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Carbon accounting in the supply chain: investigating it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for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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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间，利益相关者对碳核算的关注日益增强，尤其聚焦于企业直接运营（范围1）和 purchased energy use（范围2）产生的温室气体（GHG）排放。然而，相当大比例的排放发生在上述边界之外，企业仍在识别、测量和管理嵌入其供应基地的排放方面面临困难
过去十年间，利益相关者对碳核算的关注日益增强，尤其聚焦于企业直接运营（范围1）和 purchased energy use（范围2）产生的温室气体（GHG）排放。然而，相当大比例的排放发生在上述边界之外，企业仍在识别、测量和管理嵌入其供应基地的排放方面面临困难。有限的数据可用性、自愿性披露以及供应商异质性严重阻碍了供应链排放的准确评估。本文通过（a）识别企业供应基地中温室气体（GHG）排放的关键驱动因素，以及（b）开发一种新颖的实证方法来测量供应基地排放，来应对上述挑战。研究利用1,142家企业的数据，并借鉴交易成本理论和网络理论，表明更大的地理多样性和工业多样性会显著增加供应基地排放，而买方网络影响力和供应基地互联性会调节这些效应。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过去十年，利益相关者对碳核算的关注持续增强，温室气体（GHG）排放的测量与管理日益成为企业平衡经济绩效与社会环境责任的核心议题。然而，现有监管框架多聚焦于企业直接运营排放（范围1）和 purchased energy use（范围2），而相当大比例的排放发生在企业组织边界之外，即嵌入供应链上游的供应基地之中。供应基地排放指企业一级（Tier 1）供应商产生的总排放，通常归类为范围3排放。由于范围3披露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性的，加之供应商在规模、地理分布、技术水平和监管环境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企业准确评估供应基地排放面临数据缺失、供应商不愿披露、协调与监控成本高昂等多重挑战。
既有文献对供应链多样性与排放之间的关系存在矛盾性发现。一方面，地理和工业多样性被视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能够提供非冗余知识、专业化能力和创新实践；另一方面，多样性也增加了协调和监控成本，可能导致供应商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推高排放。这一理论悖论亟需系统性的实证检验。此外，现有供应基地排放测量方法存在明显局限：部分方法假设买方拥有详细的组件级排放数据，这在实践中往往不现实；部分方法忽略未报告排放的供应商，并存在排放重复计算问题。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提出两个研究问题：其一，供应商地理多样性和工业多样性与供应基地排放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其二，网络影响力和互联性如何调节上述关系？
二、研究内容与核心结论
研究人员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网络理论构建理论框架，利用Bloomberg ESG、Bloomberg FA、Bloomberg SPLC、CDP和GRI五个数据库的整合数据，以技术硬件与设备、半导体及半导体设备、汽车及零部件三个子行业为样本，最终获得2015至2017年间1,142家企业的3,241个企业-年度观测值。实证分析发现：工业多样性和地理多样性的增加均显著提高供应基地排放；买方网络影响力和供应基地互联性均显著削弱上述正向关系。进一步的事后分析发现，较高的供应基地排放反而与盈利能力、投资回报率和托宾Q值等经济绩效指标的改善相关，可能的解释是排放削减往往需要供应商进行昂贵的工艺变革，短期内可能抑制经济绩效。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系统检验了地理和工业多样性与供应基地排放之间的关系，解决了文献中的理论悖论；将网络影响力和互联性作为缓解排放的关键调节变量，拓展了买方影响力研究；提出了一种解决缺失数据和重复计算问题的新型碳核算方法；并将供应基地排放与绩效结果联系起来，为可持续性努力的经济影响提供了新见解。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三、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基于碳背包概念（carbon backpacking）的供应基地排放测量方法。该方法遵循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的报告公司分配法和市场价值分配规则，以供应商的范围1和范围2排放数据为基础，按供应商从买方企业获得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百分比进行比例分配，从而避免排放重复计算。针对未报告排放数据的供应商，研究人员开发了三步估算流程：首先确定供应商的四位GICS行业代码，其次计算该行业平均排放和平均收入，最后按行业排放强度乘以供应商收入进行估算。研究还采用总资产作为替代估算基准。通过留出法验证，1,000次随机训练-测试划分显示估算值与实际值之间无系统性偏差，并通过参数自助法（parametric bootstrap）将估算不确定性传播至主要系数的标准误。
四、研究结果
工业多样性与供应基地排放。 基于1,142家企业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工业多样性的增加显著正向影响供应基地排放，支持假设H1。其机制在于，跨行业供应商在技术、流程和排放标准上的差异提高了协调成本，且共同规范难以建立，增加了供应商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
地理多样性与供应基地排放。 实证结果支持假设H2，即地理多样性的增加显著提高供应基地排放。地理分散降低了供应商可见性，不同国家的监管和社会规范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协调和执行难度。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因变量仅包含供应商范围1和范围2排放，该效应并非由运输或物流排放驱动。
网络影响力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买方网络影响力的增强显著削弱工业多样性和地理多样性对供应基地排放的正向影响，支持假设H3a和H3b。具有高网络影响力（以中介中心性衡量）的买方能够建立并执行排放规范，通过信息聚合和最佳实践传播降低协调成本，抑制供应商机会主义行为。
供应基地互联性的调节作用。 实证分析支持假设H4a和H4b，即供应基地互联性的增强显著削弱多样性与排放之间的正向关系。互联的供应商之间能够促进信息共享、信任建立和集体学习，通过共同监督和协作倡议降低协调与监控成本，从而缓解多样性带来的排放压力。
五、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部分指出，尽管工业多样性和地理多样性是供应基地排放的重要驱动因素，但买方企业往往因战略目标而无法或不愿削减供应基地多样性。因此，提升网络影响力和促进供应基地互联性成为管理多样化供应基地排放的关键战略杠杆。研究还指出，现有文献中关于多样性与排放关系的混合发现，可通过区分多样性类型和排放测量方式的差异加以调和。
研究结论部分强调，本文首次系统揭示了供应基地多样性与排放之间的关系及其边界条件，提出了一种更贴近实践、能处理缺失数据并避免重复计算的碳核算方法，为企业在保持供应基地多样性的同时有效管理碳排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研究同时提示，供应基地排放与短期经济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反映了可持续转型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成本-绩效权衡，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