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割、发育时机与男性长寿：基于唐明两代宦官与文官的历史人口学比较

《Annals of Human Biology》：Cutting time short or long? Castration, developmental timing, and longevity in imperial China

　　

背景：生活史理论（life-history theory）预测繁殖与长寿之间存在权衡。阉割（castration）被认为可通过降低雄激素（androgen）相关成本延长男性寿命，但来自人类人群的证据仍然有限。目的：本研究考察帝制中国宦官（eunuchs）相对于可比较的非阉割男性是否具有生存优势，以及生命早期阉割是否与更长寿命相关。对象与方法：分析唐（618–907 CE）与明（1368–1644 CE）两代宦官和非阉割文官（bureaucrats）的传记记录。假设1使用控制出生年份的自助法回归模型（bootstrapped regression models）比较各朝代宦官与文官的死亡年龄。假设2分析160名有入宫年龄的明代宦官子集，使用线性回归（linear regression）和青春期阈值模型（puberty-threshold models），以入宫年龄作为阉割年龄的代理（proxy）。结果：唐代宦官相对文官呈现适度但统计学显著的生存优势（+3.02年，p=0.005），而明代样本未观察到显著差异。入宫较早在线性回归或青春期阈值模型中均不能预测更长寿命。结论：人类阉割的生存效应似乎适度且依赖情境（context-dependent），而非一致有益，并受到更广泛生物社会（biosocial）与死亡条件的塑造。关键词：阉割；男性长寿；发育时机；历史人口学；帝制中国；宦官。

研究背景：生活史理论（life-history theory，解释繁殖投入与寿命权衡的理论框架）预测繁殖与长寿之间存在权衡。男性脊椎动物中，性选择塑造的繁殖策略常依赖雄激素（androgen，男性性激素）介导的性状，这些性状可提高交配成功率，但带来生理和行为成本并升高死亡风险；可能机制包括攻击和冲动行为增加、免疫抑制导致感染易感、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以及分子层面的表观遗传衰老加速。阉割（castration）通过消除生殖功能并降低终生雄激素暴露，为检验上述生活史预测提供了自然实验。非人类动物证据总体支持阉割与寿命延长相关，一项跨百余种哺乳动物园养记录与脊椎动物研究荟萃分析报告阉割后平均寿命增加约10–18%。但人类证据有限且不一致：美国机构化智力障碍男性队列、朝鲜王朝宦官（eunuchs）分析报告长寿优势；意大利阉伶歌手、丹麦合法阉割男性队列则显示无显著差异或混合结局。既往人类研究还存在出生队列控制不足、样本机构化或边缘化、社会角色与死亡环境关注不足等问题；阉割时机与性成熟关系亦未解决，动物研究提示青春期前阉割约多5%寿命改善，美国队列则提示阉割每延迟1年与寿命缩短0.28年相关，但人类中呈连续关联还是青春期阈值尚不明确。因此，研究人员利用唐、明两代宦官与文官的墓志铭和传记记录，检验阉割状态及发育时机与男性长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阉割的生存效应适度且依赖情境，而非普遍有益；生命早期阉割未显示一致的长寿优势。其意义在于将阉割置于生物社会框架（biosocial framework，综合生物与社会环境因素的分析框架）中理解，并为男性健康中雄激素相关老化效应非单向性的讨论提供历史人类证据。

关键技术方法概括：数据主要来自唐、明墓志铭和传记记录，并辅以唐及五代人物与社会网络数据库（TBDB，version 1.5）和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version bi_20250520）。唐宦官137名（出生627–858 CE）与文官1633名（627–860 CE），明宦官286名（1367–1609 CE）与文官2112名（1368–1609 CE）；明宦官中160名有入宫年龄者进入假设2。假设1采用自助法回归模型，控制出生年及出生年平方项，BCa 95%置信区间基于9,999次重采样，Freedman–Lane残差置换检验获得p值，并作出生年精确匹配。假设2采用线性回归和青春期阈值模型，按入宫年龄分青春期前≤10岁、围青春期11–15岁、青春期后≥16岁，并行20/25/30岁上限限制分析。

研究结果：
3.1 阉割状态与生存优势：描述统计和核密度分析显示，唐、明两代宦官与文官的死亡年龄分布大幅重叠，平均死亡年龄差均约1.5年。控制出生队列后，自助法成对比较显示唐代宦官平均死亡年龄比文官高3.02年（p=0.005），明代差异为1.07年（p=0.162），不显著；出生年精确匹配结果与主模型一致。因此，该分析不支持假设1的原表述，即阉割相关长寿优势未在两个历史情境中一致出现，且唐样本差异幅度较小。
3.2 生命早期阉割的长寿效应：在160名有入宫年龄的明代宦官中，线性回归显示入宫年龄每增加1岁，死亡年龄增加0.331年（p=0.009，R²=0.095），但作者指出死亡年龄在结构上包含入宫年龄，且存在幸存者偏差，故不能解释为较晚入宫或较晚阉割增加寿命。年龄上限为30、25、20岁的限制分析效应约为每岁0.3年，但统计支持不一致。发育阶段分析中，青春期前、围青春期、青春期后组的平均死亡年龄分别为64.6、66.8、67.7年，经Benjamini–Hochberg校正后组间差异均不显著；年龄限制分析亦无显著差异。因此，该分析不支持假设2，即无一致证据表明生命早期阉割与更长寿命相关。

讨论总结：总体而言，历史人类人群中阉割相关的生存获益可能适度且依赖情境。唐代宦官出现小幅显著优势，明代样本无显著差异，早阉割无明确长寿优势。作者讨论认为，历史人群主要死亡原因可能削弱阉割的生理益处：非自然死亡（如谋杀、政治惩罚、战争、自杀）在部分历史样本中占相当比例，宦官处于政治服务环境中可能暴露于阉割难以缓解的死亡风险；唐、明记录中常见心血管和感染性疾病，明代瘟疫、天花、麻疹等传染病暴发频率和规模可能增加，且华北平原及首都周边人口密集，宦官多居首都，可能处于不同死亡环境。临床和实验研究提示雄激素对心血管和感染结局的影响呈双向性，过低雄激素亦可能与不良结局相关；因此长期或早期雄激素剥夺未必产生清晰生存优势。发育时机分析无一致证据，可能因灵长类青春期前后阉割差异小于其他类群，且早阉割伴随骨骼（骨密度降低、骨折）、代谢综合征和2型糖尿病、泌尿系统解剖改变及慢性感染等成本。局限性包括：入宫年龄仅为阉割时机的间接代理，存在幸存者偏差，死亡年龄与入宫年龄存在结构依赖，样本主要来自较高社会地位者，残余混杂不能排除。研究意义在于以系统历史分析拓展有限的人类阉割与长寿文献，强调生物社会框架，提示雄激素相关老化效应并非单向，并强调跨长时间历史数据需控制出生队列。

结论翻译：本研究为人类阉割、其时序与长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历史证据。总体而言，研究结果提示阉割的生存效应适度且依赖情境，而非普遍存在；生命早期阉割未带来明确的长寿优势。相反，结果指向一种生物社会模式，即雄激素剥夺的后果受到历史人类生活更广泛死亡条件的塑造，并在某些情况下被削弱。作者承认若干局限：个体传记资料中关于阉割时机的明确记载罕见，入宫年龄仅作为最接近且最常可获得的代理指标，仍是间接测量；基于该代理的分析可能受幸存者偏差影响，因为纳入分析要求个体存活至记录的入宫年龄；死亡年龄在结构上依赖入宫年龄，故主要连续模型中的正系数不能明确归因于阉割时机。这些局限不改变总体结论，即分析未对假设2提供一致支持。数据集亦难以捕捉生命早期选择过程，且主要来自较高地位个体；宦官与文官背景大体可比，但历史记录无法调整所有影响长寿的因素，残余混杂不能排除，未测量异质性可能放大或减弱观察到的差异，结果不应视为这些历史人群中所有阉割与非阉割男性的完全代表。尽管存在局限，该研究通过系统分析中国宦官，拓展了有限的人类阉割与长寿文献；研究结果强调应在生物社会而非纯生物框架中理解阉割，并为关于生殖抑制与男性生存的生活史预期提供历史人类评估。更广泛而言，研究提示雄激素相关老化与长寿效应并非单向，而可能随发育时机及社会与疾病环境变化；方法学上强调分析跨长时间历史数据时控制出生队列的重要性。未来研究需要更多墓志的发现与发表，分析宦官墓地可获得较低地位宦官的埋葬与骨学信息，保存遗骸和墓志的墓葬将有助于比较阉割相关发育的骨学指标与记录的死亡年龄及入宫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