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技术干预缓解老年人社会隔离与抑郁的观察性及准实验研究

《Geriatric Nursing》：Technology-based interventions for social isolation and depression in older adults: Observation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analysis

　　

摘要 孤独是老年人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消息类技术（messaging technologies）与较低的孤独感和抑郁水平相关。基于技术的干预措施可降低孤独感和抑郁水平。技术可能有助于加强社区护理（community nursing）和健康老龄化（healthy ageing）。 引言 衰老是一个自然、普遍、渐进且不可避免的过程，伴随生理、身体、社会和心理层面的变化。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老年人”（older adult）定义为年龄在60岁及以上者。2023年，西班牙老龄化率达19.9%，预计至2050年，30%的人口将超过60岁，使西班牙成为欧洲老龄化速度最快、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孤独感被WHO定义为“即使存在社会联系，仍主观感到孤独的感受”。非自愿性孤独（unwanted loneliness）已成为21世纪最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与医疗资源利用增加、慢性病管理不佳、生活质量下降、认知衰退、抑郁、心血管疾病及过早死亡相关。在安达卢西亚，一项近期研究报道，55岁及以上成年人中47%经历非自愿性孤独，其中40%为中度孤独，7%为重度孤独。65岁以上、丧偶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受影响最大。地理因素亦发挥重要作用：城市科尔多瓦设有最多六个老年人活动中心，而农村地区往往每个 locality 仅有一个。非自愿性孤独常与极端贫困并存，并与自杀意念相关。为此，WHO健康老龄化框架将减少孤独列为关键目标。基于技术的干预措施，包括通信技术（移动电话和消息应用）、医疗技术（远程医疗telemedicine和远程协助teleassistance）以及沉浸式技术（如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已成为支持社区和医疗服务的有前景策略。尽管此类干预措施前景广阔，但关于哪些特定技术与改善心理社会结局关联最强，以及这些关联是否能转化为有效干预，目前认知有限。为此，研究人员实施了一项序贯两阶段设计：首先通过观察性研究识别与孤独和抑郁相关的技术使用模式；随后基于上述发现及既往证据，开展准实验研究评估两种技术干预措施：虚拟现实和结构化电话随访。研究主要目标是探讨技术使用与老年人心理社会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评估基于技术的干预措施在减少孤独和抑郁方面的有效性。次要目标包括：确定社区老年人孤独和抑郁的患病率；识别情绪脆弱性的人口学和临床预测因素；评估虚拟现实联合结构化电话随访作为创新护理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方法 研究采用序贯两阶段设计。第一阶段为横断面观察性研究，旨在识别与孤独和抑郁相关的技术使用模式；第二阶段为基于第一阶段发现和既往证据的准实验评估。第一阶段样本量计算以α=0.05、双侧检验、误差±0.05、参考40%非自愿性孤独患病率为依据，估计所需样本量为244名参与者（含10%替换率），最终纳入248名参与者。第二阶段为试点准实验研究，未进行正式样本量计算，样本量根据研究期间参与者可用性确定。数据主要通过EU Survey平台以数字格式收集，通过社交媒体、二维码材料、大学设施、健康中心和公共建筑进行数字和印刷传播。研究在科尔多瓦市多个区域开展，包括中低收入地区（40%，收入低于15,000欧元）、老年人日间中心和社区设施、专为老年人设计的住宅区，以及大学代际中心（CIUCO）。农村市镇亦被有意纳入以提高代表性。第二阶段为包含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准实验设计。实验组参与名为“技术与健康”的干预项目，应用VR作为治疗和社会刺激工具，使用Meta Quest 2和Meta Quest 3独立VR头显，每节20至30分钟，参与者保持坐姿。干预由经过技术和数字健康干预培训的护理专业人员和研究助理主持。对照组未接受VR干预，但两组中抑郁高风险者均接受结构化电话随访支持。电话随访每7至14天进行一次，每次约30分钟，采用半结构化指南评估情绪、社交活动、感知支持，并鼓励采用数字工具。评估在干预完成后立即进行，参与者完成UCLA孤独量表（UCLA Loneliness Scale）和Yesavage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5, GDS-5）。实验组额外完成满意度问卷。纳入标准为居住在科尔多瓦省、年龄60岁及以上、能够理解研究程序并提供书面知情同意的社区成年人。排除标准为中度或重度认知障碍（包括阿尔茨海默病或晚期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妨碍完成干预的急性疾病。研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既往职业、居住类型、婚姻状况、家庭构成、家庭邻近性、子女数量、慢性病或残疾、志愿活动参与、社会互动、活跃老龄化中心出勤率及技术辅助使用。UCLA孤独量表含10个条目，评分1至4分，总分10至40分：低于20分为低孤独，20至30分为中度孤独，接近40分为高度孤独。GDS-5含5个二分条目，总分0至5分，高于2分提示抑郁，5分提示可能重度抑郁。技术相关变量按主要功能分为三类：通信技术（移动电话使用和消息应用）、医疗技术（远程医疗和远程协助）和支持技术（居家护理服务）。研究获得研究伦理委员会正式批准（编号：2024-002,123），并于2024年10月提交修正案以纳入电话监测方案。所有参与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遵守《个人数据保护与数字权利组织法》（Organic Law 3/2018）、护理伦理准则、医学准则及《赫尔辛基宣言》。研究为期七个月，自2024年9月至2025年4月。统计分析使用Microsoft Excel 2024和SPSS 28.0版。连续变量以均值和标准差表示，分类变量以频率和百分比表示。连续变量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分类变量采用Fisher精确检验，Phi和Cramer's V系数用于确定关联强度，连续变量间相关性采用Spearman's Rho。双变量分析中达到统计学显著性的变量及临床相关协变量纳入多变量模型，结果以粗比值比（crude odds ratios, ORs）和调整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s, aORs）报告，各附95%置信区间（95% CI）。准实验阶段组间差异采用协方差分析（ANCOVA），以基线分数为协变量进行调整，Cohen's d用于估计干预效应大小。 结果 第一阶段观察性研究纳入248名老年人，平均年龄72岁（范围60至92岁），女性占66.9%（n=166），男性占33.1%（n=82）。89.9%居住于科尔多瓦市，10.1%居住于农村地区。婚姻状况方面，57.3%已婚，29.4%丧偶，8.1%离异，5.2%单身。91.5%有子女，平均每人2.7个。33.1%独居，66.9%与他人同住。UCLA孤独量表和Yesavage抑郁量表结果显示，孤独和抑郁症状均随年龄增长显著增加，75至84岁及85岁以上年龄组平均分最高，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Spearman's Rho相关分析显示年龄与抑郁（ρ=0.265；p<0.001）和孤独（ρ=0.267；p<0.001）均呈中度正相关。按性别分析，女性在两量表上平均分均显著高于男性（UCLA：p<0.001；Yesavage：p=0.002），约三分之一的女性（32%）被归类为抑郁风险，而男性为13%。独居者在孤独和抑郁方面平均分均显著高于与他人同住者（分别为p=0.001和p=0.006）。报告最亲近家庭成员居住较远者孤独感更高（p=0.023）。56%参与者报告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慢性病者抑郁（p<0.001）和孤独（p=0.001）水平均显著更高，残疾主要与抑郁相关（p=0.016）。日常社交互动是最具决定性的保护因素，保持定期联系者孤独和抑郁得分均显著更低（p<0.001）。活跃参与中心定期出勤与抑郁症状减少相关（p<0.001），但与孤独无显著关联（p=0.098）。CIUCO出勤对两变量均表现出显著保护效应（抑郁p=0.003，孤独p=0.016）。技术使用方面，35.5%使用远程医疗，但用户与非用户间孤独或抑郁无显著差异。使用远程协助服务者（23.4%）或居家协助者（7.3%）在两量表上得分均较高（分别为p<0.001和p=0.033）。96.4%使用移动电话与亲属沟通，未使用者抑郁和孤独得分显著更高（分别为p<0.001和p=0.014）。75.4%使用即时消息应用（如WhatsApp），这些用户抑郁（p<0.001）和孤独（p=0.011）风险显著更低。未调整分析中，远程协助使用与抑郁（OR=4.38；95% CI：2.34–8.20）和孤独（OR=4.02；95% CI：2.06–7.37）风险增加四倍以上相关；居家协助亦与抑郁（OR=3.16；95% CI：1.23–8.41）和孤独（OR=2.76；95% CI：1.07–7.30）风险增加相关。反之，消息应用使用与抑郁风险降低近80%（OR=0.21；95% CI：0.11–0.39）和孤独风险降低58%（OR=0.42；95% CI：0.23–0.76）相关。多变量模型中，消息应用使用仍独立保护抑郁（aOR=0.19；95% CI：0.08–0.45；p<0.001），女性（aOR=4.73；95% CI：1.96–11.41；p<0.001）和独居（aOR=2.09；95% CI：1.04–4.20；p=0.039）为抑郁的强独立预测因素。孤独方面，远程医疗为独立保护因素（aOR=0.41；95% CI：0.18–0.92；p=0.031），独居（aOR=3.45；95% CI：1.76–6.79；p<0.001）和女性（aOR=3.98；95% CI：1.75–9.06；p<0.001）仍为强预测因素。抑郁和孤独联合发生方面，独居与五倍风险增加相关（aOR=5.69；95% CI：2.49–13.01；p<0.001），消息应用使用仍显著保护（aOR=0.25；95% CI：0.09–0.67；p=0.005），年龄增长亦预测更高联合风险（aOR=1.69每SD；95% CI：1.04–2.74；p=0.035）。 第二阶段干预研究纳入32名参与者，实验组（n=16）和对照组（n=16）各半。基线时两组在社会人口学变量、健康状况和情绪结果方面无显著差异。四周干预后，实验组抑郁和孤独均显著降低（分别为p=0.003和p=0.001），对照组无显著变化（分别为p=0.226和p=0.154）。Cohen's d显示实验组内抑郁效应量为1.12，孤独为1.18，均为大效应。组间事后比较抑郁d=0.88，孤独d=1.05。ANCOVA分析（n=31，一名参与者退出）显示抑郁F(1, 29)=9.76，p=0.004，η2=0.25；孤独F(1, 29)=11.23，p=0.002，η2=0.28。相关分析显示实验组内孤独减少与抑郁改善间呈显著正相关（r=0.68，p=0.002）。未观察到性别与干预组间的显著交互作用（p=0.341）。按居住情况分层，独居者孤独得分降幅大于与他人同住者（p=0.042），提示干预对处于更高社会隔离风险者获益更大。实验组对VR干预满意度高，16名参与者中15名表示“非常满意”。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技术使用与情绪幸福感的关系，并评估了VR和电话干预的效果。总体而言，技术参与与较低的情绪脆弱性相关，特别是抑郁和孤独。第一阶段发现，促进社交沟通的技术（如消息应用使用）与较低抑郁几率独立相关，远程医疗使用与较低孤独几率独立相关。相反，辅助性或依赖导向技术（如远程协助和居家协助）在粗水平上与较高情绪风险相关，但调整健康和人口学因素后关联减弱，提示这些技术可能主要反映既有虚弱状态而非直接导致情绪衰退。观察性发现为干预阶段提供了概念基础。干预结果表明，沉浸式VR体验与结构化电话随访的组合与显著改善相关。独居者获益更大提示基于技术的干预对处于最高社会隔离风险的老年人可能特别有价值。从理论角度看，结果可通过数字包容和WHO积极老龄化模型解释。VR引入护理实践通过实现感官、认知和情绪刺激促进自主性、参与和持续学习。从公共卫生角度看，研究结果支持将基于技术的干预整合到健康老龄化计划和社区策略中。增强数字包容、增加通信技术获取和扩大远程健康倡议可减少心理社会脆弱性。干预符合技术人文主义，数字创新补充而非替代人际关怀。护理主导的电话随访在沉浸式技术旁保持了人际接触，代表了创新与关怀、自动化与关系护理相结合的混合护理模式。与既往文献一致，VR干预可改善老年人情绪、认知激活和社会联系，VR通过感官沉浸唤起积极情绪、减少压力和刺激自传体记忆。研究局限性包括：干预阶段样本量较小限制统计功效；干预持续时间较短，未进行纵向随访评估获益持续性；情绪结果为自我报告，可能受主观因素影响；农村市镇参与者数量较少，无法按居住地进行亚组分析。未来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应评估长期有效性、成本效益和实施情况。 结论 本研究证明，在以人为本的护理框架内应用技术可显著增强老年人情绪幸福感。观察阶段识别出沟通导向技术使用与情绪脆弱性之间的关联，干预阶段显示基于技术的干预后显著改善。第一阶段中，消息应用使用与较低抑郁几率独立相关，远程医疗使用与较低孤独几率独立相关，表明技术对情绪的影响取决于其目的而非可用性：促进联系和参与的技术促进幸福感，而与依赖相关的技术反映既有虚弱。第二阶段中，“技术与健康”干预结合VR与护理电话随访，与孤独显著减少相关，调整后效应仍显著，解释约四分之一的方差，独居者改善更大。总体而言，研究结果支持WHO积极健康老龄化模型和技术人文主义，支持将技术辅助心理社会干预整合到社区护理和公共卫生策略中。尽管样本量适中且持续时间较短，研究结果支持进一步评估基于技术的策略以减少孤独和抑郁。未来需要更大样本和更长随访期的多中心研究以确认长期有效性和实施情况。

论文主体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西班牙2023年老龄化率达19.9%，预计2050年30%人口将超过60岁，成为欧洲老龄化最快国家。衰老伴随生理、心理和社会多重变化，非自愿性孤独（unwanted loneliness）和社会隔离已成为21世纪最紧迫的公共卫生挑战之一。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孤独定义为“即使存在社会联系仍主观感到孤独的感受”，并将其与医疗资源利用增加、慢性病管理恶化、认知衰退、抑郁、心血管疾病及过早死亡相关联。安达卢西亚地区研究显示，55岁及以上成年人中47%经历非自愿性孤独。女性、丧偶、低社会经济地位者及农村地区老年人受影响尤为严重，城乡基础设施不均衡进一步加剧脆弱性。孤独还与极端贫困和自杀意念密切相关。传统面对面干预在可及性和可扩展性方面存在局限，基于技术的干预措施——包括通信技术（移动电话、消息应用）、医疗技术（远程医疗telemedicine、远程协助teleassistance）和沉浸式技术（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被视为补充社区和医疗服务的有前景策略。然而，关于哪些特定技术与改善心理社会结局关联最强，以及这些关联能否转化为有效干预，现有认知有限。因此，研究人员开展序贯两阶段研究：先通过观察性研究识别与孤独和抑郁相关的技术使用模式，再基于此评估VR和结构化电话随访两种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研究设计与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序贯两阶段设计。第一阶段为横断面观察性研究，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省招募248名60岁及以上社区老年人（平均年龄72岁，女性占66.9%），通过EU Survey平台以数字问卷形式收集数据，涵盖社会人口学、临床、社会及技术使用变量。使用UCLA孤独量表（UCLA Loneliness Scale）和Yesavage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5, GDS-5）评估情绪结局。技术变量按功能分为通信技术（移动电话、消息应用）、医疗技术（远程医疗、远程协助）和支持技术（居家护理）。统计方法包括Kruskal-Wallis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Fisher精确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及二元逻辑回归。第二阶段为包含实验组（n=16）和对照组（n=16）的准实验设计，实验组接受为期四周的“技术与健康”VR干预项目，使用Meta Quest 2和Meta Quest 3独立VR头显，每节20至30分钟，由护理专业人员主持；两组中抑郁高风险者均接受结构化电话随访。干预前后采用相同量表评估，实验组额外完成满意度问卷，组间差异采用协方差分析（ANCOVA）并以基线分数为协变量，效应量以Cohen's d估计。

研究结果

第一阶段：观察性研究

研究纳入248名参与者，平均年龄72岁（范围60至92岁），女性占66.9%，89.9%居住于城市，33.1%独居，91.5%有子女。孤独和抑郁得分随年龄增长显著增加，75至84岁及85岁以上年龄组得分最高，年龄与抑郁（ρ=0.265；p<0.001）和孤独（ρ=0.267；p<0.001）均呈中度正相关。女性在两量表上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性（UCLA：p<0.001；Yesavage：p=0.002），32%女性处于抑郁风险而男性为13%。独居者孤独和抑郁得分均显著更高（分别为p=0.001和p=0.006）。56%参与者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病，慢性病者抑郁（p<0.001）和孤独（p=0.001）水平显著更高。日常社交互动是最强保护因素，保持定期联系者两量表得分均显著更低（p<0.001）。技术使用方面，96.4%使用移动电话，75.4%使用即时消息应用（如WhatsApp），消息应用用户抑郁（p<0.001）和孤独（p=0.011）风险显著更低。远程协助和居家协助使用者在两量表上得分较高（p<0.001和p=0.033）。多变量分析显示，消息应用使用独立保护抑郁（aOR=0.19；95% CI：0.08–0.45；p<0.001），远程医疗使用独立保护孤独（aOR=0.41；95% CI：0.18–0.92；p=0.031），女性（aOR=4.73）和独居（aOR=2.09）为抑郁强预测因素，独居与抑郁孤独联合发生风险增加五倍相关（aOR=5.69）。远程协助和居家协助在调整后失去显著性，提示其可能反映既有虚弱而非直接导致情绪衰退。

第二阶段：干预研究

实验组接受VR干预联合结构化电话随访四周后，抑郁（p=0.003）和孤独（p=0.001）均显著降低，对照组无显著变化（p=0.226和p=0.154）。效应量分析显示实验组内抑郁Cohen's d=1.12、孤独d=1.18，均为大效应；组间比较抑郁d=0.88、孤独d=1.05。ANCOVA分析（n=31）证实组间差异显著：抑郁F(1, 29)=9.76，p=0.004，η2=0.25；孤独F(1, 29)=11.23，p=0.002，η2=0.28。实验组内孤独减少与抑郁改善显著正相关（r=0.68，p=0.002）。独居者孤独降幅显著大于与他人同住者（p=0.042），提示干预对高社会隔离风险者获益更大。实验组满意度高，16名参与者中15名表示“非常满意”。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促进社交沟通的技术（消息应用）与较低抑郁独立相关，远程医疗与较低孤独独立相关，而辅助性技术（远程协助、居家协助）主要反映既有虚弱状态。VR与电话随访结合代表技术人文主义（technological humanism）的混合护理模式，数字创新补充而非替代人际关怀，符合WHO积极老龄化模型。干预对独居者获益更大，提示其对最高风险人群的潜在价值。研究局限性包括干预阶段样本量小、持续时间短、无纵向随访、情绪结果为自我报告、农村参与者不足。研究结论认为，技术在以人为中心的护理框架内可显著增强老年人情绪幸福感，技术对情绪的影响取决于其目的而非可用性：促进联系和参与的技术促进幸福感，与依赖相关的技术反映既有虚弱。“技术与健康”干预结合VR与护理电话随访与孤独显著减少相关，解释约四分之一方差，独居者改善更大。研究结果支持WHO积极健康老龄化模型和技术人文主义，支持将技术辅助心理社会干预整合到社区护理和公共卫生策略中，未来需更大样本和更长随访期的多中心研究确认长期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