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Marital and partnership status and functional and work limitations among U.S. cancer survivors, 199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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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术语翻译摘要
背景：功能限制（functional limitations, FL）和活动限制（activity limitations, AL）是癌症幸存者面临的持续性挑战，也是长期健康与生活质量的重要决定因素。尽管婚姻状态已被公认为影响生存的社会决定因
专业术语翻译摘要
背景：功能限制（functional limitations, FL）和活动限制（activity limitations, AL）是癌症幸存者面临的持续性挑战，也是长期健康与生活质量的重要决定因素。尽管婚姻状态已被公认为影响生存的社会决定因素，但其在塑造幸存者残疾模式中的作用尚不明确。
方法：本研究使用全国健康访谈调查（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 NHIS）1997–2023年数据——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美国成年人样本——按婚姻与伴侣状态（即已婚、与伴侣同居、离异/分居、丧偶、从未结婚）分层，比较癌症幸存者与普通人群中AL和FL的患病率。研究人员还仅在幸存者内部拟合模型，以已婚幸存者作为参照类别。采用多变量调查加权logistic回归和线性回归模型，在控制社会人口学和临床因素后，估计调整后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s, AOR）和调整后均数差。
结果：在72,687名癌症幸存者和725,691名普通人群成年人中，幸存者的加权AL患病率（33.9% vs 14.0%）和FL患病率（61.1% vs 31.3%）均显著更高（两者p<0.001）。在幸存者内部，已婚个体的调整后AL患病率最低（29.5%，95% CI 28.8–30.2），而离异或分居者（39.6%，38.4–40.8）、丧偶者（37.7%，36.5–38.8）、与伴侣同居者（36.9%，34.1–39.7）和从未结婚者（35.3%，33.4–37.2）的患病率均较高。在仅限于幸存者并以已婚幸存者为参照的模型中，离异或分居（AOR 1.73，1.60–1.86）、丧偶（1.56，1.46–1.68）、同居（1.50，1.28–1.76）和从未结婚（1.38，1.24–1.54）幸存者的调整后AL风险均升高。离异或分居幸存者发生任何工作限制（1.53，1.42–1.65）和无法工作（1.56，1.43–1.71）的风险最高。在多变量分析中，与普通美国人群相比，癌症幸存者的AL风险高出44%（AOR 1.44，95% CI 1.39–1.49），FL风险高出61%（AOR 1.61，1.56–1.66）。伴侣状态与AL之间的关联因性别（交互作用p=0.005）和年龄组（p=0.007）而异。
结论：癌症幸存者承担的AL和FL负担显著高于普通美国人群，其中离异和丧偶幸存者在身体、社会和职业领域面临的挑战最大。同居幸存者更接近未婚而非已婚幸存者，表明仅凭法律婚姻状态无法完全捕捉相关暴露。作为整体，无同住配偶的幸存者承受更大的功能和职业负担，在设计纳入功能筛查和康复的生存照护路径并进行前瞻性评估时，可能值得优先考虑。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过去数十年间，癌症早期检测和治疗技术的重大进步显著改善了患者的生存前景。美国癌症幸存者人数已超过1,8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达到2,600万。五年生存率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约39%提升至2020年的约70%。然而，生存率的提高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功能损害在幸存者中普遍存在，且往往预示着更差的临床结局。研究显示，每增加一项身体功能限制（如行走或爬楼梯困难），癌症幸存者的死亡风险约升高19%；在治疗开始后3个月内经历早期功能衰退（即丧失至少一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或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ADL]）的老年癌症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增加45%。
尽管功能限制在癌症幸存者中已有充分记录，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非已婚幸存者——尤其是离异或丧偶者——在癌症相关的功能衰退中承受着不成比例的更大影响。婚姻状态作为社会支持与照护资源的重要标志，可能通过工具性支持（如交通接送、家务协助和个人照护）、经济资源与风险分担、非正式健康监测与健康行为社会控制、以及情感缓冲等四条部分独立的路径影响幸存者的功能恢复。然而，婚姻状态在塑造幸存者残疾模式中的具体作用此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NHIS数据（1997–2023年），系统描述婚姻与伴侣状态与癌症幸存者身体限制、独立生活能力减退和工作中断之间的关联，特别关注婚姻状态作为癌症生存照护中社会决定因素的作用。这一研究对于识别高风险幸存者群体、优化生存照护路径设计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
三、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使用全国健康访谈调查（NHIS）1997–2023年共27年的数据，该调查由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CHS）每年实施，采用横断面、多阶段概率抽样设计，代表美国非机构化平民人口。数据通过IPUMS统一协调获取。研究纳入自报有癌症病史的18岁及以上成年人，排除非黑色素瘤皮肤癌患者。主要暴露变量为婚姻与伴侣状态，分为已婚（配偶同住）、与伴侣同居、离异或分居、丧偶、从未结婚五类。主要结局为活动限制（AL）和功能限制（FL），次要结局包括ADL/IADL限制、具体身体与社会活动困难、自评健康和就业相关结局。统计分析采用调查加权logistic回归和线性回归模型，控制年龄、性别、种族、民族、BMI、家庭收入、保险类型、就业状态和调查年份等协变量，并检验伴侣状态与性别和年龄的交互作用。
四、研究结果
基线特征：在798,378名调查对象中，72,687名（8.8%）为癌症幸存者。幸存者平均年龄更大（63.6±14.9岁 vs 44.9±17.3岁），男性比例更低（43.1% vs 48.7%），白人和非西班牙裔比例更高，Medicare覆盖率和失业率更高。幸存者中丧偶（15.2% vs 5.4%）和离异或分居（13.4% vs 10.7%）比例更高。
癌症相关限制：癌症幸存者的AL加权患病率（33.9% vs 14.0%）和FL患病率（61.1% vs 31.3%）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幸存者中最常报告的限制为维持站立困难（40.2% vs 17.3%）、爬楼梯困难（29.9% vs 11.9%）和任何工作限制（27.6% vs 12.4%）。
婚姻状态分层分析：在癌症幸存者中，已婚者的调整后AL患病率最低（29.5%），离异或分居者最高（39.6%），丧偶者次之（37.7%）。FL患病率方面，已婚者最低（59.7%），丧偶者最高（65.0%）。离异或分居幸存者最常见的限制为维持站立困难（41.8%）、任何工作限制（30.5%）和爬楼梯困难（27.9%）。
性别与年龄差异：50岁以下男性幸存者在各伴侣状态类别中的AL调整后患病率均高于女性，其中离异或分居者差异最大（男性47.2% vs 女性32.4%）。50岁及以上人群中性别差异明显缩小。FL方面，女性幸存者在大多数类别中报告更高的调整后患病率，尤其在50岁及以上丧偶（女性70.4% vs 男性63.0%）和从未结婚（女性69.0% vs 男性55.5%）群体中。正式交互检验显示，伴侣状态与AL的关联因性别（p=0.005）和年龄（p=0.007）而异；FL仅与年龄存在显著交互（p=0.002）。
多变量分析：调整协变量后，癌症幸存者的AL风险比普通人群高44%（AOR 1.44），FL风险高61%（AOR 1.61）。在幸存者内部以已婚者为参照，离异或分居（AOR 1.73）、丧偶（1.56）、同居（1.50）和从未结婚（1.38）者的AL风险均显著升高。FL方面，丧偶（1.31）和离异或分居（1.13）者风险升高，而同居和从未结婚者与已婚者无显著差异。离异或分居幸存者的任何工作限制（1.53）和无法工作（1.56）风险最高。丧偶幸存者需要IADL协助（2.17）和行走困难（2.12）的风险最高。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美国癌症幸存者的AL和FL负担约为普通人群的两倍。婚姻状态与功能负担显著相关：已婚幸存者功能负担最低，离异和丧偶幸存者最高，从未结婚者居中。这一梯度在多个生活领域（工作限制、IADL/ADL协助需求）持续存在，提示配偶支持在生存照护中可能发挥缓冲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同居幸存者在功能结局上更接近未婚而非已婚幸存者，表明仅凭法律婚姻状态无法完全捕捉相关暴露，同居与已婚应分开报告。性别差异方面，50岁以下男性无伴侣者的AL超额负担显著大于女性，而FL的性别差异反映的是性别的总体主效应而非伴侣状态特异性模式。
研究局限性包括依赖自我报告、无法区分癌症相关与合并症相关的限制、缺乏临床细节（分期、治疗方式、复发、诊断后时间）、婚姻状态为横断面测量、教育程度和合并症指数无法纳入调整等。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本研究为识别高风险幸存者群体提供了重要证据：无同住配偶的幸存者群体承受更大的功能和职业负担，在设计和前瞻性评估纳入功能筛查和康复的生存照护路径时，可能值得优先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