业工人的灵活性与可弃置性，这种设计使工人在下班和离开农场后仍持续暴露于异常风险之中。
**（四）与洛尔卡悲剧共存**
研究通过幸存者家属Rosita Chamba的叙述，呈现了2001年洛尔卡悲剧对家庭造成的持久创伤。Servio Manuel Chamba Ojeda遇难时年仅18岁，其叔父Leonso Orlando Chamba Chamba亦同车丧生，两人抵达西班牙不足两个月。事故发生后，遇难者遗体遣返费用高昂（当时每具棺木需3,500美元，约合今日6,500美元），家属在诉讼压力与悲痛之间挣扎。与此同时，悲剧催生了政策变革：西班牙政府逮捕并罚款雇主Victor Lirón，通过法律加大对雇佣非正规移民的处罚，约2,000名厄瓜多尔人参加了从洛尔卡到穆尔西亚的“为生命游行”，最终促成约20,800名非正规厄瓜多尔移民获得工作签证或居留权。Mario águilar便是受益者之一，他后来共同创立了“新洛尔卡人协会”，每年组织纪念活动。然而，正如遇难者家属所言，“我的姐姐不只是被火车杀死的”——司机因非正规身份而在天亮前躲避检查、超载行驶，正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深层原因。对于如今西班牙境内数十万“无证件”（sin documentos）的农业工人而言，仅仅去上班这件事本身仍然是高危行为。
#### 五、讨论与结论
在洛尔卡悲剧发生25周年之际，西班牙农业与移民基础设施的交叠仍在持续制造非正规移民农业工人的身体可弃置性。2025年7月在托雷帕切科爆发的反移民暴力事件、创纪录的高温与野火季节、2024年DANA风暴等极端气候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工人面临的结构性脆弱性。作者强调，必须挑战交通“事故”的不可见化，将农业工人的交通死亡与伤害视为超出基础设施“不便”范畴的系统性暴力。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职业健康安全政策，都应将视野从农场内部扩展到通勤途中，从工作时间延伸到全天候的生活世界，从而更全面地理解“移民农业工人”这一身份所承载的日常风险与结构压迫。洛尔卡悲剧曾促成西班牙政府对数十万非正规移民的“特别正规化”政策，而2026年1月西班牙首相Pedro Sánchez宣布的“特别正规化”措施，拟为50万非正规移民提供居留途径，这或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工人面临的包括危险通勤在内的部分脆弱性，但其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仍需持续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