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Is There a Social Cure for Climate Change Distress and Impairment? Initial Evidence That Group-Based Control Might Shield General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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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通过无助感和失控感削弱个体福祉。社会认同健康路径（social cure）与群体控制理论（group-based control theory）指出，对内群体的认同可能通过维持控制感来增强对气候威胁的心理韧性。基于上述理论，本研究考察了国家认同（nat
气候变化通过无助感和失控感削弱个体福祉。社会认同健康路径（social cure）与群体控制理论（group-based control theory）指出，对内群体的认同可能通过维持控制感来增强对气候威胁的心理韧性。基于上述理论，本研究考察了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是否会调节气候变化困扰（climate change distress）与气候变化损害（climate change impairment）对幸福感的负向关联。研究汇集了来自德国成人样本（N = 1136）的三波纵向数据，发现即使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学特征和政治意识形态变量后，国家认同较强的个体中，气候变化困扰与气候变化损害对幸福感的负向关联均较弱。重要的是，有调节的中介分析表明，这些模式在统计上与个体保持的个人控制感（sense of personal control）相关联，这与社会治愈与群体控制视角一致。本研究将先前关于健康情境下群体控制的发现拓展至气候变化领域，凸显了社会认同与集体控制在缓解气候变化对幸福感负面心理影响中的潜在价值。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面对日益加剧的气候危机，越来越多的人报告出现气候焦虑、担忧、悲伤、内疚、恐惧、愤怒与绝望等负面情绪反应。气候变化困扰被定义为个体因意识到气候变化当前及预期后果而产生的非病理性负面情感谱系，而气候变化损害则捕捉了因过度关注气候变化所导致的严重功能性障碍与生活领域中断。两者均通过威胁控制感、希望、归属感和未来安全等心理健康核心支柱，进而损害个体福祉。在此背景下，社会认同健康路径提出，对社会群体的认同可为个体提供心理资源，缓冲压力、促进韧性并提升幸福感。然而，该框架在气候变化相关健康领域的应用尚缺乏充分实证。同时，群体控制理论进一步指出，认同具有能动性的内群体能使个体通过群体获得控制感，从而缓冲个人控制感受到威胁时的负面影响。因此，本研究旨在检验国家认同是否调节气候变化困扰和气候变化损害与幸福感之间的负向关联，并探索个人控制感是否为这一调节效应的中介机制。
二、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从德国在线面板（Norstat提供，ISO 20252认证）中招募参与者，收集三波纵向数据（t1：2023年9月，t2：2024年2月，t3：2024年7月），最终纳入1136名完成全部三波调查的德国成年人（年龄20–96岁）。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回归分析处理重复测量数据的嵌套结构，运用PROCESS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并采用Veer等人的韧性分析方法验证纵向预测关系。主要测量工具包括：气候变化困扰量表（15题）、气候变化损害量表（8题）、WHO-5幸福感量表、个人控制感量表（2题）和国家认同量表（3题）。
三、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分析
气候变化困扰与气候变化损害在各时间点均呈中等正相关（r = 0.51–0.56），表明两者共享一定方差但仍可区分。女性报告更高的气候变化困扰和气候变化损害得分。政治右翼倾向与气候变化困扰（r = -0.35至-0.36）和气候变化损害（r = -0.18至-0.20）均呈显著负相关。
3.2 社会认同的调节作用
气候变化困扰和气候变化损害均与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聚类稳健回归显示，国家认同显著调节了气候变化困扰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β = 0.07, p < 0.001）：在国家认同较低（-1 SD）时，负向关联较强（β = -0.26）；在国家认同较高（+1 SD）时，负向关联减弱（β = -0.10）。同样，国家认同也显著调节了气候变化损害与幸福感的关系（β = 0.08, p < 0.001），低认同者负向关联更强（β = -0.32），高认同者更弱（β = -0.14）。两种交互效应在控制社会人口学变量和政治取向后仍稳健。纵向韧性分析进一步证实，t1时较高的国家认同可正向预测t3时高于预期的幸福感水平。
此外，国家认同还显著调节了气候变化困扰（β = 0.05, p = 0.003）和气候变化损害（β = 0.09, p < 0.001）与个人控制感的关系。简单斜率分析表明，仅在低国家认同条件下，气候变化困扰和气候变化损害才与个人控制感显著负相关；在高国家认同条件下，这种负向关联消失。
3.3 有调节的中介分析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Model 8）显示，对于气候变化困扰，间接效应（经个人控制感）仅在低国家认同条件下显著（β = -0.03, 95% boot CI [-0.04, -0.02]），在高认同条件下不显著，调节中介指数显著（index = 0.02, 95% boot CI [0.01, 0.02]）。对于气候变化损害，结果模式相似：间接效应仅在低认同条件下显著（β = -0.07, 95% boot CI [-0.08, -0.06]），调节中介指数显著（index = 0.03, 95% boot CI [0.02, 0.03]）。三波纵向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模式，表明t1的气候变化困扰或损害通过t2的个人控制感影响t3的幸福感的间接路径仅在低国家认同条件下成立。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国家认同能够缓冲气候变化困扰和气候变化损害对幸福感的消极影响，且这一缓冲效应部分通过维持个人控制感实现，符合社会治愈与群体控制的理论预期。研究发现强调了群体认同在应对气候危机中的心理健康保护潜力，也为干预实践提供了方向——通过加强集体认同、提升群体效能感和促进协作行动，可能有助于在生态危机中稳定个体福祉。但研究人员也指出，该效应可能存在双刃剑效应：过度依赖群体信任可能降低个体对问题的警觉性和气候行动参与度。
研究局限性包括：相关性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未控制福祉的前测水平；未分离组间与组内变异；仅考察国家认同一种群体认同形式；量表响应格式修改可能影响绝对分数可比性；样本存在年龄选择性流失。未来研究应采用实验设计和更精细的纵向模型，并行检验自尊、社会支持等其他潜在中介机制，并在临床或弱势群体中验证发现的普适性。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所观察到的社会认同调节气候变化困扰和气候变化损害与幸福感负向关联的模式，与基于群体控制的社会治愈视角一致，尽管仍需未来研究确认其因果机制。群体成员身份可能缓冲个体在认识全球气候危机时所承受的心理代价，可能抑制气候无助感和气候焦虑的感知。并且，集体自我定义甚至可能缓解面对大规模环境危机时的普遍瘫痪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