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护负担与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照护者焦虑抑郁的关系：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效应

《Frontiers in Psychology》：The relationship among burde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caregiver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the chain-mediating effect of coping styles and social support

　　

： 目的： 尽管焦虑和抑郁在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的照护者中普遍存在，但既往研究多将照护负担、应对策略和社会支持分开考察，关于这些因素如何联合发挥作用——尤其是从负担到心理困扰的序列路径——的研究仍然有限。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消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是否在老年COPD患者主要照护者的照护负担与心理困扰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研究人员于2025年8月至2025年11月期间，采用便利抽样法在中国宁夏招募了240名住院老年COPD患者的主要照护者。数据收集采用人口学问卷、Zarit照护者负担量表（ZBI）、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消极应对分量表（SCSQ-NCS）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研究人员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和Pearson相关分析，并采用Bootstrap法估计链式中介效应以检验所提出的模型。 结果： 在240名照护者中，平均年龄为53.13岁，60.8%为女性；平均照护负担得分为71.00（标准差[SD] = 11.70），HADS总均分为22.18（SD = 4.45）。年龄、教育程度、与患者的关系、职业、月收入、慢性病数量、睡眠质量和健康状况是与照护者焦虑抑郁得分相关的主要因素。焦虑抑郁与照护负担和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模型结果显示，照护负担直接正向预测焦虑抑郁，并通过消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间接预测焦虑抑郁。 结论： 老年COPD患者的照护者承受着相当大的照护负担以及焦虑和抑郁。照护负担与焦虑抑郁直接相关，并通过消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序列中介作用间接相关。这些发现提示，减少适应不良应对和增强感知社会支持的干预措施可能有助于减轻这些照护者的心理困扰。鉴于COPD患者照护者的健康素养和照护相关知识普遍有限，未来研究应检验当照护者健康素养较低时此类干预是否仍然有效。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种以持续呼吸症状和气流受限为特征的进行性呼吸系统疾病，其高患病率和高死亡率使其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全球COPD患病率估计为11.7%，而中国近1亿人受其影响，40岁及以上人群患病率为13.7%。COPD目前是全球第三大死因，每年约导致300万人死亡。随着人口持续老龄化，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3亿，60-69岁人群COPD患病率为18.1%，70岁及以上人群高达32.3%。

老年COPD患者常伴有合并症和年龄相关因素，如认知功能下降，对其独立疾病管理构成重大挑战。忽视早期症状或错误使用吸入器往往反映自我管理不足，可导致频繁急性加重、反复住院甚至呼吸衰竭。证据表明，照护者参与有助于老年COPD患者更有效地进行疾病自我管理。然而，在中国，家庭照护者仍未得到卫生系统的充分认可，具体支持政策有限。

照护负担被定义为照护者在健康、社会生活和经济方面感知的痛苦。在照护压力过程模型中，负担是由主要照护压力源、溢出到其他生活领域的次要压力源以及应对和社会支持的缓冲效应共同塑造的动态结果。COPD照护中的负担普遍存在，一项研究中88%的照护者报告了中度至重度负担。这种长期照护负担常导致照护者出现不良心理结局，包括焦虑、抑郁和绝望。既往研究显示，COPD患者家庭照护者的心理症状，尤其是焦虑和抑郁，显著高于普通人群。

应对策略被定义为个体应对压力源时使用的认知和行为努力，传统上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消极应对策略倾向于加剧负担和压力，从而损害身心健康。纵向证据表明，长期依赖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且不及时调整，可能严重阻碍照护者的适应，进一步加剧其照护负担和心理困扰。值得注意的是，消极应对策略比积极应对策略更容易识别和改变，因为它们在照护情境中表现得更明确，便于早期发现和干预。

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关键的外部资源，被广泛认为是减轻照护者负担和减少心理困扰（包括焦虑和抑郁）的重要保护因素。感知社会支持与照护者负担及焦虑抑郁呈负相关，并在照护负担与心理困扰之间起中介作用。

既往针对COPD患者照护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负担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其中社会支持和消极应对策略作为序列中介。然而，生活质量是一个宽泛的结局，可能掩盖照护负担对心理健康的特定影响，且同样的序列路径是否也解释焦虑和抑郁尚未得到检验。阐明这一路径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它表明干预措施应针对应对策略、社会支持，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因此，本研究检验消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是否在老年COPD患者家庭照护者的照护负担与焦虑抑郁之间的链条中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遵循STROBE声明报告，于2025年8月至2025年11月在中国宁夏四家医院开展，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研究方案经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KYLL-2025-2430）。研究人员通过便利抽样招募参与者。主要家庭照护者被定义为为老年COPD患者提供无偿、持续疾病管理帮助的亲属。纳入标准为：18岁及以上承担主要照护责任的家庭成员；照护时间超过3个月；具备基本中文读写能力、正常理解和表达能力及完整沟通能力。排除标准为患有严重精神疾病者。样本量根据Fritz和MacKinnon（2007）的建议确定，最终纳入240名照护者。

调查工具包括五个部分：一般信息问卷、Zarit照护者负担量表（ZBI）、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消极应对分量表（SCSQ-NC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和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共62个条目。ZBI包含22个条目，采用0-4级Likert评分，总分0-88分，分数越高表示负担越重。SCSQ-NCS仅使用消极应对分量表（条目13-20），分数越高表示越依赖消极应对策略。SSRS包含10个条目，涵盖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HADS包含14个条目，其中7项评估焦虑（HADS-A），7项评估抑郁（HADS-D），总分0-42分。本研究使用HADS总分作为整体心理困扰指标。

统计分析采用IBM SPSS 27版。研究人员依次进行数据筛查、描述性统计、组间比较与相关分析、共同方法偏差和多重共线性评估以及链式中介分析。链式中介模型使用PROCESS宏4.2版（Model 6）构建，间接效应采用5000次Bootstrap样本估计，计算95%置信区间（CI）。组间比较中统计学显著的变量作为协变量纳入中介模型。

三、研究结果

3.1 参与者特征

研究人员收集了240名住院期间陪伴COPD患者的照护者数据。照护者年龄范围24-85岁；女性占60.8%；多数为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45.8%）；多数为患者子女（77.1%）；多数居家全职照护（29.2%）。结果显示，COPD患者主要照护者的照护负担得分为71.00（SD = 11.70），焦虑抑郁总得分为22.18（SD = 4.45），消极应对策略得分为12.20（SD = 3.49），社会支持得分为42.36（SD = 6.79）。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照护者当前的焦虑抑郁得分在年龄、教育程度、与患者关系、职业、月收入、慢性病数量、睡眠质量、健康状况和患者性别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2 Pearson相关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照护负担与焦虑抑郁呈正相关（r = 0.485，p < 0.01），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r = 0.349，p < 0.01），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r = ?0.363，p < 0.01）。焦虑抑郁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r = ?0.420，p < 0.05），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r = 0.377，p < 0.01）。

3.3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照护负担对焦虑抑郁的总效应（c = 0.1763，p < 0.01）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直接效应为c = 0.1151，p < 0.01。照护负担对消极应对具有正向直接效应（β = 0.258，p < 0.01），对社会支持具有负向直接效应（β = ?0.153，p < 0.01）。消极应对方式作为第一个中介变量，对社会支持（第二个中介变量）具有显著负向直接效应（β = ?0.337，p < 0.01）。通过单一中介变量消极应对方式的路径（点估计 = 0.028；95% BC CI：[0.010, 0.047]）、通过两个中介变量的路径（点估计 = 0.006；95% BC CI：[0.001, 0.013]）以及通过单一中介变量社会支持的路径（点估计 = 0.028；95% BC CI：[0.011, 0.047]）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总间接效应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点估计 = 0.061；95% BC CI：[0.035, 0.087]）。中介模型通过三条路径运作：（1）仅通过消极应对方式的路径；（2）仅通过社会支持的路径；（3）先通过消极应对方式再通过社会支持的序列路径。三条间接效应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中老年COPD患者照护者报告了严重负担（平均得分71.00），显著高于土耳其多中心样本和法国照护者队列。这一差异最可能归因于招募时间，因为参与者是在急性加重期间或之后不久入组的。更合理的差异来源在于患者周围的照护结构。在中国，长期照护和喘息服务仍然有限，患者出院后通常返回家庭，本可在正式和非正式提供者之间分担的责任往往落在一两个亲属身上。

本样本的HADS总均分为22.18（SD = 4.45），超过通常用于指示临床显著情绪困扰的15分界值，也超过既往COPD照护者研究报告的水平。焦虑抑郁的严重程度可能更直接地源于疾病对照护者长期的要求和持续的照护负担。随着疾病进展，老年COPD患者经历频繁急性加重——对照护者而言可能是创伤性事件——但其意义可能不在于任何单次发作，而在于随后的间歇期：由于下一次恶化无法确定预期，照护者倾向于保持警觉，这种状态在患者稳定后也很少消退。这种困扰可能在危机之间累积而非消解。

本研究的 mediation 发现与照护压力过程模型一致，表明减少消极应对策略和加强社会支持可有效减轻照护负担和心理困扰。消极应对常被解释为照护者的缺陷，但可能更适合被理解为短期适应但长期代价高昂的反应：回避、自责和发泄可缓解即时紧张，同时使照护者退出获得支持所需的互动。从负担经消极应对和支持减少到困扰的路径可能描述的不是两个独立风险因素，而是一个单一过程，其中应对侵蚀了本可抵消它的资源。

文化期望可能通过塑造照护者对其困扰的处理方式来加剧这种痛苦。东亚文化背景下的照护通常被理解为规定的家庭义务而非个人选择的角色。当照护被解释为义务时，通常更难拒绝、委派或协商，外部帮助也许更不易寻求；那些最无法减少压力源暴露的人可能也最不可能利用缓冲他们的支持。

这些发现指向两个支持切入点。结构化教育和照护培训已被报告可增强照护者的能力感和减轻照护相关压力，定期心理支持——随访联系或电话咨询——已被报告可缓解困扰。由于消极应对和支持减少似乎位于同一路径上，两者结合可能比分开更有效。

本研究的一个关键优势是纳入了不同层级医院参与者，增强了样本多样性。局限性包括：样本仅来自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可能限制结果的普适性；横断面设计无法就变量间关系做出因果推断；未考虑数据收集期间研究人员提供的咨询和指导的潜在混杂效应。

本研究结论：老年COPD患者的照护者承受着相当大的照护负担，这与他们的焦虑抑郁呈正相关。链式中介分析进一步表明，减少消极应对策略和加强社会支持可有效减轻照护负担和心理困扰。这些发现提示，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应常规评估照护者的负担，并提供针对性支持以增强其应对能力。未来需要纵向和干预性研究来检验针对消极应对和社会支持的干预是否能减少该人群的照护者负担和心理困扰。此外，在不同文化和地域背景下重复本研究，特别是在经历快速人口老龄化和老年COPD高患病率的背景下，将有助于确定这些发现的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