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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业翻译
本文研究美国企业离岸外包对美国投票格局的影响。利用县级投票数据结合行业级离岸外包数据,研究在垂直导向型行业中,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关联企业就业增加是否与总统、众议院及参议院选举中在职党候选人得票率上升相关。研究发现,离岸外包导致受教育程度较高工人占比
摘要专业翻译
本文研究美国企业离岸外包对美国投票格局的影响。利用县级投票数据结合行业级离岸外包数据,研究在垂直导向型行业中,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关联企业就业增加是否与总统、众议院及参议院选举中在职党候选人得票率上升相关。研究发现,离岸外包导致受教育程度较高工人占比较高的县在职党得票率上升,而制造业就业占比较高及职业更易转移至海外的县,在职党得票率则下降。上述结果与离岸外包劳动力市场文献一致,即离岸外包对工人就业的影响因技能和职业任务类型而异。这表明选民通过奖励或惩罚在职党候选人,对离岸外包的经济效应作出回应。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离岸外包在美国是高度争议性议题,两党候选人常批评将就业转移至海外的企业。然而,经济研究表明离岸外包的影响并非单一负面,其效应取决于工人技能、任务类型、离岸目的地、企业类型及离岸外包形式,净效应常为零或小幅为正。因此,离岸外包对美国投票格局的净影响在理论上不明确:若选民相信政客言论或属于受损群体,离岸外包增加将损害在职党候选人;若正向经济效应占优,选民则可能奖励在职党。现有文献尚未系统研究离岸外包与投票行为的关系,本文填补了这一空白。
二、研究设计与核心发现
研究人员利用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跨国公司离岸外包数据,结合2000至2020年县级选举数据,构建通勤区(CZ)层面的离岸外包暴露度指标。该指标采用shift-share方法,将行业级离岸外包变化与2000年各通勤区行业就业结构相结合,以缓解内生性问题,并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其他OECD国家企业离岸外包作为工具变量)增强因果识别。主要离岸外包指标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垂直导向型行业中海外关联企业的就业人数,即产品返销美国的离岸外包。
研究发现,离岸外包暴露度对在职党得票率的影响取决于县域劳动力特征:在高等教育工人占比较高的县,离岸外包增加显著提升在职党得票率;而在非大学教育工人占比较高、制造业就业占比较高或职业更易转移至海外的县,离岸外包增加显著降低在职党得票率。上述结果在总统、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中均稳健成立,且总体效应相互抵消,凸显了异质性分析的重要性。
三、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shift-share工具变量法构建通勤区级离岸外包暴露度,以2000年行业就业结构为权重,结合行业级离岸外包变化;并以其他OECD国家企业离岸外包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2SLS)。数据来源包括BEA对外直接投资调查、CQ Press Library及美国选举地图集(US Election Atlas),样本覆盖2000至2020年全部联邦选举。
四、研究结果
1. 离岸外包暴露度的地理分布
图1显示,离岸外包暴露度增幅最大的地区集中于西部州(如亚利桑那、内华达、新墨西哥、科罗拉多、蒙大拿、怀俄明)及北弗吉尼亚和旧金山湾区部分地区,主要由半导体、农业机械制造、化学制造及国防相关行业(如通信设备、导航测量设备)的初始就业份额驱动。该分布与进口竞争(中国冲击)集中于锈带地区的模式显著不同。
2. 离岸外包与在职党得票率:技能异质性
基准回归显示,离岸外包暴露度对在职党得票率的平均效应不显著,但引入与大学教育工人占比的交互项后,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等教育工人占比高的县,离岸外包增加显著提升在职党得票率;相反,非大学教育工人占比高的县,离岸外包增加显著降低在职党得票率。该结果在总统、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中均稳健。
3. 离岸外包与在职党得票率:职业可转移性与制造业占比
进一步分析显示,离岸外包暴露度与职业可转移性(即易被海外劳动力替代的职业占比)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与制造业就业占比交互项系数亦显著为负,表明上述特征的县在离岸外包增加时在职党得票率显著下降。
4. 离岸外包与就业效应
研究人员还考察了离岸外包对县级就业的影响,发现离岸外包暴露度增加显著提升县级总就业,表明正向规模效应部分抵消了负向替代效应,与Kovak等(2021)的结论一致。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研究结果与离岸外包劳动力市场文献一致:离岸外包对低技能、从事常规任务及制造业工人产生负面冲击,而对高技能、从事非常规任务工人产生正向收益。选民基于自身经济损益对在职党进行奖惩,解释了异质性投票反应。结论部分强调,离岸外包对投票格局的影响并非单向,而是取决于劳动力技能结构和职业构成,总体效应在县域层面相互抵消,提示政策制定者需关注离岸外包的分配性后果,而非仅关注总量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