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ics, Policy & Environment》:Biodiversity Offsetting’s Structural Vulnerability to Naturewa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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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物多样性抵消(biodiversity offsetting)日益被环境政策与企业战略采用,学者已揭示其理论、实践与伦理缺陷。当前,对这些缺陷的关注又与潜在绿色漂绿(greenwashing)风险相结合。该研究通过类比论证,应用四类既有漂绿标记(即选择性
随着生物多样性抵消(biodiversity offsetting)日益被环境政策与企业战略采用,学者已揭示其理论、实践与伦理缺陷。当前,对这些缺陷的关注又与潜在绿色漂绿(greenwashing)风险相结合。该研究通过类比论证,应用四类既有漂绿标记(即选择性话语(selective discourse)、脱钩(decoupling)、注意力转移(attention deflection)与欺骗性操纵(deceptive manipulation)),考察上述可能性。分析发现四类标记均有证据,尽管程度不同,表明生物多样性抵消在结构上易受自然漂绿(naturewashing,即绿色漂绿的一种形式)影响。该研究最后概述若这一脆弱性成为现实可能产生的声誉、财务与生态后果。
研究背景与问题:全球生物多样性处于令人担忧状态,被视为社会与经济运行的根本风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指出约一半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依赖健康且 functioning 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丧失因而成为系统性经济关切。随着公众与制度压力增强,政府和企业均试图展示保护承诺。企业日益将生物多样性丧失视为中期最严重风险之一,同时也视其为提升声誉的机会。对采矿等对自然影响大的行业,生物多样性核算成为维护合法性与避免声誉损害的中心;沟通上表现为可持续报告及遵循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等标准披露影响,实践上则采用生物多样性抵消(biodiversity offsetting),即通过在其他地方建立生物多样性增益来抵消残余且不可避免的损害,以实现无净损失(no net loss, NNL),最好实现净增益(net gains, BNG)。抵消是缓解层级(mitigation hierarchy,即避免、最小化、恢复、补偿的先后顺序)的最后一步,但其有效性、理论实践缺陷与伦理问题长期受质疑,公众亦担心其可能构成绿色漂绿(greenwashing)。近期研究警告特定抵消可能构成漂绿,或某些方面若未纠正会导致漂绿。该研究因此提出核心问题:生物多样性抵消是否构成自然漂绿(naturewashing,即与自然保护相关的漂绿)?或是否具有退化为象征性保护的风险?该问题不是简单贴标签,而是对文献中合理关切的及时批判性探究;若成立,可能像碳抵消丑闻一样带来声誉损害、消费者信任丧失、怀疑与财务后果,并削弱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信度与公众信任。
方法概括:该研究为概念性分析,采用类比论证。分析框架取自 Yang 等的漂绿分类,该分类含六类标记;因研究为概念性质且后两类偏经验,仅选取前四类:选择性话语(selective discourse,强调正面信息而省略负面信息)、脱钩(decoupling,承诺与行动不一致)、注意力转移(attention deflection,以象征性活动转移注意)与欺骗性操纵(deceptive manipulation,以误导性沟通塑造环保形象)。研究人员将这些标记逐项类比应用于生物多样性抵消的界定、运行逻辑、制度设置与沟通实践,据以判断标记是否存在,并评估抵消与自然漂绿的关系及潜在后果。该研究未涉及样本队列来源。
研究结果:
选择性话语(Selective Discourse):通过将选择性话语标记类比应用于抵消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制度激励分析,研究得出该标记存在。开发者、恢复提供者、监管者与公众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即一方掌握更多信息);开发者有激励低估环境影响,恢复提供者可能夸大生物多样性增益;基线设置可被博弈,以从“避免损失”产生更多信用;监管者兼具裁判与公共利益代表双重角色,可能受自身或政治利益影响;内部人(交易者与官员)与外部人(保护利益与公众)之间存在知识不对称,公众难以衡量生物多样性交易质量。结论是抵消运行于系统性配置中,特权某些行动者,使内部人可将抵消描绘为对自然有利。
脱钩(Decoupling):通过考察抵消的核心公共承诺(NNL/BNG)与理论及实践表现,研究得出存在潜在脱钩。严格理论上,完全补偿在本体论上不可能,损失只能近似;从人与地方关系看,补偿会系统性不足并延续不公;即便假设这些缺陷可克服,生态有效性证据显示通过恢复实现完全补偿很少见,湿地、鱼类栖息地等案例出现净损失或偏离目标;若将抵消狭义理解为仅补偿特定价值组分,NNL可能可实现,但许多项目仍不能完全补偿或实现NNL,更不用说BNG。结论是合法化承诺与绩效之间存在潜在脱钩,镜像漂绿的核心机制。
注意力转移(Attention Deflection):通过分析象征性政策、模糊性与歧义,研究得出该标记存在。抵消的社会维度常被忽视,NNL/BNG可能成为“政治转移”,即象征性政策承诺多而保障少,其解释可塑性能取悦不同群体,同时转移对局限与后果的注意;生物多样性概念本身定义分歧大,NNL的基线常未定义,绩效标准模糊,“受威胁物种”等也有解释模糊;NNL被用于两种不同意义,期限“永久”在实践中不确定,项目仅设计持续五十至七十五年。结论是抵消可能成为象征实践,模糊与歧义强化注意力转移。
欺骗性操纵(Deceptive Manipulation):通过分析企业沟通中的中性化话语,研究得出该标记存在。Boiral 指出矿业公司净中性声明常依赖选择性中性化话语,强调特定区域增加生物多样性或组织净贡献,忽略其他区域负面影响;这种框架使组织突出环境响应与积极或中性影响,塑造野生动物保护者形象并符合甚至超过社会期望;更广生物多样性市场中亦存在模糊物质损失和死亡的做法。结论是抵消沟通与漂绿标记接近,可能通过修辞扭曲与选择性披露误导公众。
讨论与结论:讨论部分承认研究局限:核心是概念类比,尚需证明自然漂绿与绿色漂绿共享同一组定义性标记;标记选择依赖 Yang 等的分类,其他框架可能产生相似或不同结果;研究排除两个偏经验的标准,未来需经验检验。未来研究应检验等价性、开展漂绿文献元综述,并补充经验维度。研究结论译述:从生物多样性抵消日益重要、企业视其为风险与机会出发,研究探讨其可能构成自然漂绿的关切。使用四类漂绿标记显示四类均存在但程度不同:信息不对称嵌入制度设置;NNL完全补偿承诺与理论实践现实脱钩;象征性措施及NNL目标的模糊性广泛吸引利益相关者,而核心问题尤其社会维度未解决;关键概念未定义加深不透明;中性化技术夸大正面、省略负面,形成误导性环境责任形象。因此,不落入无充分经验证据的漂绿“真相主义”,分析表明生物多样性抵消至少结构性脆弱于退化为自然漂绿。后果有三层:企业层面面临声誉暴露及财务影响;市场层面对抵消市场的信任可能溢出受损,削弱更严谨诚信的行动者;生态层面若合法性丧失,引导私人融资进入保护目标的制度脚手架可能削弱或瓦解。应对至少需要核心概念定义清晰、加强监测与披露要求、更诚实地沟通抵消能做什么与不能做什么;漂绿文献提示严格气候监管国家的企业较少参与漂绿,可适配到抵消语境,支持在自然漂绿普遍化前建立监管保障。否则,脆弱性可能仍在,生物多样性抵消与自然漂绿的边界可能比支持者承认的更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