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分歧：荷兰气候变化态度与气候政策支持的经济和文化维度研究

《Environmental Politics》：The carbon divide: exploring economic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of climate change attitudes and climate policy support in the Netherlands

　　

尽管气候态度与气候政策在公共辩论中已呈现极化，但气候态度如何映射到政治冲突的经济维度（economic dimension）与文化维度（cultural dimension），抑或构成一个独立维度，仍不明确。本研究通过考察广泛的气候态度（研究1）并采用针对气候政策设计（policy design）的情景实验（vignette experiment，研究2），进一步厘清气候态度的意识形态纠缠（ideological entanglement）。研究发现，文化维度与所有气候态度均具有实质性关联，而经济维度与更具体的气候关切尤为相关。然而，气候态度无法被这些维度完全捕获，因而似乎构成一个部分独立的维度。此外，研究显示，尽管气候政策的经济再分配效应（economic redistributive effects）可受政策设计选择影响，但对不同设计的支持似乎并不因文化或经济立场而异。

研究背景方面，减少碳排放以缓解气候变化具有紧迫性，但可持续转型的实施需要广泛的社会与政治支持；随着公众对气候变化和气候政策的态度日益沿意识形态线索分化，气候改革受到拖慢。既有研究尚未明确气候态度是嵌入经济左右立场与“新”文化维度，还是构成相对独立的维度。与此同时，气候政策设计可能吸引不同程度支持，且不同设计可能与特定经济或文化立场更契合，但不同政策设计支持如何联系公民经济与文化定位仍大多未知。研究人员因此利用2023年荷兰议会选举研究（Dutch Parliamentary Election Studies, DPES）中的调查问题（研究1）与政策设计情景实验（研究2），考察公民在经济维度（economic dimension，指国家干预经济与收入再分配偏好）和文化维度（cultural dimension，指围绕移民、多元文化与社会变迁的立场）上的位置与气候态度及不同气候政策设计支持的关系。荷兰多党制、有效政党数量高，政治竞争多元，且在欧洲范围内并非异常案例，因而可为其他欧洲多党制国家提供参考。研究贡献有二：其一，通过更广泛的气候态度测量表明气候态度是多面的，文化维度普遍相关，经济维度关联波动且与更具体气候关切更强，气候态度不能被二维模型完全捕获；其二，政策设计维度分析显示存在更受偏好或拒绝的设计，但支持很少因公民文化或经济定位而不同，例外是收入累进碳税略提高左翼选民支持。

在“气候态度在维度模型中（Climate attitudes in a dimensional model）”部分，文献回顾指出，亲气候态度通常左强于右，气候怀疑更多见于右翼，但其为何如此映射于政治空间仍理解不足。既有政治维度研究多从一维经济左右模型出发，认为左翼支持政府干预经济、减少收入不平等和福利国家，右翼偏好有限政府与较少干预；但一维模型在解释政治态度上有限，学者提出非经济的“文化”第二维度，其标签包括自由—威权、新政治、整合—划界、普遍主义—社群主义、投资—消费或GAL-TAN等，近期含义主要围绕同质国家文化属性与多元多样性，尤其与移民态度相关。气候态度传统上被视为经济议题，因气候政策涉及更强政府经济影响并可能针对企业，也与经济右翼的消极自由优先相冲突；气候也可被纳入阶级冲突，高收入群体排放更多而低收入群体更脆弱。近期更多研究将气候态度视为文化维度的一部分，因缓解气候变化要求社会可持续转型，可能干扰文化右翼对社会保守主义和生活方式的强调；气候变化也是需要国际合作的全球挑战，可能被文化右翼视为违背国家利益的 cosmopolitan 项目；心理上文化右翼更可能认为人类支配自然。既有文献对气候态度与经济/文化维度的关系尚无定论，部分相关、部分独立，亦有“环境主义”构成第三维度的主张。因文化维度在西欧政治中更显著、气候变化与“文化战争”及身份主义论证相联系，研究人员提出H1a-H1d：亲气候态度在左翼、经济左翼、文化左翼中更强，且与文化维度关联强于经济维度。

在“气候政策设计的维度性（Dimensionality of climate policy designs）”部分，文献指出绿色技术补贴等拉动型措施（pull measures）通常比碳税等推动型措施（push measures）获得更广泛支持；碳税虽通常更具成本有效性，却因直接影响公民日常生活而常遭反对。不同政策设计可能影响支持：国家层面 versus 欧盟层面实施、收入累进或消费累进、收入专款专用（earmarking revenue）等。文化 cosmopolitan 一侧可能将欧洲合作视为有效应对跨境气候问题的机会，而民族主义一侧若支持气候政策可能更重视保护国土并偏好单边实施，故H2预期欧盟层面碳税相对国家层面碳税在文化左翼中支持增幅更大。经济左翼通常主张政府干预促进平等，经济右翼反对平等政策与政府干预，故H3预期收入累进或消费累进碳税在经济左翼中支持增幅更大。收入专款用于可持续再投资可能同时吸引经济左翼（降低行为改变个人成本）与文化左翼（使可持续生活方式主流化），也可能吸引经济右翼（与商业利益和经济增长一致，且确保税收不被浪费），故研究人员仅探索其与经济立场关系而不提出正式假设。

关键方法概括（不超过250字）：研究人员使用2023年DPES全国代表性选举研究面板数据。研究1使用选前、选后两轮相关题项，经列表删除后样本3,431人；以六类气候态度为因变量，以左右自我定位、经济立场单题、文化立场四题复合（α=.84）及年龄、性别、教育、政治信任为自变量/控制变量，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检验潜变量因子结构）与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评估维度，并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OLS）检验假设。研究2将情景实验（vignette experiment，随机呈现政策情景以估计支持差异）嵌入DPES，样本3,339人；实验采用全因子设计（full factorial design，系统组合实验条件），覆盖肉类税、道路定价、化石能源消费税、航空税四领域，随机化国家/欧盟层面、无信息/收入累进/消费累进、是否收入专款专用三类条件，并以七点量表测量碳税支持。

研究1结果：通过CFA与EFA考察气候态度的因子结构，单因子模型拟合指标混合但可接受，CFA标准化载荷较高，单因子信度良好（Cronbach’s Alpha=.82），EFA按特征值亦支持单因子且气候态度项与经济、文化项分离。通过OLS回归发现，一维模型中左右自我定位越右，气候态度越不亲气候（B=?1.038，SE=0.031，p<.001）；加入经济与文化维度后，文化维度关联最强（B=?0.683，SE=0.035，p<.001），经济维度亦显著但较弱（B=?0.201，SE=0.032，p<.001），左右定位仍有显著残余关联（B=?0.595，SE=0.037，p<.001），提示气候态度部分构成独立维度。分六项气候态度看，一维模型均呈负向关系；多维模型中文化维度关联在全部题项上稳健；经济维度除气候怀疑外均显著，气候怀疑与经济立场无关（B=?0.052，SE=0.036，p=.151），且经济维度关联在行为/政策能否阻止气候变化及气候政策支持等更具体题项上相对更强。上述结果支持H1a-H1d。

研究2结果：通过多元线性模型复现研究1逻辑，发现左右定位越右碳税支持越低；加入经济与文化维度后，两者均显著负向关联，且经济维度关联大致与文化维度同等强，左右定位仍有显著残余，支持“越具体的气候态度越与经济维度相关”的解释。通过情景实验交互与边际效应分析发现：第一，国家层面 versus 欧盟层面实施条件对碳税支持的影响不随文化立场变化，整体交互项不显著（B=?.092，SE=0.064，p=.151），拒绝H2。第二，收入累进条件与经济立场交互不显著（B=?.132，SE=0.084，p=.116），但最左翼约20%样本中收入累进有正向效应；分领域时能源税域出现预期方向显著交互而道路定价未出现，故对H3仅获部分支持。消费累进条件与经济立场交互不显著（B=0.085，SE=0.077，p=.270），仅中间群体有小效应，故拒绝消费累进方面的H3。第三，收入专款专用总体提高碳税支持，且这一效应在经济维度上大体普遍（B=0.038，SE=0.066，p=.565），主要由道路定价与能源税提案驱动而非肉类税；航空税提案中该效应与经济立场存在显著交互。总体上，政策设计选项存在总体更受欢迎或不受欢迎之别，但支持很少因文化或经济定位而差异。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人员认为亲气候态度是多面的，既与经济态度和文化态度相关，又存在左右定位的显著残余效应，提示其可能更接近独立维度；文化维度关联总体上比经济维度更重要，符合文化维度在多数西欧国家政治及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上升。经济维度关联随气候态度抽象程度变化：气候怀疑几乎不关联经济立场，更具体的气候关切关联较小，气候政策支持关联最强，研究人员据此提出“抽象性假设（abstractness hypothesis）”，即气候态度越具体，越与经济立场相关。研究2显示具体政策支持中经济与文化立场关联大致同等强，但政策设计的经济影响并未使不同群体支持差异明显扩大；设计偏好总体普遍，唯一明显例外是收入累进碳税提高经济左翼支持，但该效应远小于经济立场与碳税支持的整体关系。作者指出局限：情景实验在同时考察多设计选择时对设计技术细节具体性有限，尤其再分配设计选项的税率与再分配水平重要；结果限于荷兰单一国家与2023年单次选举，未来需跨时间—空间检验普适性。政策意义在于：气候态度与气候政策支持多面且部分独立；政治辩论较一致地沿文化维度组织气候态度，但分析显示并非必然，存在尚未开发的政治潜力；当前经济态度尤其在与具体气候政策提案相关时联系支持，而荷兰气候政策辩论常更文化而非经济，可能忽视选民具体经济偏好；更文化保守但经济左翼的选民若面对更具体且清晰展示经济再分配效应的气候政策，可能被说服支持气候政策，从而提升必要行动的支持。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研究人员总结认为，亲气候态度是多面的。它们与经济态度和文化态度相关，同时左右自我定位存在实质性残余效应，表明亲气候态度可能更像一个独立维度。公民似乎将气候变化视为与政府干预经济范围相关的经济议题、与对社会变迁开放程度相关的文化问题，以及一个独立的议题。对后者的可能解释是，气候态度日益成为部分公民主观社会地位的一部分，从而将其与较少关注气候变化的公民区分开来。总体而言，与文化维度的关系似乎比与经济维度的关系更重要，这符合文化维度在多数西欧国家政治中总体重要性上升、在气候变化中尤其如此的趋势。研究显示，虽然气候态度与气候政策支持是多面的并与经济和文化态度相关，但也部分独立于这些态度。尽管政治辩论相当一致地沿政治的文化维度组织气候态度，分析表明这并非必然，因此存在尚未开发的政治潜力。当前，经济态度与气候政策支持相关，尤其在考察更具体的气候政策提案时。由于荷兰的气候政策辩论常更偏文化而非经济，它忽视了选民的具体经济偏好，未能清晰代表其偏好。然而，更文化保守但经济左翼的选民若面对更具体且清晰展示经济再分配效应的气候政策，可能被说服支持气候政策，从而提升防止进一步生态灾难所需行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