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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与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原则已成为评价企业可持续性的主导框架。然而，尽管ESG被广泛采用，漂绿（greenwashing）、问责不一致、持续存在的社会与环境不公以及低信任等问题仍未解
环境、社会与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原则已成为评价企业可持续性的主导框架。然而，尽管ESG被广泛采用，漂绿（greenwashing）、问责不一致、持续存在的社会与环境不公以及低信任等问题仍未解决。为回应这些缺口，该概念性论文引入价值基础ESG框架（value-based ESG framework，V-ESG），将管理（stewardship）、问责（accountability）、领导力（leadership）、转型（transformation）、同情（compassion）、正义（justice）、社区福祉（community wellbeing）、诚信（integrity）、信任（trust）和相互联系（interconnectedness）10项价值整合进ESG报告。研究人员通过多利益相关者参与（multi-stakeholder engagement），收集来自金融、能源、学术、政策和社会发展等不同部门选定参与者的多元观点，以增进对这一新报告方法的理解过程。研究人员对反复出现的利益相关者观点和主题进行识别，以确定核心价值的优先次序，随后将其映射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以确保与全球可持续性报告框架保持一致。此外，文献综述强化了价值选择以及V-ESG实施测量指标（measurement indicators）的开发。该概念性贡献表明，价值驱动的可持续性可能强化长期制度信任、企业责任和社区影响。该框架可通过将伦理领导力（ethical leadership）、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和治理透明度（governance transparency）嵌入可持续性战略来增强传统ESG。通过促进整体性、韧性和适应性方法，V-ESG可能为传统ESG提供稳健替代方案，确保企业和投资实践不仅符合监管标准（regulatory standards），而且秉持面向公正和可持续未来的伦理要求（ethical imperatives）。尚需发展领导者和企业团队的能力，以提升对V-ESG作为自愿认证（voluntary certification）测量工具的认识和能力。
研究背景与问题：ESG已成为投资者评估企业可持续性与伦理实践的关键框架，环境维度关注温室气体排放、资源效率、污染、废物管理和生物多样性影响，社会维度关注劳工权利、工作场所安全、多样性、社区影响和供应链伦理，治理维度涵盖企业透明度、董事会多样性、高管薪酬和反腐败措施。ESG最初根植于可持续发展，后进入金融市场并成为评价企业非财务绩效的系统性框架。其前身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和企业公民具有自愿性、实施不一致和监管不足等问题，且易受“漂绿”影响，因而推动CSR向更结构化的ESG转变。然而，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腐败和企业透明度等治理问题使ESG原则的有效性受到更多关注。经过十年快速增长，ESG范式受到批评并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对象。传统ESG主要由金融市场和监管框架驱动，但信仰传统在塑造负责任商业行为和可持续性实践中的作用日益受到承认；信仰传统强调管理、问责和伦理治理，与ESG原则相近。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耆那教等宗教教义倡导环境关怀、社会正义和伦理领导力。信仰型组织（Faith-based Organizations，FBOs）被认为具有独特位置，可将ESG原则与伦理要求连接起来并影响企业责任和政策制定。因此，需要创建一个将伦理和信仰价值整合进现有ESG结构的框架。研究人员将V-ESG定义为传统ESG框架的扩展，明确将伦理和信仰价值嵌入ESG绩效评价与实践。V-ESG的贡献不在于首次证明伦理或信仰价值对可持续性重要，而在于将此前分散的构念整合为一个单一、结构化并可操作的ESG架构扩展。该论文提出价值与伦理整合进ESG报告，识别价值报告的测量指标。其主要假设是价值整合将带来超越报告层面的可持续ESG最佳实践。V-ESG的贡献包括五方面：将价值作为与ESG并列的明确第四支柱，而非隐含于现有E、S、G实践之中；将独立来自利益相关者参与和文献的10项价值整合为单一连贯框架；为每项价值配以定义明确的测量指标，使价值从规范讨论转向可评估构念；通过明确链接标准将材料主题系统映射到UN SDGs；将框架定位为未来V-ESG测量工具的基础，以支持自愿认证。研究人员并不声称V-ESG中任何单一价值构念系首次提出，而强调其贡献在于将这些构念结构化整合为指标关联、SDG对接的ESG扩展。
研究方法：该论文采用概念性方法，通过对ESG、可持续性治理和价值基础伦理原则文献的严格综合形成框架，而非从原始数据生成发现。研究开展利益相关者咨询，汇集企业、信仰型和监管等部门代表，以呈现与V-ESG实践最相关的价值观点；参与组织按已在其参与或运营原则中应用价值的标准纳入，未预设目标样本量或固定部门比例，优先考虑代表性，最终参与人数反映接受邀请并出席者而非目标总体。咨询通过主旨演讲、小组访谈、开放全体会议和问答收集观点；代表部门包括金融与保险服务、可再生能源与可持续性、农业与农商、咨询与专业服务、教育与研究、治理与政策倡导、人道与社会发展、工业与制造、技术与创新。研究人员对利益相关者观点进行内容审查，识别反复出现的总体主题并归类为核心价值；同时开展定向文献综述，在Google Scholar和Scopus中结合各价值维度与可持续性和治理术语检索同行评议文献，并通过滚雪球补充关键文献，聚焦可持续性治理、伦理领导和ESG实施模型。识别出的价值被映射到既有UN SDGs，以与全球可持续性测量框架保持一致并形成核心材料主题；映射由单一研究者（主要作者）完成，以保持解释一致性，分类通过将V-ESG价值的概念定义与各SDG的明确目标和指标系统匹配确定，并采用直接链接、间接链接和支持角色三类标准。框架开发经历五阶段：收集利益相关者观点；将利益相关者关注点与文献交叉核验，保留获得两个来源汇聚支持的10项价值；将10项价值转化为材料主题并结合传统ESG支柱进行压缩、交叉参照、合并或扩展；为每个材料主题配以来自文献和最佳实践的可测量指标；将材料主题按结构化链接标准映射到UN SDGs。最终框架保留同时获得利益相关者参与和文献综述汇聚支持的价值。研究设计明确为知识论证而非经验数据，因此V-ESG为概念性贡献而非经验验证模型。样本与情境方面，原文指出价值维度主要源于肯尼亚单一国家情境下的利益相关者咨询和文献综合。
研究结果：
Results of stakeholder consultation：通过主旨演讲、小组讨论、开放全体会议问答等多格式咨询，研究人员获得关于当前ESG实施缺口的广泛观点，尤其是将企业报告建立在明确伦理承诺之上的集体愿望。咨询未系统跟踪特定词语的数字频率或记录个人逐字陈述，而聚焦捕捉多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总体概念共识。金融和能源群体讨论强调结构透明度和企业责任，直接影响问责和管理维度；学术和社会发展部门观点强调商业对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影响，直接促成正义、同情和社区福祉支柱。对这些部门观点的定性交叉审查与整合最终形成10个V-ESG维度，使框架反映实践层面的伦理期待与理论可持续性要求。
V-ESG framework material topics：通过将价值材料主题映射到UN SDGs，研究将材料主题分类为直接链接、间接链接和支持角色：直接链接指其实质内容明确对应特定SDG目标语言；间接链接指虽不对应特定目标明确语言，但文献或理论证据表明其实质性影响一个或多个SDG目标进展，作为既定前提或促进因素；支持角色指不对应或直接影响特定SDG目标，但贡献于制度能力、意识或跨部门合作等有利条件。价值材料主题仅在Values（V）、Governance（G）或Social（S）之一类别下测量以避免重叠。V-ESG框架通过将价值驱动可持续性、伦理领导力、管理和社会正义嵌入企业治理与可持续性战略，增强传统ESG，并通过对齐UN SDGs强化长期制度信任、企业责任和社区影响。
Definitional boundaries among V-ESG value dimensions：通过提出每项价值的工作定义并区分功能角色，研究澄清相邻维度边界。治理相邻组中，问责指组织就其决策、行动及后果向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机制；诚信指组织声明的伦理与可持续性承诺同实际行为之间的一致性，是最直接反对漂绿的维度；信任不是内部组织属性，而是利益相关者基于长期累积的问责和诚信而赋予组织的关系性结果；领导力指将问责、诚信及其他价值制度化到组织文化和决策中的能动能力。组织可能只有问责机制而无诚信、只有诚信而无领导力、或只有领导力而尚未获得信任，保留四者作为独立维度可保留诊断分辨率。社会相邻组中，同情是面向受影响者尤其是边缘群体的共情关注动机；正义是评价组织活动负担与收益是否公平分担的分配和程序标准；社区福祉是受影响社区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实质性整体状况结果。同情而无正义有家长式或临时回应风险，正义而无同情有程序公平但缺乏参与的风险，两者若不以社区福祉为结果则不能保证受影响社区实质受益。其余维度主要按内容区分：管理指对组织受托的自然、金融和人力资源承担跨代保管责任；与自然相互联系指认识到人类与生态系统相互依赖，为环境管理作为价值基础而非纯工具性承诺提供关系与伦理基础；转型指面向结构和系统变革，超越渐进合规以推进更公正和可持续系统。
Development of the V-ESG framework：通过两阶段过程，价值首先从利益相关者参与中归纳出现，其次逐一与可持续性治理、伦理领导和价值基础伦理文献交叉核验以确认概念基础。定向叙述性文献综述使用Google Scholar和Scopus，检索不设出版日期限制，以同时捕捉自1995年以来的经典基础范式和至2024年的当代框架发展；第一阶段范围检索使用“faith-based values in ESG”“values in ESG”“ethical ESG”等术语，限于英文宏观框架文献；第二阶段针对10个价值维度分别与“ESG”“corporate responsibility”“sustainability reporting”等核心治理与报告关键词组合检索，仅纳入直接将特定价值维度映射到企业治理、伦理领导或可持续性指标的同行评议期刊文章，排除非同行评议评论和非英文文章，并对关键文本进行前后向引文滚雪球直至每个维度主题饱和。最终选择14个独特的同行评议关键支持来源映射到各维度。10项价值均获得两个独立来源的汇聚支持：跨金融、能源、农业、技术、治理和信仰型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以及涵盖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关于管理和社会正义教导的信仰导向学术与涵盖利益相关者理论、伦理领导和组织问责的世俗治理与商业伦理学术。
讨论总结：V-ESG回应传统ESG的结构性局限。生态退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失稳在数十年可持续性话语和ESG广泛采用后仍加剧，珊瑚礁系统快速衰退等生态临界点表明渐进式、合规驱动方法未能阻止环境崩溃，需要超越技术官僚指标、嵌入道德责任、长期管理和跨代问责的框架。ESG提高了非财务风险可见性，但未根本改变指导企业行为的底层价值系统；资源依赖和低收入社区持续经历环境与社会不公，采掘业附近社区即使企业满足正式ESG披露要求仍常遭遇土地退化、污染和生计侵蚀，全球供应链中劳工剥削、不安全工作环境和系统性工资不平等继续出现，显示ESG处理权力不对称和结构性不公的能力有限。V-ESG通过将价值而非指标重新定位为可持续性实践的基础驱动因素，明确整合管理、正义、诚信、问责和同情等原则，将可持续性从风险管理活动重构为道德和关系责任；其目的不是替代ESG，而是将伦理要求嵌入环境、社会与治理决策以深化ESG。该价值基础取向预计强化制度信任、增强合法性并支持社会扎根、情境敏感和伦理连贯的可持续性结果，但这些关系是概念性贡献提出的未来经验检验基础，而非已证明效应。领导力是V-ESG操作化的核心机制；伦理和价值观驱动领导与治理失败减少、不当行为发生率降低和ESG诚信增强相关，展现道德勇气、透明度和原则性决策的领导者更可能培育超越象征性合规的组织文化。V-ESG也提出治理问题：公司作为法律实体能否体现伦理责任，还是道德能动性仅存在于个人；V-ESG认为机构可通过治理框架、激励和问责机制将价值制度化，伦理责任因此不仅通过个人行为，也通过组织设计变得可执行。领导者在推进V-ESG中具有四类相互关联角色：阐明价值驱动愿景，确保可持续性目标明确链接伦理原则；示范伦理行为，通过一致、透明和负责任决策强化信任；将V-ESG制度化，把价值嵌入企业政策、绩效指标和治理结构；培育组织文化，使员工和利益相关者将日常实践与管理、公平和问责对齐。制度路径方面，公司、大学、监管机构和公民社会组织对将V-ESG扩展到单个企业之外至关重要，其作用从规范设定延伸到执行、知识生产和能力建设。政策制定和标准化对防止V-ESG成为另一自愿或象征性框架至关重要；与现有ESG和SDG架构一致的明确指南可确保一致性和可比性，同时保留伦理深度。机构可通过推进标准化V-ESG指标强化透明度和问责，这些指标整合伦理领导、社区信任和社会正义等传统ESG指标中常被边缘化的定性维度。学术机构通过经验研究、方法完善、知识传播和跨部门跨区域影响批判评价来验证V-ESG。跨部门合作，尤其是产业、监管机构、信仰型组织和公民社会之间合作，可增强合法性并促进可持续性结果的共享所有权；在监管执行薄弱情境中，道德权威和社会信任对塑造企业行为尤其重要。与既有可持续性报告标准的关系方面，V-ESG被设想为对当前治理企业披露的可持续性报告标准的补充而非替代。这些标准可按所采用的重要性基础分组：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ISSB）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IFRS）可持续披露准则IFRS S1和IFRS S2自2024年1月起生效，连同ISSB现维护的来自原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SASB）标准的行业基础、财务重要性披露主题，适用单一（财务）重要性；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标准和欧洲可持续报告准则（Europea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s，ESRS）适用双重重要性，要求披露组织对人 and 环境的重大影响以及可持续性事项对组织本身的财务影响；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CFD）和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 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NFD）占据中间的主题特定位置，TCFD气候相关建议在工作组2023年解散后已完全纳入IFRS S2，TNFD自然相关建议以同样四支柱模型构建，正逐步被ISSB即将出台的自然相关披露要求吸收。上述标准均未从伦理理由规定组织应首先将哪些可持续性事项视为重要，而是预设财务、影响或双重重要性评估已识别相关主题；V-ESG被定位为可影响这一先前阶段，10项价值及其关联指标为优先排序材料主题提供明确的价值观基础理由，以“组织对其活动触及的利益相关者和生态系统在伦理上负有何种义务”补充GRI和ESRS的影响重要性评估（组织影响什么）以及IFRS S1和SASB的财务重要性评估（什么影响组织）。由于V-ESG材料主题已映射到UN SDGs，框架还为按上述任何标准报告的组织提供披露与SDGs之间的现成桥梁；V-ESG的价值支柱可作为上游、价值基础的筛选和优先排序层，影响组织披露什么以及为何披露，而披露机制本身、格式、保证和量化指标仍由相关既定标准治理。从框架到实践，V-ESG要实现实践相关性需 deliberate 投资于能力建设和测量；领导力培训和组织学习必须优先价值基础决策，尤其是高管、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者；定制企业培训可帮助将抽象价值转化为操作实践，与信仰型和伦理机构接触可深化对企业责任的道德反思；同样重要的是开发与框架材料主题一致的稳健V-ESG测量工具，该工具应整合定性和定量指标，支持组织自我评估，并与UN SDGs和现有ESG报告标准对齐，从而使V-ESG既伦理扎根又操作可信。针对若干V-ESG指标仍为宽泛概念陈述而非可测量构念的担忧，原文提出每项价值的示例性定量和定性子指标及现实组织数据来源；这些拟议指标扩展而非替代更广泛指标，并作为未来操作化的起点而非已验证测量工具。与基于证据的验证原则一致，每个子指标锚定于有记录、可审计的组织记录，如人力资源数据、董事会纪要、保证报告、利益相关者调查，而非自我报告的態度主张。原文建议在10项价值间等权重作为起始立场，因为在此概念阶段缺乏差异化权重的经验基础，同时指出部门特定权重可能是后续经验发展的有价值方向。防止价值洗白方面，使伦理和信仰价值明确的框架伴随相应风险：价值主张因规范负荷且比排放数字或董事会构成更难量化，可能比V-ESG试图强化的E、S、G指标更易被象征性采用；组织可能报告高管理或诚信得分而无实践相应变化，这种动态可称为价值洗白（values-washing），即将本文对传统ESG提出的漂绿批评转置到价值支柱本身。若不处理，该风险将削弱V-ESG的核心前提，即明确将可持续性实践扎根于价值会强化而非仅转移可信度问题。Suchman（1995）的道德合法性理论区分有助于澄清该风险为何出现及必须如何应对：道德合法性不是自我宣称，而是评价受众基于按规范标准评估的行为所赋予的判断；仅被主张而无利益相关者可验证其准确性机制的价值主张，不会获得比传统ESG披露更大的合法性，反而会将V-ESG的道德合法性主张拉回本文认为使传统ESG易受漂绿影响的务实合法性。防止价值洗白因此要求V-ESG价值配以将验证置于报告组织单独控制之外的机制。原文提出四项设计原则：第一，基于证据的可观察指标，每项价值相关测量指标应操作化为具体、有记录的组织实践证据、资源配置决策、政策、项目记录，而非自我报告的态度主张，使管理得分锚定于可审计人工制品而非声明承诺；第二，利益相关者验证，由于10项价值本身通过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得出，同一利益相关者群体，包括员工、受影响社区、公民社会组织，有能力定期重新评估组织声称价值是否反映于实际结果，将框架参与逻辑从价值推导延伸到价值验证；第三，独立保证，与框架支持自愿认证的既定目标一致，V-ESG指标应从一开始设计为可由独立于报告组织的机构审计，因为仅内部自我评估无法解决该合法性风险；第四，外部评价，由认证机构、学术伙伴或公民社会联盟进行定期第三方审查，将提供独立于组织和其直接利益相关者的评价检查，防止验证过程本身被俘获。这些保障是V-ESG测量工具未来开发的设计原则，而非当前概念性贡献中已实施的机制。容纳文化和宗教多样性方面，本文价值维度主要源于肯尼亚单一国家情境下的利益相关者咨询和文献综合，这引发有关所得价值及任何优先次序能否跨其他国家地区文化、宗教和制度多样性推广的合理关切。原文从两方面回应。第一，内容方面，跨文化价值研究为价值跨文化边界趋同的可能性提供理论支持；Schwartz（1992）经20个国家检验的普遍人类价值经验基础理论表明，相对少量基本价值类型在不同文化群体中被识别，尽管其相对优先性和行为表达随情境显著变化。与此一致，10项V-ESG价值被保留，具体因为其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等宗教传统以及利益相关者咨询所代表的多元专业部门中获得汇聚支持，而非源自单一文化或宗教来源；这种趋同为将价值内容本身视为广泛适用提供合理但非结论性基础。第二，更重要的是优先性和应用方面，原文不将10项价值的相对权重或具体操作表达呈现为固定或普遍；如上所述，仅建议等权重作为待进一步经验工作的临时起点，正是因为预期价值相对显著性可能随制度和文?化情境适当变化。因此建议在任何与框架开发情境显著不同的情境应用V-ESG前，先进行本地利益相关者再参与过程，仿照本研究参与式方法，以确认10项价值中哪些在本地显著、应如何本地加权以及其关联指标应如何文化适应；V-ESG的10项价值因此作为临时、可经验修正的脚手架而非固定普遍等级提供，预期在扩展到开发情境之外时进行本地再验证而非统一强加。局限方面，利益相关者咨询参与群体相对较小且地理集中，主要来自肯尼亚，所呈现价值和优先次序可能反映区域制度、文化和宗教动态，不能推广到其他国家或区域情境；咨询虽包括信仰型组织代表，但该代表性未在各教派或信仰传统间系统平衡，所得价值集可能过度或不足代表某些宗教社区观点；作为概念性/视角性贡献，V-ESG框架尚未经受经验检验，价值维度及其与传统ESG支柱的拟议关系为理论推导，尚待通过原始数据收集验证；论文因此不包括展示V-ESG如何应用或操作化的组织案例研究，限制对其实践可行性和影响的评估；由于帮助奠定框架基础的利益相关者输入来自参加特定咨询会议的自选参与者，所识别价值可能受参与者偏差影响，反映有动力参加者的优先事项而非相关部门的代表性横截面。这些局限指向未来研究方向：需要在不同组织和地理情境，包括具有不同监管、文化和宗教构成地区，开展经验研究检验V-ESG框架构念；开发经验证的V-ESG测量工具将使框架价值维度可操作并定量评估；对尝试将价值基础方法整合进ESG实践的组织进行比较案例研究，将增强对实施挑战和结果的理解；未来利益相关者咨询也受益于跨信仰传统、部门和区域更有意分层抽样，以检验此处识别价值维度在更广泛和更具代表性人群中是否成立。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原文未设独立“结论”小节，以下翻译摘要中的结论性表述。该概念性贡献表明，价值驱动的可持续性可能强化长期制度信任、企业责任和社区影响。该框架可通过将伦理领导力、社会正义和治理透明度嵌入可持续性战略来增强传统ESG。通过促进整体性、韧性和适应性方法，V-ESG可能为传统ESG提供稳健替代方案，确保企业和投资实践不仅符合监管标准，而且秉持面向公正和可持续未来的伦理要求。尚需发展领导者和企业团队的能力，以提升对V-ESG作为自愿认证测量工具的认识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