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赛加羚羊(Saiga tatarica)角制品消费需求与干预协同设计:从消费者洞察到需求削减框架

《People and Nature》:Tackling saiga horn consumption in Singapore: From consumer insights to intervention co-desig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31日 来源:People and Nature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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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和不可持续的野生动物贸易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键驱动因素,降低消费者需求被公认为应对该问题的重要步骤。然而,理解野生动物产品消费驱动因素并识别有效减少需求策略的研究仍非常有限。赛加羚羊(Saiga tatarica)是一种国际贸易受到监管的近危

  
非法和不可持续的野生动物贸易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键驱动因素,降低消费者需求被公认为应对该问题的重要步骤。然而,理解野生动物产品消费驱动因素并识别有效减少需求策略的研究仍非常有限。赛加羚羊(Saiga tatarica)是一种国际贸易受到监管的近危物种(Near-Threatened species),构成重要案例研究。尽管大量保护努力已帮助其种群从灭绝边缘恢复,其角仍在亚洲作为传统医药(traditional medicine)成分被广泛消费。本研究调查新加坡赛加羚羊角产品需求背后的动机,关注COVID-19(coronavirus disease 2019)后需求如何变化,并识别相应的需求削减路径。研究人员采用循证方法(evidence-based approach),包括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s, FGDs)和与关键消费者的协同设计工作坊(co-design workshops)。FGDs结果显示,尽管华人新加坡人对替代生物医药(biomedicines)持开放态度,其对赛加羚羊角产品的需求保持稳定。需求由社会互动、对赛加羚羊保护状况认知不足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信念驱动。消费行为的代际效应和赛加羚羊角产品的法律地位也促进需求。通过协同设计工作坊,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需求削减框架,识别入口点(即控制需求、推广替代品、改变社会影响)和干预形式(如教育、媒体),以减少野生动物使用并促进长期行为转变。有效干预需要公众意识宣传活动与政府监管措施支持相结合。本研究揭示了塑造消费者需求的社会文化因素的细微洞察,使赛加羚羊保护工作者能够制定基于社区的策略以减少消费实践。它增进了对社会规范(social norms)、文化价值观和健康信念的理解,从而支持政策制定者建立更有效的野生动物衍生产品可持续消费法规。本研究开发的需求削减框架具有更广泛适用性,可为赛加羚羊及其他受威胁物种的保护干预和实践提供信息。
论文主体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非法和不可持续的野生动物贸易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驱动因素,野生动物产品被用于食物、传统医药(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装饰、奢侈品以及文化或宗教实践。既有野生动物贸易研究主要集中于供应侧,需求侧干预虽具潜力但研究洞见有限。TCM涉及全球华人社区,各国法规差异使野生动物来源药品监测复杂,因此有效干预需同时理解消费者感知与文化背景。赛加羚羊(Saiga tatarica)角即羚羊角(Lingyangjiao),在TCM中使用了2000多年,并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年版;其角被认为属“阴”并具凉性,用于平衡“热性”(heatiness)症状。历史上对唯一长角的雄性赛加羚羊选择性猎取,导致种群性别比偏斜和严重下降。1995年赛加羚羊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II,2019年零出口配额结束了合法国际商业贸易;但贸易停止前进口的历史库存仍可在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合法国内销售。近期哈萨克斯坦种群恢复后,CITES批准有时限地重开来自哈萨克斯坦种群的赛加羚羊角国际商业贸易,使需求管理情境更复杂。新加坡是最大赛加羚羊角消费国之一,产品销售和消费常见且合法,库存持续供应维持了消费市场。基于此,研究提出三个问题:COVID-19后消费者对赛加羚羊角产品的需求是否变化;当前选择赛加羚羊角产品及其替代品的动机是什么;关键利益相关者会设计何种行为改变干预(behaviour change interventions),以及这些干预如何形成未来框架。研究必要性在于需求侧研究有限,且以往干预多由专家主导,未直接纳入优先群体,参与式协同设计有助于确保干预可接受并扎根本地视角。

二、研究开展、结论与意义
研究人员采用循证方法,将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s, FGDs)与协同设计工作坊(co-design workshops)顺序结合,先识别赛加羚羊角消费的行为驱动因素,再由目标消费者参与设计干预。研究发现,新加坡华人新加坡人对赛加羚羊角产品的需求在COVID-19后总体保持稳定,尽管其对替代生物医药(biomedicines)持开放态度;需求受社会互动、对赛加羚羊保护状况认知不足、根深蒂固文化信念、代际效应以及产品合法地位驱动。通过协同设计,研究人员构建需求削减框架,识别控制需求、推广替代品、改变社会影响三个入口点,以及教育、媒体等干预形式,并提出有效干预需公众宣传与政府监管措施结合。意义在于揭示影响消费者需求的社会文化因素,为基于社区的需求削减策略、社会规范与文化价值观理解以及更有效监管提供依据;该框架对赛加羚羊及其他受威胁物种保护干预具有更广泛适用性。

三、研究方法(≤250字)
研究采用两阶段顺序设计。2023年10月在新加坡开展4场FGDs,共22名华人新加坡参与者:Target组2场(n=11,36–59岁女性目标消费者),Mixed组2场(n=11,21–80岁男女目的抽样)。2024年2月开展2场协同设计工作坊,18名参与者,其中2名来自FGD,其余经滚雪球、邮件、海报、社交媒体和私信平台招募,均需12个月内消费或购买过赛加羚羊角产品;样本来源于新加坡华人社区。FGD录音经Whisper转录并译成英语,使用NVivo 14按Braun and Clarke六阶段进行混合归纳-演绎主题分析。工作坊活动1评价并排序五种现有干预,活动2创建可行干预;研究人员结合两类数据识别入口点和干预形式并构建框架。

四、研究结果
3.1 焦点小组的关键主题:基于FGD主题分析,识别出三个关键主题:用药偏好与观点、选择药物的动机、对赛加产品特性的认知。
3.1.1 关键主题1:用药偏好与观点:FGD显示Target组和Mixed组对赛加羚羊角产品需求稳定,疫情后仍表达持续需求,且不因产品来源于野生动物而却步;两组对替代品开放,提及24种替代品,其中16种属TCM和民间偏方,菊花茶和Panadol(对乙酰氨基酚品牌)常被提及;参与者信任新加坡合法销售产品经政府评估,合法可获得性降低其对保护问题的担忧。
3.1.2 关键主题2:选择药物的动机:FGD表明用药选择受感知有效性、家人朋友和社交媒体推荐、尝试新治疗意愿影响;Mixed组较Target组更重视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家庭影响和代际传递明显,参与者从年长亲属处学习并在成年后继续,甚至传给子女,代际社会规范强化赛加羚羊角使用。
3.1.3 关键主题3:对赛加产品特性的认知:FGD显示参与者多从连锁和家族TCM店购买,知晓其凉性作用,也知道市场存在水牛角、山羊角等仿冒品及不含赛加羚羊角但名称易误导的凉水产品;对赛加羚羊为受威胁动物认知低,部分误以为取角不杀动物或角可再生,部分将赛加羚羊角水视为草药茶;得知取角需杀死动物后表达动物福利担忧。
3.2 协同设计工作坊结果:
3.2.1 现有干预评价:基于工作坊活动1的排序,政府监管与规则被认为最有效,其次为媒体宣传以及名人和健康专家代言。
3.2.2 未来干预框架:基于活动2中目标利益相关者设计的五类干预及工作坊数据,构建未来干预框架,包含三个入口点(控制需求、推广替代品、改变社会影响以促进长期社会规范转变)和两类干预形式(媒体、教育),最终目标是减少赛加羚羊角消费、促进替代品采用并培育可持续与保护文化;参与者建议用照片和视频展示取角残忍、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和电视信息娱乐节目传播、强调替代品健康益处与成本可及性、将TCM知识与野生动物保护结合教育、开展学校教育并与可信组织合作。

五、讨论部分总结
讨论指出,新加坡COVID-19后赛加羚羊角总体需求相对稳定,参与者将其用于COVID-19相关症状并视为潜在有效,说明药用声誉可延伸至新健康关切,需求具韧性;中国研究报告疫情后野生动物产品消费意愿降低,新加坡与中国的差异提示地方文化信念、医疗实践和监管背景塑造影响,保护从业者应同时监测需求变化和治疗应用变化。代际传递强化消费:参与者童年从父母和年长亲属学习,并在家庭中继续传递,年轻且受良好教育者虽信任生物医药仍将其作为补充治疗,表明消费是文化嵌入实践,干预应考虑家庭为单位并跨代参与。社会互动塑造治疗选择:参与者向家人、朋友、同事和社交媒体寻求建议并主动交换经验、推荐偏方,社会网络和媒体可作为需求削减渠道,可信社区成员和医疗从业者可通过现有社会与媒体网络传递文化适宜信息。有限保护认知和法律合法性强化需求:参与者对野生动物来源、取角方式和TCM命名存在误解,合法库存销售和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可能强化产品可接受感知,干预应结合公众教育与监管措施,改善标签和命名透明度并沟通保护状况与野生动物来源。干预启示:需求削减难以仅靠意识宣传实现,应解决多重行为和社会文化驱动,承认TCM文化意义;社会营销(social marketing)强调理解优先群体障碍与动机,协同设计主动纳入优先群体;参与者提出的跨部门合作与可信组织合作可提高干预可信度、覆盖面和效果;未来干预应结合公众教育、社会与大众媒体、社区参与和支持性政府政策,并覆盖控制需求、推广替代品、塑造社会影响、提高认知和支持长期行为改变。

六、研究结论(译)
本研究提供了COVID-19后新加坡赛加羚羊角产品持续需求的洞见,并为未来干预提供循证建议。TCM根植于文化实践,并由代际影响和低认知强化,驱动多种野生动物来源产品的持续使用。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赛加羚羊角消费由社交圈和社交媒体推荐、文化实践、对其有效性的信念以及产品可及性驱动。尽管如此,消费者群体对文化适宜且便利的替代品持开放态度。为减少需求并促进保护,必须通过接触当前和年轻世代,提高公众对赛加羚羊及其他野生动物来源TCM保护状况及其使用方式的认识。推广替代疗法也可进一步减少对野生动物来源TCM的依赖。通过创新性整合FGDs和协同设计工作坊,本研究开发了循证策略,从需求侧缓解野生动物贸易部门的威胁。该方法提供了可转移方法,可应用于其他野生动物贸易情境,以开展更有针对性、本地化和文化根基的保护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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