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iatric Nursing》：Posttraumatic growth in nursing home workers: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s of gratitude, meaning in life, and distress four years after the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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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工作人员是新冠疫情（COVID-19）第一波期间暴露于痛苦、死亡和道德压力最为严重的职业群体之一。尽管工作人员、防护设备及其他资源短缺影响了许多国家的长期护理机构，但西班牙是第一波疫情期间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养老院在2020年初经历了极高的死亡率和资
养老院工作人员是新冠疫情（COVID-19）第一波期间暴露于痛苦、死亡和道德压力最为严重的职业群体之一。尽管工作人员、防护设备及其他资源短缺影响了许多国家的长期护理机构，但西班牙是第一波疫情期间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养老院在2020年初经历了极高的死亡率和资源的极度匮乏。这一背景使许多工作人员处于长期的情感和关系压力之下，同时也使他们面临可能挑战核心信念、职业认同和个人优先事项的经历。关于疫情对医疗机构心理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心理困扰、职业倦怠和心理健康问题，且主要在医院样本中进行。相比之下，养老院工作人员中积极的逆境后过程受到的关注较少。创伤后成长（PTG）是指个体在与高度应激或创伤性经历抗争后可能出现的感知到的积极心理变化。PTG并不意味着没有痛苦或恢复到之前的功能状态；相反，它通常被理解为一种评价性和意义相关的改变评估，可能与持续的痛苦共存。PTG不仅可能与持续的痛苦共存，还可能与感知到的消极变化共存，后者被概念化为创伤后衰退（PTD）。PTD捕捉的是与PTG领域平行的感知到的消极变化，从而使积极和消极的逆境后变化能够被同时考虑。尽管它们反映的是相反方向的改变，PTG和PTD可能共存于同一个体中。研究已识别出逆境后PTG和PTD的异质性组合。尽管心理困扰和PTD在概念上不同，但两种视角都说明有价值的积极变化可能与消极的逆境后体验共存。在医护人员中，疫情期间和疫情后不久进行的研究已记录了PTG的存在以及持续的情感负担。然而，在长期护理环境中，关于急性危机阶段数年之后PTG是否仍然可观察到的了解要少得多，而这些环境中对丧失和关系需求的暴露尤为强烈。在可能与PTG相关的心理变量中，感恩和生命意义日益受到关注。感恩被概念化为一种在逆境中识别和重视生活积极方面的倾向性特质，并与应激经历后的获益发现、情绪调节和关系强化相关联。生命意义是指个体将其生活体验为连贯的、有目的的和有意义的，并通过存在性整合和目的重建过程与逆境后的适应相关联。感恩和生命意义在先前研究中均与PTG相关联，但在同一研究中较少考察它们与PTG的相对关联，尤其是在养老院工作人员等职业群体中。在疫情暴发数年后考察这些关联可能特别具有信息价值。早期评估可能捕捉到更即时的情感反应，而后期评估可能更好地反映逆境经历已被整合到更广泛的个人和职业叙事中的方式。对于养老院工作人员而言，第一波疫情代表了最关键的暴露期，四年后探索PTG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考察积极的逆境后评价是否在急性阶段之后仍然存在。因此，这一较晚的时间框架可能有助于研究PTG与持续的心理困扰以及感恩和生命意义等更积极的心理取向的共存。本研究考察了新冠疫情数年后养老院工作人员中PTG、感恩、生命意义和心理困扰之间的关联。研究人员预期感恩和生命意义与PTG呈正相关，感恩在多变量模型中显示更强的关联。研究人员还探索了PTG在该样本中是否与心理困扰共存。
**研究背景与问题**
新冠疫情（COVID-19）第一波期间，养老院工作人员是暴露于痛苦、死亡和道德压力最为严重的职业群体之一。西班牙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养老院在2020年初经历了极高的死亡率和资源极度匮乏，工作人员面临长期的情感和关系压力，其核心信念、职业认同和个人优先事项受到挑战。然而，已有关于疫情心理后果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困扰、职业倦怠和心理健康问题，且以医院样本为主，对养老院工作人员中积极的逆境后过程关注不足。创伤后成长（PTG）是指个体在与高度应激或创伤性经历抗争后感知到的积极心理变化，可与持续痛苦及创伤后衰退（PTD）共存。感恩和生命意义均与PTG相关，但二者与PTG的相对关联在同一研究中较少被考察，尤其在养老院工作人员群体中。在疫情数年后进行评估，有助于考察积极的逆境后评价是否在急性阶段之后仍然存在，以及PTG与持续困扰和积极心理取向的共存情况。因此，研究人员开展了此项研究。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样本为西班牙马德里在疫情期间受雇的251名养老院工作人员（平均年龄44.6岁，74.1%为女性）。数据收集于2024年3月至6月，通过在线问卷（CAWI）、电话访谈（CATI）或面对面访谈（CAPI）完成。PTG采用创伤后成长量表简版（PTGI-SF）评估；生命意义采用生命目的测验-10（PIL-10）评估；感恩采用感恩问卷-6（GQ-6）评估；心理困扰采用患者健康问卷-4（PHQ-4）评估。数据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各PTG维度为因变量，感恩和生命意义两维度为主要解释变量，性别和职业角色为协变量；随后纳入心理困扰建立额外回归模型。定量预测变量进行均值中心化处理，采用双尾检验，显著性水平设为p < .05。
**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大多数PTG维度均值位于量表中点附近，精神改变（Spiritual Change）得分最低；生命意义和感恩处于中高范围；心理困扰平均得分较低。表明疫情数年之后养老院工作人员中PTG仍然存在，但精神改变不如其他PTG维度突出。
*双变量相关*：感恩与所有PTG维度呈中度正相关；生命意义两维度与关系他人、生命价值与机遇、个人力量呈正相关，但与精神改变无关；心理困扰与PTG维度呈正相关，与生命意义呈负相关，与感恩接近零相关；感恩与生命意义自身呈中度相关。
*PTG的多变量关联*：感恩在调整性别、职业角色和生命意义两维度后，与所有PTG维度呈正相关（标准化系数.15~.40），其中与关系他人和个人力量的关联最强。相比之下，生命意义两维度在调整模型中均未与PTG保持独立关联（目标与目的维度与生命价值与机遇的关联为边缘显著，p = .076）。模型解释的方差比例适中，三个PTG维度的调整R2约为.15~.16，精神改变仅为.01。
*心理困扰与PTG的共存*：在调整感恩、性别和职业角色后，感恩和心理困扰均与所有PTG维度呈正相关（感恩标准化系数.14~.39，心理困扰.18~.26），感恩与困扰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表明PTG与更高的感恩和更高的心理困扰共存。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感恩与PTG的关联比生命意义两维度更为稳健和一致。感恩在调整模型中与所有PTG维度保持关联，尤其在关系他人和个人力量方面系数最大，提示感恩可能与涉及积极重新评价人际关系和自身资源的那部分PTG关联尤为密切。这与先前将感恩与获益发现、关系取向和逆境后积极评价相关联的文献一致。生命意义虽在双变量水平与PTG正相关，但在纳入感恩后不再显著，这不应被解释为生命意义对PTG不重要，而可能反映概念和实证重叠或不同构念与PTG评价成分的接近程度差异。PTG与心理困扰的共存表明积极的逆境后评价与痛苦并非单一连续体的对立两端，可能同时存在，但横断面数据无法确定其因果方向。研究还强调养老院工作人员在PTG文献中受到的关注少于医院医护人员，这些发现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长期护理环境中高度应激经历的评价方式。应用层面，提示长期护理机构中的心理支持举措不仅应关注困扰，还应关注积极的逆境后评价，感恩相关实践值得在适当设计的干预研究中评估。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方向性或因果性；所有变量均为自我报告，PTGI-SF捕捉的是当前感知的变化而非前瞻性记录的变化；便利样本和自愿参与可能引入自选择偏差；回归模型解释的方差有限；样本仅来自马德里社区，不宜推广至更广泛的西班牙或国际养老院工作人员群体。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总体而言，本研究通过表明创伤后成长在疫情数年之后仍然存在，且在调整模型中与感恩的关联比与生命意义的关联更为密切，为养老院工作人员积极逆境后过程的有限文献做出了贡献。研究结果还表明PTG可能与持续的心理困扰共存，强调了该职业群体长期适应的情感复杂性。对于老年护理和长期护理而言，这些结果凸显了在考察重大集体逆境后工作人员福祉时，不仅应考虑负担和困扰，还应考虑积极心理评价的相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