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Biophilia as a temperament trait, not a universal: children’s attraction and aversion to biod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编辑推荐:
亲生命性假说(Biophilia Hypothesis)提出人类对自然世界具有普遍吸引,但关于这种吸引在童年期如何出现或变化知之甚少。研究人员检验了亲生命性反应性假说(Biophilia Reactivity Hypothesis,BRH),该假说将亲生命性重
亲生命性假说(Biophilia Hypothesis)提出人类对自然世界具有普遍吸引,但关于这种吸引在童年期如何出现或变化知之甚少。研究人员检验了亲生命性反应性假说(Biophilia Reactivity Hypothesis,BRH),该假说将亲生命性重新界定为一种早期出现、个体可变、类气质的对生物多样性的取向。方法:研究人员在两种不同环境中研究了295名3—13岁儿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动物园124名儿童,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Lola ya Bonobo Sanctuary的171名儿童。儿童完成了一项改编自修订版恐惧调查表(Revised Fear Survey Schedule,FSSC-R)的生物恐惧测量,以及一项新颖的基于图像的亲生命性任务,评估后院亲生命性(Backyard Biophilia)、野生动物耐受性(Wildlife Tolerance)和亲生命性旅行(Biophilic Travel)。结果:儿童在亲生命性和生物恐惧测量中表现出显著的个体差异,反应覆盖可用量表范围。美国儿童在野生动物耐受性和亲生命性旅行得分上高于刚果儿童,而后院亲生命性在两组间无差异。动物恐惧模式在样本间也不同:美国儿童报告对某些昆虫和节肢动物恐惧更高,而刚果儿童报告对若干捕食者和爬行动物恐惧更高。在两个样本中,生物恐惧与三个亲生命性领域均无显著相关,表明低恐惧不一定意味着对生物多样性有更强吸引。讨论:这些发现支持将亲生命性视为个体可变、多维度的倾向,而非统一的人类偏好模型。它们还提示,对生物多样性的吸引与对动物的恐惧是部分不同的心理系统,并强调在不同生态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儿童生物多样性偏好的发展变化的重要性。
研究背景与问题:生物多样性丧失被视为未来重大威胁,会削弱碳储存、增加环境压力脆弱性并危害人类健康;尽管存在多种国家和国际条约,物种下降仍未明显减缓。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个体、社区和国家的大规模合作,研究人员呼吁深入理解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人类心理,但相关研究仍不足。Wilson于1984提出亲生命性假说(Biophilia Hypothesis),将亲生命性(biophilia,对生物多样性的吸引倾向)界定为人类与其他生物先天的情感联结,并视其为普遍本能;该假说推动了自然暴露心理益处研究,但实证支持有限,部分原因包括“自然”定义不一致、阴性结果和跨文化研究不足。环境心理学多关注自然益处,对个体差异关注较少。研究人员提出亲生命性反应性假说(Biophilia Reactivity Hypothesis,BRH),将亲生命性重构为受生物与环境影响的气质特质(temperament trait,相对稳定、基本的内在倾向),呈连续谱,包括对生物多样性的吸引与厌恶;气质标准包括个体变异、早期出现、时间稳定性和生理标志,本研究检验前两项。研究还纳入生物恐惧(biophobia,对生物多样性的恐惧),并假设其可能与亲生命性为同一连续谱两端。既有儿童研究多来自发达国家、重群体均值、结果不一,且缺乏跨文化、幼儿和个体差异研究;刚果民主共和国(DRC)生物多样性高,但金沙萨快速城市化、树冠下降,尚无该地区儿童生物多样性心理取向研究。因此开展美国与DRC儿童跨文化研究,以检验BRH并开发测量工具。
研究开展与结论意义:研究人员在两种环境研究295名3—13岁儿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动物园124名,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Lola ya Bonobo Sanctuary的学校组织参观171名。儿童完成改编自修订版恐惧调查表(Revised Fear Survey Schedule,FSSC-R)的生物恐惧测量,以及新型基于图像的亲生命性任务,评估后院亲生命性(Backyard Biophilia,BB)、野生动物耐受性(Wildlife Tolerance,WT)和亲生命性旅行(Biophilic Travel,BT)。结论支持BRH的个体变异和早期出现两项标准:儿童亲生命性与生物恐惧均呈显著个体差异,部分亲生命性偏好随年龄增加;跨文化差异明显,美国儿童WT和BT较高,BB无差异;生物恐惧与三域均无显著相关,提示吸引与恐惧为部分不同心理系统。意义在于将亲生命性从普遍人性偏好转向可测量、多维、文化调节的气质特质,为解释保护态度—行为差距和评估生物多样性教育/自然干预提供框架。
关键技术方法:采用机会性样本队列,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动物园124名、刚果金沙萨Lola ya Bonobo Sanctuary学校参观171名,最终295名3—13岁儿童。生物恐惧用FSSC-R动物恐惧子集10类,0—2三级评分;亲生命性用非言语图像配对任务三域,选择生物多样性选项计1,各域0—1;图像任务先在北卡罗来纳州动物园33名3—11岁儿童试点(28名完成,8名访谈),替换8对并新增5对;统计用SPSS v29,含Shapiro–Wilk、t检验、Pearson相关、线性回归和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
研究结果:预测1:亲生命性与生物恐惧的个体变异(Prediction 1: individual variability in biophilia and biophobia)。1a分布模式:Shapiro–Wilk、偏度、峰度和直方图检验显示有界离散分数偏离严格正态但偏度峰度不大,两个样本均见实质个体变异。1b天花板/地板效应:无实质天花板聚集;刚果样本WT和BT有一些低端聚集,但反应覆盖量表范围;生物恐惧均值美国M=0.64、刚果M=0.69,亲生命性域均值约0.3—0.5,无极端聚集。预测2:早期出现(Prediction 2: early emergence)。以美国为参照的回归显示,年龄正向预测WT(β=0.18,p=0.046)和BT(β=0.25,p=0.005),不显著预测BB或生物恐惧;模型R
2=0.05(WT)和0.13(BT),提示部分亲生命性偏好随年龄增加。预测3:跨文化差异(Prediction 3: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3a生物恐惧:回归显示国家显著预测生物恐惧,刚果儿童总体恐惧较高(B=0.16,SE=0.07,β=0.19,p=0.03),但整体模型仅解释少量方差(R
2=0.02,F(4,290)=1.44,p=0.22),年龄、性别及交互不显著;项目级分析显示美国儿童更怕某些昆虫和节肢动物,刚果儿童更怕若干捕食者和爬行动物,抵消总体差异。3b工具敏感性:国家显著预测WT(β=?0.28,p<0.001)和BT(β=?0.46,p<0.001),美国儿童WT(M=0.52 vs. 0.41)和BT(M=0.46 vs. 0.28)较高(p<0.01),BB无差异(p=0.38);所有亲生命性域均值接近或低于量表中点0.5,即使动物园样本也非强偏好;亲生命性工具对文化差异较生物恐惧更敏感(WT R
2=0.05、BT R
2=0.13 vs. 生物恐惧R
2=0.02)。预测4:领域内一致性(Prediction 4: internal consistency among domains)。EFA支持三因子结构,WT内部一致性α=0.47较温和;美国样本三域相关显著(r=0.18—0.38),刚果样本较弱;全样本WT与BT正相关(r=0.30,p<0.001),BB与BT正相关(r=0.17,p=0.003),BB与WT不显著(r=0.06,p=0.282);美国三域均显著,刚果仅WT与BT显著(r=0.16,p<0.05);文化背景影响反应,刚果儿童对BB有时偏好草坪与玩耍或抱负有关。预测5:亲生命性与生物恐惧关系(Prediction 5: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philia and biophobia)。Pearson相关显示生物恐惧与三域在两个样本均无显著相关(美国r=0.13、0.00、?0.07;刚果r=0.09、0.01、0.03,均不显著);项目级分析中,对个别动物的恐惧不预测对含该动物生物多样性场景的选择(|r|<0.12,ps>0.14),如怕甲虫不降低选择蝴蝶和甲虫图像;定性材料显示恐惧与吸引可共存。结论:生物恐惧并非亲生命性的反向,二者为部分不同系统。
讨论总结与研究结论翻译:讨论指出,研究支持BRH的个体变异和早期出现;儿童在BB、WT、BT上均见差异,即使低龄也有;均值接近或低于中点,提示强亲生命性偏好非童年默认,且样本来自动物园/保护区可能人为抬高,需在更中性环境检验基线。跨文化差异显著,刚果城市儿童WT和BT较低,常提城市安全、清洁和审美;这显示需纳入非西方国家并考察国家内生态背景,也说明偏好测量较恐惧量表更能捕捉文化模式。因子分析支持三域结构,WT与BT中度相关,BB关联较弱,刚果BB可能受社会经济背景影响。关键发现是恐惧不预测缺乏吸引,与部分成人研究不同;项目级和定性材料均支持恐惧与吸引可并存,亲生命性不能由无生物恐惧推断。理论上解释保护心理中态度—行为差距:若仅部分个体受生物多样性吸引,普遍号召未必广泛共鸣;实践上测量工具可用于评估生物多样性教育和自然干预是否改变儿童取向。未来需检验气质特质的时间稳定性和生理标志,并纳入更接近刚果盆地生物多样性人群及观察、行为、生理测量。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儿童对生物多样性的吸引更适合被描述为人类普遍性还是气质特质。研究结果在两项已检验的气质标准上支持BRH:个体变异和早期出现。两国儿童亲生命性偏好差异显著,且从幼儿期即可见;同时生物恐惧并非亲生命性的反向,提示对生物多样性的吸引与对动物的恐惧是不同构念。气质特质的其余两项标准——时间稳定性和生理标志——需未来研究检验。未来研究应结合观察、行为和生理测量及偏好任务,以进一步评估特质水平亲生命性;整合不同文化、发展阶段和生物多样性背景的数据,对验证亲生命性为气质特质并制定适合个体倾向和生态条件的干预至关重要。通过发展敏感、文化扎根和生态有效的模型,可提高亲生命性评估准确性及下一代保护参与策略有效性。总之,本研究为BRH提供实证支持,并为将亲生命性作为可测量、多维和文化调节的气质特质奠定基础;超越普遍性、拥抱个体差异,或更有利于促进下一代有效的生物多样性参与和保护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