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Neurology》：Lesion-directed quantitative EEG after reperfusion therapy is associated with malignant cerebral edema and functional outcomes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a prospective exploratory cohort study
编辑推荐：
背景：缺血性卒中可在数分钟内引发电生理活动减慢，这可能先于可检测的结构性变化，使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成为监测濒危组织（tissue at risk）的灵敏床旁标志物。既往定量脑电图（quantitative EEG,
背景：缺血性卒中可在数分钟内引发电生理活动减慢，这可能先于可检测的结构性变化，使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成为监测濒危组织（tissue at risk）的灵敏床旁标志物。既往定量脑电图（quantitative EEG, qEEG）研究常对双侧或额区活动进行平均，聚焦于血管内血栓切除术，且多在再灌注后24 h记录。研究人员检验了再灌注后72 h内病灶导向α/δ比值（lesion-directed alpha-to-delta ratio, lesion-ADR）是否与恶性脑水肿（malignant cerebral edema, MCE）及功能预后相关。
方法：在一项前瞻性单中心队列中，纳入接受静脉阿替普酶（intravenous alteplase, IV-rtPA）、血管内血栓切除术（endovascular thrombectomy, EVT）或两者联合治疗的前循环缺血性卒中患者，于再灌注后≤72 h记录7 min EEG。lesion-ADR定义为病灶同侧电极的平均ADR；记录再灌注至EEG的时间间隔（ΔT）。主要结局为MCE（中线移位≥5 mm和/或去骨瓣减压术）。次要结局为出院时和90天时良好功能预后（改良Rankin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 mRS] 0–2）。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分析及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评估模型区分度，并进行bootstrap内部验证。采用简约Firth惩罚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校正后的关联。
结果：共纳入49例患者。对于MCE，lesion-ADR联合ΔT模型的表观AUC为0.888（95% CI 0.765–0.960）；bootstrap内部验证得到乐观校正AUC为0.889。对于出院时独立状态（mRS≤2；n=9），仅含ADR的模型表观AUC为0.899。在分别校正入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评分（每增加0.1个单位，OR=1.438；p=0.009）和再灌注治疗方式（OR=1.367；p=0.022）后，lesion-ADR仍与良好结局相关。对于90天独立状态（n=13），仅含ADR模型的AUC为0.759（95% CI 0.615–0.869），对90天功能独立显示出中等区分度。在校正入院NIHSS后，与90天结局的关联减弱（每增加0.1个单位，OR=1.245；p=0.088）。
结论：再灌注后72 h内获得的简短lesion-ADR与功能预后相关，其与EEG采集时间的联合模型在该队列中对MCE显示出有前景的区分能力。这些探索性发现提示，病灶导向qEEG可能作为再灌注治疗后的潜在辅助生物标志物，并需在更大队列中验证。
缺血性卒中发生后，局部灌注障碍、离子稳态失衡和电活动减慢可在数分钟内出现，这种电生理异常可能先于影像学可见的结构损伤，因此床旁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对早期缺血组织损伤具有较高敏感性。已有定量脑电图（quantitative EEG, qEEG）研究多采用双侧或额区平均信号，主要针对血管内血栓切除术（endovascular thrombectomy, EVT）患者，且常在术后24 h固定时间点记录；同时，既往研究较少关注病灶侧特异性电生理改变与恶性脑水肿（malignant cerebral edema, MCE）的关系。为此，研究人员在一项前瞻性单中心探索性队列中，检验再灌注后72 h内获得的病灶导向α/δ比值（lesion-directed alpha-to-delta ratio, lesion-ADR）是否与MCE及出院时和90天功能预后相关。该研究首次在包含静脉阿替普酶（intravenous alteplase, IV-rtPA）、EVT或联合治疗的不同再灌注模式下评估病灶导向qEEG，并同时考察EEG采集时间的影响。
研究于台中荣民总医院（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CVGH）进行，纳入2023年2月至2025年3月接受再灌注治疗的前循环缺血性卒中患者49例。再灌注后≤72 h记录7 min 21导联EEG，离线计算delta（1–4 Hz）与alpha（8–13 Hz）频带功率，将病灶侧八个双极导联的平均α/δ比值定义为lesion-ADR，并记录再灌注至EEG间隔（ΔT）。主要结局为MCE，次要结局为出院及90天改良Rankin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 mRS）0–2。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AUC及bootstrap内部验证评估区分度，用Firth惩罚logistic回归进行校正。
病灶导向α/δ比值与恶性脑水肿的关联
49例患者中，7例发生MCE。MCE组与非MCE组的年龄、性别及主要血管危险因素相似；MCE组lesion-ADR中位数较低（0.60 vs 0.70，p=0.145），ΔT有缩短趋势（22.2 h vs 29.3 h，p=0.067）。单独lesion-ADR对MCE的区分能力有限，AUC为0.673（95% CI 0.525–0.801）；单独ΔT的AUC为0.718（95% CI 0.571–0.837）；两者联合后AUC升至0.888（95% CI 0.765–0.960），bootstrap内部验证的乐观校正AUC为0.889。探索性DeLong比较显示，联合模型的AUC显著高于单独lesion-ADR（p=0.029）和单独ΔT（p=0.024）。排除1例在EEG采集前已记录到MCE的患者后，联合模型对后续MCE仍保持较高区分度（AUC=0.921，95% CI 0.805–0.979）。
病灶导向α/δ比值与出院时良好功能结局的关联
出院时达到mRS≤2的患者有9例。良好功能结局组lesion-ADR显著高于非良好结局组（中位1.0 vs 0.6，p<0.001）。仅含lesion-ADR的模型对出院时良好功能结局的AUC为0.899（95% CI 0.779–0.966），bootstrap内部验证的乐观校正AUC为0.899。在分别校正入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评分（每增加0.1个单位，OR=1.438，95% CI 1.087–2.110，p=0.009）和再灌注治疗方式（OR=1.367，95% CI 1.045–1.932，p=0.022）后，lesion-ADR仍与出院时良好功能结局相关。仅纳入接受EVT（伴或不伴IV-rtPA）患者的敏感性分析中，lesion-ADR仍较高（AUC=0.822，95% CI 0.674–0.923）。
病灶导向α/δ比值与90天良好功能结局的关联
90天时达到mRS≤2的患者有13例。良好功能结局组lesion-ADR显著高于非良好结局组（中位0.8 vs 0.6，p=0.006）。仅含lesion-ADR的模型对90天良好功能结局的AUC为0.759（95% CI 0.615–0.869，p=0.003），显示中等区分度。在校正入院NIHSS后，lesion-ADR与90天结局的关联减弱且未达统计学意义（每增加0.1个单位，OR=1.245，95% CI 0.970–1.720，p=0.088）；但在校正再灌注治疗方式后仍显著相关（OR=1.317，95% CI 1.040–1.790，p=0.022）。
讨论部分指出，lesion-ADR与出院结局的关联在校正入院NIHSS和再灌注治疗方式后仍存在，提示其可能提供独立于临床严重程度的病灶侧电生理信息。低lesion-ADR可能反映α反应性丧失和delta功率增高，与神经血管解耦联及细胞毒性水肿有关。ΔT对MCE判别有贡献，提示EEG采集时机可能影响其预后信息价值。基线及再灌注后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在结局较差患者中较高，但因事件数有限未纳入最终简约多变量模型。研究人员强调该结果为探索性，存在单中心、仅纳入前循环卒中、72 h可变采集窗口、未系统记录镇静状态及事件数少等局限，需外部验证。研究结论为：再灌注后72 h内获得的简短lesion-ADR与功能预后相关，其与EEG采集时间联合对MCE具有良好判别能力；病灶导向qEEG可能作为再灌注治疗后的辅助生物标志物，值得在更大队列中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