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化遗传检测站（GTS）提升儿科肿瘤患者胚系遗传检测可及性：一项可行性比较研究

《Journal of Genetic Counseling》：Genetic Testing Station Provides Increased Access to Germline Genetic Testing for Pediatric Oncology Patients

　　

摘要 胚系遗传检测在儿科肿瘤患者群体中仍未得到充分利用，尽管有证据表明10%–15%的此类患者存在潜在遗传病因。识别具有遗传易感性的患者可影响患者及其家庭的诊断、治疗及未来监测。遗传检测站（Genetic Testing Station, GTS）是一部面向患者及家庭、描述遗传检测的教育视频。本研究在多元化患者环境中，检验了GTS相较于面对面咨询对胚系遗传检测率、遗传检测知识及决策冲突的影响。从儿科实体肿瘤科室招募的参与者接受GTS咨询，而从多学科癌症易感项目招募的参与者接受面对面咨询。参与者在遗传咨询前后分别完成关于遗传检测知识、健康素养及心理社会影响的调查。通过病历回顾确定儿科遗传检测的基线率。GTS组共28名参与者，面对面咨询组共11名参与者。两组具有相似的民族与种族背景及健康素养水平。两组干预前后遗传检测知识变化无显著差异，组间亦无显著差异。与儿科肿瘤人群基线率相比，引入GTS后胚系遗传检测率显著提高。本研究表明，GTS是在儿科实体肿瘤门诊提供检测前遗传咨询的可行方法，并可能成为面对面咨询的替代方案。其应用使儿科实体肿瘤项目的胚系遗传检测率得以提升。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美国，每年有超过15,000名儿童被诊断患有癌症。尽管总体生存率显著提高，癌症仍是儿童因病死亡的首要原因。研究估计，10%–15%的儿童癌症患者存在潜在遗传病因。识别这些可遗传因素有助于改善诊断、治疗及预后。然而，尽管有明确获益证据，儿科肿瘤患者的遗传检测仍未被充分利用，这构成儿科肿瘤学中一项关键未满足需求。

精准肿瘤学虽主要聚焦于肿瘤组织基因检测，但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胚系遗传学影响癌症风险、治疗反应及家庭成员健康。例如，携带胚系TP53变异的患者具有多种原发癌及治疗相关癌的高终身风险，多模式癌症监测可改善此类患者生存。携带DNA修复基因或错配修复基因胚系变异的患者分别适合PARP抑制剂和PD1抑制剂治疗。纵向研究显示，级联检测中临床可干预发现率高，若先证者有癌症病史，级联检测接受度更高。

然而，正确诊断癌症易感综合征具有挑战性且耗时。患者传统上被转诊至遗传学家或遗传咨询师，由其进行检测前遗传咨询、选择合适检测并跟进检测后咨询。但该模式并非所有中心均具备，成为全面整合胚系遗传检测的瓶颈。检测前咨询及多学科照护的可及性受限，对资源有限患者影响尤为显著，提示增加遗传咨询与检测可及性可能是实现更公平照护的路径。

研究还表明，个人及家族史常不足以筛查儿科癌症易感，多数家庭有兴趣了解并接受遗传检测。患者对遗传检测结果可能有复杂情绪反应，包括短期内的痛苦与焦虑。现有儿科肿瘤研究多聚焦于父母理解与反应，青少年群体的心理社会反应研究甚少。监测患者及家庭情绪反应是遗传检测结果回馈研究的重要部分。

遗传检测站（GTS）是一部8分钟视频，作为数字化遗传咨询工具，描述遗传检测、解释为何癌症患者可能需要检测并说明可能结果。GTS已在产前咨询、成人肿瘤患者及其他儿科疾病中成功应用，成人肿瘤研究中发现GTS较传统遗传咨询模式提高检测率，且能达到相似的知识获取效果，但儿科数据仍缺乏。研究人员将GTS引入儿科实体肿瘤人群，旨在提高胚系遗传检测率、评估其在增加遗传检测知识及降低决策冲突方面的有效性，并与当前标准即遗传专业人员面对面咨询进行比较。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研究采用两组队列设计，使用多种调查工具评估GTS对遗传检测知识及检测结果感受的影响。GTS组从当前儿科实体肿瘤患者中招募，面对面咨询组从多学科儿科癌症易感门诊中招募。研究使用四份问卷：遗传检测知识问卷（0–10分）、SURE决策冲突检查表、健康素养单题评估工具及癌症风险评估多维影响量表（MICRA）。所有研究材料包括GTS视频均提供英文和西班牙文版本。为确定基线遗传检测率，研究人员通过电子病历查询识别2022年儿科实体肿瘤门诊所有患者，检查其胚系遗传检测记录，并与GTS引入后的检测率进行比较。

三、研究结果

1. 1.
   参与者特征

GTS组共28名参与者（23个家庭），面对面咨询组共11名参与者（10个家庭）。两组在种族、民族背景、主要语言、宗教信仰及健康素养方面无统计学显著差异，但诊断类型存在显著差异，GTS组以癌症患者为主，面对面咨询组包含较多良性肿瘤及非肿瘤患者。

1. 2.
   遗传检测知识变化

两组干预前遗传检测知识基线无显著差异（GTS组均值3.9，面对面组均值4.8，p=0.43）。干预后两组知识得分均有提升，但组内及组间比较均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GTS组变化均值2.0，面对面组1.5，p=0.49）。按十个问题逐一分析，GTS组有六个问题达到显著提升，而面对面咨询组仅一个问题达到显著提升。显著提升的问题涉及癌症遗传性、变异意义解读、预防措施可能性、健康保险保护及检测结果非二元性等关键概念。

1. 3.
   决策冲突

GTS组28名参与者中22名无决策冲突，4名在干预后冲突得到解决，仅2名干预后仍有冲突。面对面咨询组11名参与者中5名无冲突，5名冲突得到解决，仅1名仍有冲突。

1. 4.
   心理社会影响（MICRA）

GTS组中7名患者和10名父母完成MICRA评估。患者总均分11.9，父母总均分25.0（满分95），差异显著（p=0.034）。痛苦和不确定性分量表得分亦存在显著差异，患者得分低于父母。面对面咨询组仅1个家庭完成MICRA，因携带致病性变异且未来癌症风险高，得分较高。

1. 5.
   胚系遗传检测率提升

2022年基线回顾显示，232名门诊患者中胚系遗传检测完成率为14%，新检测率仅0.8%。2023年引入GTS后，56名被接触患者中40名接受检测，新胚系遗传检测率达19%，较2022年0.8%显著提升（p=0.0000）。GTS组中71%被接触家庭接受了胚系遗传检测，40个检测家庭中6个发现可能与其肿瘤诊断相关的变异。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GTS视频干预与面对面咨询在遗传知识得分上无统计学显著差异，虽受样本量限制未能证明统计非劣效性，但结果证明GTS作为检测前遗传信息提供工具的可行性，可在不影响决策冲突和心理社会影响的前提下降低儿科肿瘤患者遗传检测门槛。GTS引入使新胚系遗传检测率从0.8%提升至19%，71%被接触家庭接受检测，表明该方法的可行性和可接受性。两组参与者干预后对检测决策总体自信，GTS组MICRA得分总体较低，患者得分显著低于父母，提示患者心理社会负担较轻。研究人群反映覆盖区域的多元患者构成，跨保险类型提供检测有助于推进更公平照护。研究人员认为GTS可能成为促进检测前咨询并改善儿科肿瘤胚系遗传检测可及性的有效工具，但需更大规模、充分把握度的研究来确定GTS在遗传知识和心理社会结局方面是否非劣于传统面对面咨询，并需持续评估其对检测率、检测发现及心理社会影响的长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