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现代奴隶制与人口贩运领域文化胜任力的快速范围综述

《Trauma, Violence, & Abuse》：Cultural Competence in the Modern Slavery Sector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Rapid Scoping Review

　　

摘要：现代奴隶制与人口贩运（MSHT）在英国日益严峻，影响具有多元文化、语言、宗教、性别及移民相关需求的幸存者。然而，具备文化胜任力的应对措施仍缺乏系统性记录。本项快速范围综述对英国MSHT幸存者文化胜任力服务的现有证据进行了探索性梳理，聚焦于文化胜任力的概念界定、文化与结构性障碍、实践与工具、培训以及研究空白。本研究遵循范围综述方法论及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扩展——范围综述报告规范（PRISMA-ScR），通过Google Scholar、ScienceDirect、ASSIA-ProQuest、Social Care Online、特定组织网站检索及专家推荐确定文献来源。纳入标准为：发表于2013年1月至2023年6月期间、以英文撰写、基于英国或包含与英国相关证据、涉及MSHT幸存者或相关人群且其研究发现对MSHT支持、文化胜任力、服务提供或培训具有参考价值。最终纳入46篇文献。研究结果表明，文化胜任力在识别、接触、保护、司法、照护与康复等环节日益受到重视，但其定义仍不统一，操作化程度参差不齐。现有证据将文化胜任力置于文化谦逊、文化安全、创伤知情照护、以人为中心的照护、信任建立、反思性实践以及对权力与结构性不平等的关注等框架之中。文化障碍——包括语言、污名化、家庭压力、宗教/灵性、不信任感及种族主义——影响了识别、披露、参与及康复过程。所报告的应对措施涵盖口译、文化调解、文化响应式评估、桥梁转介、社区合作、以及文化特异性或跨文化服务；培训则强调反刻板印象、交叉性、结构性胜任力及反思性实践。本综述整合了碎片化的证据基础，并确定了幸存者知情框架、服务评估以及具备文化胜任力的MSHT政策与实践的优先发展事项。

引言

现代奴隶制与人口贩运（MSHT）在英国日益严重。过去十年间，潜在受害者向国家转介机制（NRM）的转介数量持续上升。2025年4月至6月季度，转介量较上一季度增长7%，英国、厄立特里亚、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国籍人员成为被转介最多的四个国籍群体（Home Office, 2025a）。同期共做出5,712项结论性理由决定，为有记录以来单季度第二高值，其中61%为肯定性决定（Home Office, 2025a）。

在英国，《2015年现代奴隶制法案》（Modern Slavery Act 2015）对现代奴隶制作出广义界定，涵盖人口贩运、奴役、劳役及强迫劳动。MSHT与移民、健康与社会照护、人权与劳工权利以及结构性与交叉性暴力相互交织，要求内政部、地方当局、第三部门组织和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等法定与非法定行动者开展有效协作。因此，应对MSHT需要一种贯穿预防、起诉、保护、政策与伙伴关系的多机构方法（Sheldon-Sherman, 2012）。

文化渗透于MSHT及其应对措施之中。文化信念、价值观、规范和实践可能影响个体如何被招募、剥削和伤害，也影响受害者和施害者如何理解自身经历及支持需求。文化还塑造了专业人员——包括检察官、政策制定者以及健康和社会照护从业者——对幸存者动机、处境、可信度及康复轨迹的理解。因此，文化胜任力不仅关乎服务提供和参与，也与识别、保护、司法应对及长期重返社会密切相关。

近年来，MSHT幸存者的文化需求在英国法定部门日益得到承认。经授权的一线响应组织向NRM转介的个人，在做出合理理由和结论性理由决定后，可接受初始风险评估和需求评估，以便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现代奴隶制受害者照护合同》（MSVCC）获得针对性支持（Home Office, 2025b）。这些评估旨在识别即时福利需求和脆弱性，包括身心健康、住宿和家庭情况，并明确纳入了语言、文化和精神需求（Home Office, 2025b）。法定指南还建议主管当局在NRM决策过程中评估可信度时考虑性别和文化因素（Home Office, 2025b）。

文化胜任力以及平等、多样性和包容性（EDI）在行业标准和指南中也日益受到关注。《奴隶制和贩运幸存者照护标准》近期进行了更新，以反映幸存者群体多样性的变化以及对幸存者支持需求的日益重视（Garbers, 2025）。其中两项变化与文化尤为相关。第一，更新后的标准认识到幸存者背景日益多样化，需要能够使服务提供者实现EDI和文化胜任力照护的指南和模式（BASNET, 2021; Wright et al., 2024）。第二，强调了有效回应幸存者自我界定的支持需求的重要性（Garbers, 2025）。这些进展与英国黑人和少数族裔反奴隶制网络（BASNET）关于促进英国MSHT部门种族EDI的行动计划相一致（BASNET, 2021）。该计划指出了影响种族少数群体幸存者的持续性挑战，包括执法部门对现代奴隶制指标认识有限；在庇护住所中遭受种族主义和歧视的经历；缺乏足够精细的族群数据以支持个性化照护；难以获得文化胜任力和创伤知情的医疗保健；以及与受影响社区接触不足，包括服务人员中幸存者背景的代表性有限（BASNET, 2021）。总体而言，这些差距凸显了加强整个部门文化胜任力的必要性，包括使用文化调解人以及针对参与MSHT预防和应对的专业人员开展关于文化智力、EDI以及种族、宗教、残疾、性别和性取向交叉性的专门培训（BASNET, 2021）。与此相辅相成的是，一项由幸存者知情的工作制定了康复和重返社会的核心结果集，将获得文化适宜、富有同情心和创伤知情的支持确定为六项由幸存者界定的优先结果之一（Jannesari et al., 2024）。

本研究

尽管人们对MSHT中文化胜任力的需求日益认可，但在研究和记录实践中，对英国MSHT幸存者文化胜任力服务提供的探讨仍然有限。本快速范围综述对英国MSHT幸存者现有文化胜任力服务提供进行了探索性梳理；它描绘了现有证据的广度、深度和类型，并识别了研究空白、良好实践范例以及整个MSHT部门与文化胜任力相关的培训提供。本综述还识别了服务提供者和幸存者在参与、识别和求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文化障碍，这些障碍可能导致脆弱性和剥削。本快速范围综述嵌套在一项更广泛的关于MSHT服务提供中文化胜任力的研究之内，重点关注英国和阿尔巴尼亚的预防工作（Murphy et al., 2024）。

材料与方法

本快速范围综述遵循了Arksey和O'Malley（2005）提出、经Levac等人（2010）更新并由Peters等人（2020）在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范围综述指南中完善的框架。根据该框架，本综述分为六个阶段：（a）确定研究问题；（b）定位相关证据；（c）选择纳入来源；（d）图表化数据；（e）整理、总结和报告结果；（f）咨询利益相关方专家。鉴于与英国MSHT部门文化胜任力相关的术语和证据来源的多样性，该方法具有适当性。

快速范围综述方法与报告

本综述采用快速范围综述设计，原因有二。首先，该主题处于新兴阶段，概念分散，且在学术、政策、法定和第三部门来源中使用异质性术语。因此，范围综述方法适用于描绘现有证据的广度和类型，而非评估有效性。其次，本综述旨在为一项更广泛的研究和面向利益相关方的关于MSHT服务提供中文化胜任力的工作提供信息，需要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由于外部资金要求）及时综合同行评审和实践证据。

快速范围综述是一种灵活的方法，可根据可用资源应用定制的精简方法（Campbell et al., 2025）。相应地，本研究放弃了可选的网络搜索，由一名主要审阅者主导搜索和筛选，不确定性案例通过团队讨论进行审查。提取的数据直接汇总到描述性综合中。方案和报告遵循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扩展——范围综述报告规范（PRISMA-ScR）指南，并使用PRISMA-ScR流程图报告证据筛选过程（Tricco et al., 2018）。

定义

本综述使用了上述《2015年现代奴隶制法案》中对现代奴隶制的定义。然而，为增强国际读者的清晰度，采用了MSHT这一术语。MSHT幸存者一词用于指代潜在受害者、受害者和幸存者。

文化胜任力采用文化胜任与同情照护模型（Papadopoulos, 2018）进行概念化。该方法回应了早期文化胜任力框架过于静态且存在刻板化风险的批评（Berger & Miller, 2021），转而将文化胜任力视为服务提供者与服务使用者之间的动态、反思性过程。文化胜任力被理解为包含相关概念，如文化智力、谦逊和安全，这些概念强调自我反思、服务使用者专业知识以及解决权力失衡和殖民遗产（Curtis et al., 2019; Lekas et al., 2020）。根据Papadopoulos（2018）的观点，文化胜任力与同情心以及结构和交叉性胜任力相关联，并与MSHT服务提供中的创伤知情实践保持一致（Hemmings et al., 2016）。结构性胜任力涉及政策和等级制度如何塑造不平等（Hansen & Metzl, 2019），而交叉性则强调身份重叠如何塑造风险和照护获取机会（BASNET, 2021）。

方案与注册

一位作者使用试点模板起草了研究方案，并与合著者进行了审阅。最终方案（V4）于2025年12月19日在开放科学框架（OSF）上进行追溯注册（https://osf.io/6tg95/files/gc5xz）。

纳入标准

使用人群-概念-情境框架（Peters et al., 2020）制定纳入标准。纳入的学术和灰色文献来源必须涉及：（a）英国的MSHT幸存者，包括在NRM和MSVCC下获得支持的幸存者，以及在这些系统之外的幸存者；（b）以上述广义概念化为准的文化胜任力，包括其对服务提供、最佳实践和培训的相关性；（c）基于英国的服务和来源，包括英国构成多国研究一部分的情况。涉及相关人群（例如难民、寻求庇护者或性别暴力的幸存者）的来源，若其提供了与MSHT幸存者相关的见解，则予以纳入。

排除标准为：（a）发表于2013年1月之前或2023年6月之后；（b）大众或社交媒体来源（例如新闻文章、评论、社交媒体帖子、社区论坛）和法律工具/文件（例如立法、法庭案件）；或（c）非英文撰写。选择2013年1月的起始日期是为了捕捉本综述前十年间当代英国MSHT政策和实践，即从《2015年现代奴隶制法案》出台前两年开始，直至后续NRM、幸存者照护标准及相关保护和服务的指南的发展。

文献检索

为同时捕获学术和实践证据，采用了两种互补的检索策略：数据库检索和组织网站定向检索，并辅以滚雪球式检索以及在两次在线研讨会中从专家处获得的推荐。

学术搜索引擎Google Scholar（前10页）、两个学术数据库（ScienceDirect和ASSIA-ProQuest）以及一个灰色文献数据库（来自SCIE的Social Care Online）于2023年6月至7月间进行了检索。检索词结合了三个集群：（a）文化胜任力（“cultur* competenc”，“cultur aware”，“cultur sensitive”，“cultur barrier”，“cultur differen”，“cultur training”）；（b）MSHT（“modern slavery”，“human trafficking”，“trafficking”，“anti-trafficking”，“trafficking prevention”）；（c）服务提供（“NGOs”，“organizations”，“services”，“service provi*”，“charities”，“third sector”，“care”，“NRM”，“first responders”）。添加了英国限定词（例如“England”，“Wales”，“Scotland”，“Northern Ireland”，“Great Britain”，“London”）。检索限制条件包括英语语言和出版日期（2013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对纳入来源的参考文献列表进行了筛查，以寻找补充材料。

组织网站的检索基于政府NRM网站上列出的MSHT一线响应组织预定义清单：Gangmasters and Labour Abuse Authority (GLAA)、Salvation Army、Migrant Help、Medaille Trust、Kalayaan、Barnardo's、Unseen、NSPCC (CTAC)、BAWSO、New Pathways、Refugee Council、Trafficking Awareness Raising Alliance (TARA)、Belfast and Lisburn Women's Aid和Youth Work Alliance。在可行的情况下，使用内部搜索工具筛选出版物和报告页面；否则，对手头页面进行人工搜索（前五页）。当组织引用额外服务或相关产出时，采用滚雪球式检索。

资格评估

参考文献在Zotero中进行管理，以进行去重和筛选。来源按四个证据流（Google Scholar、数据库、组织网站和专家推荐）组织到相应的文件夹中。一位审阅者对全文进行筛选，并将纳入的来源整理到一个“初步纳入”文件夹中。不确定案例被标记以供团队讨论，并记录排除原因。三位团队成员于2023年7月和9月举行了两次在线会议，根据人群-概念-情境标准讨论并解决纳入不确定性。未遇到分歧。

数据图表化

除了Zotero自动生成的文献信息外，一份数据提取指导工具支持按两个类别进行图表化：（1）证据来源特征，包括地理焦点、人群焦点、部门或服务环境、MSHT相关性和类型，以及来源是否为同行评审或灰色文献；（2）MSHT服务提供中的文化胜任力，按照与研究问题一致的分项类别进行结构化：（a）概念化和方法；（b）影响识别、参与、求助和支持的文化因素和障碍；（c）文化响应性实践、工具和服务模式；（d）培训提供。对于此类别，将原始来源中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逐字摘录复制到适用审查类别下的提取文档中。当摘录涉及多个类别时，将其输入每个相关标题下。

数据分析与综合

分析采用适用于范围综述的描述性叙述综合方法。图表化数据按照研究问题进行整理和主题化。采用基本定性内容分析（Pollock et al., 2023）来支持叙述性综合，通过识别证据中反复出现的概念、实践和空白，同时保持同行评审研究、灰色文献、指南和实践示例之间的区分。鉴于综述的梳理目的，未进行正式的质量评价。为避免过度解释，综合区分了多个来源支持的模式和较少来源识别的示例。结果通过可视化图表和叙述性综合呈现，随后是批判性讨论点和建议（Peters et al., 2020）。

结果

来源与特征

检索策略一产生了857条证据来源，其中43条符合纳入标准。通过专家推荐增加了三条来源，最终纳入46条来源。检索策略二对14个组织的网站进行了筛选。纳入来源主要为灰色文献（报告、指南、框架、学位论文）和书籍章节，同行评审文章（包括综述）占比较小（n=11；25%）。大多数来源覆盖全英和/或专注于英格兰，较小部分专注于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完全聚焦于MSHT的出版物有18篇（43%），其他来源则将MSHT幸存者纳入更广泛的人群（例如移民、难民/寻求庇护者、种族少数群体和边缘化社区）。在指定人群焦点的来源中，女性（10篇）和儿童/青少年（13篇）是与性剥削和劳动剥削以及犯罪剥削相关的最常涉及的群体。MSHT女性幸存者通常与性别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归为一类；在一些研究中，儿童幸存者被纳入更广泛的类别，涉及儿童保护和保障、寄养儿童、儿童虐待和无人陪伴儿童。最后，检索在刑事司法和起诉领域找到了6条证据来源，在健康/照护领域找到9条（其中5条专注于心理健康/照护），在社会工作、社区工作和MSHT后照护服务领域找到20条。

关键发现

概念与相关性

贯穿各领域的重要性和照护重点：在所有纳入来源中，文化胜任力被认为对在预防、司法和幸存者支持方面应对MSHT至关重要，但在援助和照护领域最为强调。幸存者照护标准强调创伤知情、非评判性实践、文化得体的风险评估、以幸存者语言提供的资源以及支持安全和信任的文化适宜性提供（Human Trafficking Foundation, 2018）；以及文化适宜的食物——另一来源也提到了这一点（Paphitis et al., 2023）。尽管对其重要性存在广泛共识，但许多来源仅提及而非定义文化胜任力。

概念辩论：文化胜任力仍是主导标签，常与文化敏感性、知识、理解、意识和一致性互换使用——同时也与相关构念如文化安全、谦逊、智力和响应性并列。一些来源批评固定的“胜任力”概念可能产生刻板印象，转而提倡文化安全和“专业好奇心”，将幸存者定位为经验专家（Braham, 2021; Kelly et al., 2019b）。证据还将文化与交叉性和权力联系起来，强调反思性实践、对话、问责以及避免本质化的文化特征（Dein & Bhui, 2013; Nelki & Sen, 2022; Such et al., 2022）。文化一致性被框定为尊重文化起源和身份，并得到文化中介、创伤知情和性别敏感沟通的支持（OSCE/ODIHR, 2022）。最后，纳入来源中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文化胜任力实践对于建立信任至关重要，包括尊重性沟通、关注幸存者自身对健康和疾病的理解及优先事项（Such et al., 2021），以及对权力失衡的认识。

聚焦女性和儿童的证据：针对女性的证据警告说，文化不匹配的服务可能会增加伤害和再次剥削的风险，从而强化了文化响应性、整体性和基于信任的支持的重要性（Hodges et al., 2022）。针对儿童的证据强调，文化胜任力/谦逊有助于减少制度偏见，支持安全沟通和基于权利的决策（OSCE/ODIHR, 2022; Saker et al., 2022）。两项系统综述指出，口译支持、以受害者为中心和家庭知情的方法是有益的，同时指出了空白，包括有限的文化验证测量、口译提供不足以及因制度偏见而加剧的非创伤知情互动（Albright et al., 2020; Martinho et al., 2020）。强调了优势为本的方法、多机构合作和从业者自我照护在文化胜任力中的价值，以实现以家长为中心的服务，这对所有相关方都更有效（Prowle, 2022）。

文化因素与障碍

风险因素、结构性种族主义以及家庭和社区的作用：若干来源识别了一系列影响MSHT脆弱性以及参与和（自我）识别障碍的文化和背景因素，包括语言；宗教/灵性（包括巫术）；性别、社会和家庭规范；对健康和心理健康的态度；耻辱感和羞耻感；对当局的不信任；对合法性和受害者身份的不同理解；以及结构性/制度性种族主义（Albright et al., 2020; British Red Cross, 2019; Chan, 2019; Dein & Bhui, 2013; Goard, 2021; Hayes & Unwin, 2016; Henderson et al., 2017; Kelly et al., 2019a; Martinho et al., 2020; O'Doherty et al., 2018; Public Prosecution Service for Northern Ireland, 2022; Sandhu et al., 2013; Stevens, 2020; Such et al., 2023; Tedam, 2014）。

家庭和社区背景：家庭和社区因素既具有保护性也具有污名化作用。来源描述了与移民投资、债务和被驱逐出境恐惧相关的义务如何可能抑制披露，而与性剥削相关的耻辱感则会破坏重返社会（Goard, 2021; Such et al., 2023）。一个来源强调了性别特定需求和社区融合，在某些侨民群体中，男性的耻辱感可能特别严重（British Red Cross, 2019）。幸存者可能在本文化网络中寻求支持，或者相反，在匿名性可减少耻辱感的多文化环境中寻求支持（Such et al., 2022）。父权规范和对剥削的不同理解可能掩盖侵犯人权行为，并使识别和与当局合作复杂化（Goard, 2021; Henderson et al., 2017）。在法定系统内经历的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歧视进一步加剧了不信任和伤害，包括受代际创伤影响的群体（Kelly et al., 2019a; Stevens, 2020; Such et al., 2023）。

心理保健：在心理保健领域，不同的解释模型可能阻碍评估和治疗，存在将文化塑造的反应误解为病理学或在症状被文化正常化时忽视痛苦的风险（Sandhu et al., 2013）。文化精神病学证据强调对症状含义进行细致入微、非刻板化的解释，并警示不要普遍化西方生物医学分类法或忽视贫困和种族主义等社会决定因素（Dein & Bhui, 2013）。在围产期心理健康方面，耻辱感、躯体化表现、被打乱的分娩实践以及更广泛的结构性背景影响着获取和结果；口译员是一个关键促进因素（Firth & Haith-Cooper, 2018）。

聚焦女性和儿童的证据：涉及女性幸存者的证据强调了移民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超越性剥削的剥削风险，以及在司法参与中语言熟练度和口译准确性的重要性（Van Dyke, 2020）。巫术烙印已被牵涉进虐待行为，突显了对文化胜任的保护性应对的需求（Tedam, 2014）。关于与黑人、亚裔和少数族裔（BAME）家庭合作的证据将社区知识视为资源，同时强调不能利用文化来为虐待辩护（Chan, 2019）。关于儿童性剥削的证据强调了利益相关者中文化正常化的信念，并呼吁开展基于研究的、非歧视性的应对措施，改善与孤立社区的接触（Hands, 2016; Hayes & Unwin, 2016; Henderson et al., 2017）。纳入的两篇综述描述了包括羞耻感、对人贩子的依赖、对当局的不信任、自我识别困难、影响男性获取服务的性别刻板印象以及西方心理健康概念的局限性在内的障碍（Albright et al., 2020; Martinho et al., 2020）。关于儿童难民和无证移民的指南同样强调需要了解生活经历、使用口译员和支持导航，并指出语言、文化、融合挑战、歧视和种族主义等问题（Stevens, 2020）。一些证据还指出，文化和背景因素塑造了英国国民的脆弱性，并在不同地区和社区之间存在差异（Kelly et al., 2019b; Murphy et al., 2022）。

文化胜任力服务中的实践与工具

适应、社区共同设计与导航：潜在有前景的服务提供模式的例子包括文化特异性服务和关注语言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服务适应，旨在支持早期参与、照护连续性和信任建立（Van Dyke & Brachou, 2021），例如通过社区卫生倡导者、面对面口译员、多语种员工和员工培训（Such et al., 2017）。在心理健康领域，“跨文化化”被描述为解决沟通障碍、创伤和组织响应性的系统层面适应（Sandhu et al., 2013）。委托指南强调文化适宜的需求评估、社区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同设计，包括与文化中介的合作（Fassil & Burnett, 2015）。社区干预包括提高认识倡议和安全落脚点，以加强网络和集体解决问题（Hashagen et al., 2017）。健康导航旨在改善获取、知识、赋权和照护连续性；证据告诫不要假设文化匹配总是更受青睐（Braham, 2021; Nelki & Sen, 2022）。纳入的部门指南还描述了“桥梁转介”，即独立和监护人倡导者积极将幸存者联系到服务之间，以确保保护和安全（OSCE/ODIHR, 2022）。

文化调解、艺术实践与简洁工具：文化调解被描述为超越口译，处理意义、背景和信任，从而支持幸存者在健康和司法环境中的参与（OSCE/ODIHR, 2022; Rakovica & Ianovitz, 2021; Van Dyke & Brachou, 2021）。来源还强调了口译质量和文化敏感的提供方式，包括关注性别、族群、文化和宗教（Chan, 2019; Criminal Justice Inspection Northern Ireland, 2020）。与伦敦东南部的移民女性进行的参与式艺术项目帮助挑战了与敌对政策相关的排斥，并创建了一个促进跨文化意识和合作的领导者社区（Marziale & Reynolds, 2023）。一项关于移民社会处方的综述发现，自尊、信心、赋权和社会连接性有所改善，但对健康结果的证据不一；促进因素包括对语言、文化、性别和交付形式的响应性（Zhang et al., 2021）。

已识别的简洁工具包括寄养照顾者资源、文化知情手册和心理健康评估指南，包括DSM-5文化形成访谈（IOM U.K., 2019; Nelki & Sen, 2022; West Midlands Anti Slavery Network, 2022）。通过组织资源也识别出少量面向幸存者的翻译材料（Migrant Help – Leaflet in Albanian, 2023; Royal College of Nursing, 2017; The Salvation Army, 2021, 2020; Unseen, 2023）。

文化胜任力培训

若干纳入来源强调了英国MSHT服务中文化胜任力的缺乏，并呼吁开展培训以提高社会规范素养，以解决增加剥削风险和伤害的信念和实践（Adisa et al., 2022; Nicholl et al., 2016; Such et al., 2022, 2023）。建议对所有从业者进行培训，以便将文化胜任力价值观作为EDI战略的一部分嵌入组织和流程层面（Saker et al., 2022）。鼓励通过自主学习、与社区和族群特定组织合作、使用专家团队和口译员以及反思性实践来促进持续专业发展（Chan, 2019）。证据警告说，援引文化可能造成刻板印象或为歧视辩护，或者在处理得当的情况下，有助于理解信念和需求并指导个性化干预（Kelly et al., 2019a; O'Doherty et al., 2018）。培训应帮助从业者避免刻板印象，拒绝为有害做法辩护，并在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普遍主义之间取得平衡，尤其是在儿童工作中（Henderson et al., 2017）。文化相对主义的风险在法庭上也有记载，突显了培训中明确规范性边界的必要性（Anninson, 2013）。

研究与司法系统中的培训：一项关于MSHT研究中EDI的英国研究发现，尽管参与者有兴趣，但文化胜任力在培训中代表性不足（Such et al., 2023）。在北爱尔兰，检查建议对专业检察官进行应用型文化意识培训，同时配合文化敏感的口译使用，以减少与移民身份相关的羞耻感和不安全感（Criminal Justice Inspection Northern Ireland, 2020; Public Prosecution Service for Northern Ireland, 2022）。随后为检察官和警察更新了政策和培训，包括带有族群、文化和宗教敏感性的口译和翻译指南（Criminal Justice Inspection Northern Ireland, 2020;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 Northern Ireland, 2022）。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面谈指南包括PEACE模型，借鉴认知访谈并侧重于脆弱性、融洽关系和开放性思维，尽管在让幸存者参与起诉方面仍存在差距（Fisher & Geiselman, 1992; Goard, 2021）。

暴力与剥削服务中的跨文化培训：一项针对家庭暴力和性暴力从业者的在线培训评估解决了文化胜任力支持和围绕有害做法的信心有限的问题（Adisa et al., 2022）。主题包括女性生殖器切割、强迫婚姻、名誉暴力、精神虐待、现代奴隶制和在线激进化，参与者报告对歧视和系统性安全障碍的认识有所提高（Adisa et al., 2022）。两家威尔士组织（BAWSO和New Pathways）也提供关于有害文化习俗、MSHT识别和文化多样性的培训，同时提供文化定制的庇护住所（BAWSO, 2023; New Pathways, 2023）。

MSHT部门的培训：针对成年和儿童MSHT幸存者的以人为本框架强调文化、创伤、族群、性别和宗教方面的差异，并呼吁从业者进行反思和文化智力提升（Bundock et al., 2020; Van Dyke & Steering Group, 2020）。与BAME家庭合作的监护人员报告了与口译相关的困难，以及在涉及BAME儿童的贩运和庇护案件中信心不足（Nicholl et al., 2016）。针对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无人陪伴儿童的寄养照顾者培训被认为有希望，提高了文化意识和沟通能力（IOM U.K., 2019）。一个已识别的儿童幸存者配套框架将文化嵌入基本价值观中，呼吁采取创伤知情、以人为本的实践，承认信仰、文化以及精神、情感和宗教支持的重要性；它设定了关于幸存者在性别、文化、宗教、残疾和性取向方面的独特性，以及发展文化智力以支持康复和身份认同的学习目标（Van Dyke & Steering Group, 2020）。

讨论

本快速范围综述梳理了英国MSHT幸存者文化胜任力服务提供的记录证据，有四个目标：考察文化胜任力如何被概念化；识别影响参与、识别和求助的文化和结构性障碍；梳理报告中的实践、工具和服务方法；以及识别培训提供和空白。为实现这些目标，研究结果主要来源于灰色文献，表明文化胜任力在MSHT预防、司法、保护和幸存者支持中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但定义不一致、记录不均衡且很少经过评估。本综述开始勾勒一个新兴领域的轮廓，并确定需要更多实证、幸存者知情和评估性工作的领域。

研究者未发现此前有以英国为重点的综述对英国MSHT部门的文化胜任力进行过梳理。本综述的贡献在于汇集了目前分散在MSHT专门文献、移民健康、心理保健、社会工作、刑事司法、暴力和虐待服务以及第三部门指南中的证据。这种分散的证据基础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文化胜任力以碎片化的方式出现：作为一种概念取向，作为对文化和结构性障碍的回应，作为一套实践工具，以及作为培训的一个要素。然而，各种来源趋同于一个观点，即关注文化因素有助于支持幸存者在不同环境中的参与和响应性，从地方当局指南和刑事司法报告到社区倡议和MSHT后照护。

本综述与MSHT领域对文化胜任力日益增长的关注相一致（BASNET, 2021; Lazzarino et al., 2022）。在心理健康服务中，鉴于幸存者背景的多样性以及复杂的需求和结果，文化胜任力一直受到强调（Bloom & Brotherton, 2019; Rose et al., 2021; Sabella, 2024）。关注男孩和年轻男性的证据同样突出了与心理健康和性别相关的社会文化规范可能无法被服务满足，从而加剧了边缘化和不信任（Nodzenski et al., 2024）。这支持了第一个综述目标，表明文化胜任力并非作为一个单一稳定的概念被使用，而是与创伤知情、以人为本、结构意识强和文化响应性方法重叠。

研究结果也处于政策转变的背景之下。在更新的幸存者照护标准中，EDI、以人为本的照护和创伤知情实践是指导原则，对文化响应性的关注也有所扩大（Garbers, 2025）。文化响应性被描述为主动识别并调整支持以适应每位幸存者的价值观和生活经历，同时建立信任并加强专业自我反思以减轻无意识偏见（Jordan et al., 2024）。

在所审阅的证据中，MSHT幸存者的需求经常被纳入更广泛的类别（例如，弱势移民、种族少数群体或暴力和虐待的幸存者），尤其是女性——这在MSHT研究中常见。虽然这种重叠反映了服务生态系统，但它有可能导致对剥削特有动态、法律程序以及MSHT相关耻辱感和胁迫的关注不足。正如更广泛的文献所示，文化塑造了求助途径、意义建构、应对、治疗参与和康复，以及系统的响应能力（Jordan & Hall, 2025; Kirmayer & Jarvis, 2019）。文化因素和文化胜任力在提高边缘化群体的可及性、包容性、平等和信任方面的共同重要性——这些群体往往服务不足并受到与社会文化健康决定因素相关的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已在不同背景下得到充分证实（Jongen et al., 2018; Lee & Briggs, 2023; Williams et al., 2019）。因此，文化胜任、富有同情心、创伤知情和以人为本的实践在MSHT背景下似乎尤其相关。这与第二个综述目标直接相关，因为纳入来源中识别的障碍反映了更广泛的证据，即文化、种族主义、移民身份、耻辱感和制度不信任塑造了照护和支持的获取。

相反，当文化因素被理解不足或被忽视时，它们可能成为障碍和风险因素。纳入的证据与更广泛的文献相呼应，后者描述了诸如语言、宗教和精神信仰、与耻辱感和羞耻感相关的文化规范、法律身份以及对当局和提供者的不信任等障碍（Bilican et al., 2025; Díaz-Millón & Olvera-Lobo, 2025; Magesa, 2023）。与不稳定移民和MSHT相关的进一步障碍包括家庭期望、父权动态和巫术信仰（Najar, 2023; Spyropoulos, 2018; Veale, 2025）。结构和制度性种族主义和歧视也成为障碍；因此，在MSHT领域内外，结构和交叉性胜任力越来越受到推荐（Khazbak et al., 2025; Schwartz, 2023; Yong & Germain, 2022）。

这些发现与概念辩论相交织。尽管“文化胜任力”仍然是主流术语，但一些来源倾向于替代方案——文化安全、谦逊和专业好奇心——以避免具体化文化和胜任力。尽管语言存在差异，但审阅的来源指向两个优先事项：关注个体的需求和背景，以及认识到这些如何被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交叉的压迫线索所塑造。因此，为MSHT幸存者量身定制的模型可能需要整合创伤知情照护、交叉性和结构性胜任力作为核心要素，如同本篇文章的研究团队开发的模型一样（Murphy et al., 2024; Papadopoulos, 2024）。

第三个和第四个综述目标涉及实践响应和培训。在此，证据表明，对文化胜任力的广泛认可与其在日常MSHT实践中如何操作化的有限记录之间存在差距。本综述报告了文化胜任力培训的缺陷以及在整个系统中（包括研究和司法）的不均衡采纳。纳入来源建议通过EDI战略、反思性监督和改进口译质量来嵌入文化胜任力，同时也指出了在验证性测量、口译提供和创伤知情互动方面的空白。在开发培训方法方面正在取得进展（Burgund Isakov & Markovic, 2024; Im & Swan, 2020; Papadopoulos et al., 2021）。在MSHT领域，两个已识别的框架强调以人为本的照护和反思性实践（Bundock et al., 2020; Van Dyke & Steering Group, 2020），但培训的记录仍然不一致，且通常在内部进行，限制了透明度和累积学习（Murphy et al., 2024）。

本综述还识别了跨部门潜在的实践范例，包括文化特异性或跨文化化服务、健康导航和“桥梁转介”、倡导和社区合作、艺术/社会处方、高质量口译和文化调解。文化调解作为英国MSHT应对措施中的一个结构化特征，其记录尚不充分，但在其他地方被认为在支持弱势移民的获取、参与和融合方面具有价值（Erdilmen, 2021; Rakovica & Ianovitz, 2021; Vje?tica & Sjeklo?a, 2020）。基于艺术的方法和社会处方与通过社区和同伴主导模式解决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努力相一致，并且是英国NHS综合护理系统中日益成熟的机制（Chatterjee et al., 2018; Husk et al., 2019; Kilgarriff-Foster & O'Cathain, 2015）。它们对幸存者群体的适用性证据也很有希望（Kometiani & Farmer, 2020; Namy et al., 2022）。然而，仍然存在若干空白（Kilgarriff-Foster & O'Cathain, 2015），且生成稳健证据具有挑战性（Husk et al., 2019），因此需要更多设计良好和参与式的研究来为MSHT幸存者的艺术和社区干预提供信息。

优势与局限

本综述通过综合英国MSHT应对措施中文化胜任力的记录证据，整合了同行评审和灰色文献，为文献做出了贡献。它遵循了范围综述指南（Arksey & O'Malley, 2005; Levac et al., 2010; Peters et al., 2020），并使用了多种检索策略。然而，一些相关来源和实践可能被遗漏，特别是因为许多一线实践无法通过案头检索捕获。事实上，对现有书面来源的依赖可能有利于有能力发布报告、指南或在线材料的组织，而低估了较小的草根组织、幸存者领导的组织和非正式社区支持。此外，不进行开放式网络搜索的决定进一步影响了全面性。利益相关方咨询有助于缓解这一风险并减少选择偏倚。

局限性也反映了范围综述的设计：未进行正式的质量评价，研究结果应被解释为梳理而非评估性综合（Sucharew & Macaluso, 2019）。对网络来源的依赖可能排除了在线存在有限的组织，并且在线内容是动态和横截面的（Devan et al., 2019）。

证据基础也偏向于灰色文献。鉴于MSHT部门的实践性质，这是适当的，但这意味着许多纳入的来源未经同行评审，并且在细节、透明度和方法学报告方面各不相同。相反，排除媒体、社交媒体、法律案件和非英语来源可能限制了本综述捕捉新兴辩论、幸存者证词和非英语服务的能力。这些限制意味着研究结果应被解释为记录证据和实践的图谱，而非英国所有文化胜任力MSHT服务的全面说明。

最后，发表和记录偏差很可能存在。具有文化响应性服务积极案例的组织可能更倾向于发布它们，而不成功、有争议或资源不足的实践可能不那么可见。

关于多样性考虑，审阅的证据主要集中在移民女性和种族少数群体幸存者身上。对英国国民、男性、LGBTQ+幸存者以及与年龄、残疾或宗教的交集的关注较少，限制了普适性并存在视角片面的风险。未来的研究应明确采用交叉性方法，确保文化胜任力框架涵盖幸存者身份和经历的全部多样性，跨越不同环境和文化的设置。

对政策、实践和研究的启示

在政策层面，研究结果表明，文化胜任力应嵌入MSHT应对措施的各个方面，而非被视为可选或专门的附加项。这包括在委托、幸存者照护标准、一线响应者实践、保护、刑事司法程序以及NRM后支持中设定更清晰的期望。政策框架还应承认文化胜任力与创伤知情、交叉性和反种族主义实践不可分割，并通过收集人口统计和服务使用数据的监测和评估系统来支持识别差距和改进服务。

对于实践，本综述指出了高质量口译、文化调解、文化响应性评估、桥梁转介、社区合作伙伴关系和反思性监督的重要性。培训应超越关于特定群体的文化“事实”，转而培养从业者以反思性方式处理差异、权力、耻辱感、宗教/灵性、性别规范、移民历史、家庭动态和结构性不平等的能力。幸存者界定的需求和偏好应指导是文化特异性、社区主导的“由和为”服务、多文化服务还是主流服务最为合适。

对于研究，本综述强调了在英国对文化胜任力MSHT实践进行更多实证和评估性研究的必要性。未来的工作应审视幸存者对文化响应性和文化不安全服务的体验；评估培训模式；探索文化调解、导航角色、口译服务以及恢复和反思期间的文化定制照护；并解决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包括英国国民、男性和男孩、LGBTQ+幸存者、残疾幸存者、老年幸存者和宗教多元化群体。鉴于存在再现关于文化和脆弱性假设的风险，参与式和幸存者知情的研究设计尤为重要。表2总结了关于英国MSHT文化胜任力的政策、实践和未来研究的启示。

结论

本快速范围综述强调了文化胜任力在英国MSHT应对措施中碎片化但重要的作用。其独特贡献在于汇集了分散的同行评审和灰色文献，并梳理了文化胜任力如何在幸存者照护、识别、保护、司法、培训和与政策相关的实践中被概念化、记录和操作化。本综述表明，文化胜任力在获取、信任、安全、参与和康复方面日益得到认可，但定义不一致、实施不均衡且很少经过评估。植根于创伤知情和结构意识实践的文化胜任、富有同情心和交叉性方法似乎尤其有助于提高MSHT服务对不同幸存者的响应性。关键发现见表1。然而，鉴于快速范围综述的设计和证据基础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应被解释为记录证据和实践的图谱，而非有效性的证据。需要进一步的幸存者知情和评估性研究来阐明哪些模式、工具和培训方法最能支持公平、安全和以幸存者为中心的MSHT应对措施（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