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bolites》：Association of TRPC6 with 25-Hydroxyvitamin D Levels in Serum of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Vitamin D De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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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膳食蛋白质摄入被认为与肥胖指标呈负相关，但关于其与腹型肥胖关联的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探讨了农村成年人群中不同水平膳食蛋白质摄入与腹型肥胖患病之间的关联，旨在为该特定农村人群提供描述性证据。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分析，数据来源于一项既往营养流行病学
摘要
目的： 膳食蛋白质摄入被认为与肥胖指标呈负相关，但关于其与腹型肥胖关联的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探讨了农村成年人群中不同水平膳食蛋白质摄入与腹型肥胖患病之间的关联，旨在为该特定农村人群提供描述性证据。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分析，数据来源于一项既往营养流行病学调查，共纳入515名农村成年人。膳食摄入采用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FFQ）结合3天24小时膳食回顾进行评估。人体测量指标包括体重、身高、腰围和臀围。参与者按蛋白质摄入四分位数分为四组：Q1（<0.74 g/(kg·d)）、Q2（0.74–0.97 g/(kg·d)）、Q3（0.97–1.23 g/(kg·d)）和Q4（≥1.23 g/(kg·d)）。腹型肥胖定义为男性腰围≥90 cm、女性腰围≥85 cm。连续变量以中位数（四分位距）表示，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比较；分类变量以频率（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进行比较。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该关联，并对潜在混杂因素进行校正。结果： 随着蛋白质摄入量增加（Q1至Q4），体重、体质指数（BMI）、腰围、臀围和腰臀比均呈现显著下降趋势（p < 0.05），而总能量和宏量营养素摄入量以及多类食物的摄入量显著增加（p < 0.05）。腹型肥胖组（n = 374）的蛋白质摄入量显著低于正常腰围组（0.88 vs. 1.19 g/(kg·d)；p < 0.001）。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较高的蛋白质摄入量与腹型肥胖的几率呈负相关，且各四分位组间呈现分级关联（趋势p < 0.001）。在未校正模型中，Q4较Q1的几率更低（比值比[OR] = 0.128，95%置信区间[CI]：0.065–0.250）；校正能量摄入后关联更强（Q4：OR = 0.008，95% CI：0.003–0.023）；进一步校正年龄、性别、能量摄入、生活方式和膳食因素后该关联仍然存在（Q4：OR = 0.006，95% CI：0.002–0.018，p < 0.001）。在使用绝对蛋白质摄入量（g/d）、蛋白质占能量百分比以及连续每标准差模型的敏感性分析中，这些关联显著减弱，且均无统计学显著性（所有p > 0.05）。结论： 尽管以g/(kg·d)表示的蛋白质摄入量在该农村样本中似乎与腹型肥胖患病呈负相关，且各四分位组间呈现分级模式，但这种关联在很大程度上可由体重标准化引入的数学耦合所解释。在使用与体重无关的指标时，未观察到显著关联；因此，这些发现应被解释为关联而非因果效应，未来需要采用替代蛋白质指标的前瞻性研究加以验证。
膳食蛋白质摄入与腹型肥胖关联的再评价：基于中国农村成年人群的横断面研究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居民生活方式和膳食模式发生显著变化，肥胖患病率持续攀升，已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腹型肥胖作为肥胖的重要表型，是2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中国成人肥胖患病率达16.4%，腹型肥胖患病率高达29.1%，疾病负担日益沉重。在肥胖防控策略中，膳食干预因其成本较低、不良反应较少而被视为关键可干预因素之一。近年来，高蛋白膳食模式受到广泛关注，流行病学研究提示较高的膳食蛋白质摄入与较低体重和BMI、改善脂质代谢及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然而，关于膳食蛋白质摄入与腹型肥胖关联的证据仍有限，尤其是在中国农村成年人群中。值得注意的是，既往研究常将蛋白质摄入量按体重进行标准化（以g/(kg·d)表示），当研究结局为肥胖相关指标时，这种标准化可能引入数学耦合效应，导致关联被虚假放大。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515名农村成年人膳食蛋白质摄入与腹型肥胖患病之间的关联，并评估体重标准化是否解释了所观察到的关联，为未来前瞻性研究提供依据。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横断面分析，数据来源于2018年8月在新疆和田县某农村地区进行的膳食营养调查。研究对象为当地常住居民，纳入标准为年龄≥18岁、在当地居住至少五年、记忆功能正常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使用影响体重药物、患有严重肝肾或心血管疾病以及妊娠或哺乳期者。最终纳入515名参与者。膳食摄入采用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FFQ）结合3天24小时膳食回顾进行评估，FFQ涵盖89种食物条目，由经培训的调查员面对面访谈完成；营养素摄入量依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2版）计算。人体测量包括身高、体重、腰围和臀围，采用标准程序测量。腹型肥胖定义为男性腰围≥90 cm、女性腰围≥85 cm。参与者按蛋白质摄入四分位数分为Q1（<0.74 g/(kg·d)）、Q2（0.74–0.97 g/(kg·d)）、Q3（0.97–1.23 g/(kg·d)）和Q4（≥1.23 g/(kg·d)）。统计方法包括Kruskal–Wallis H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χ2检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和Cochran–Armitage检验用于组间比较和趋势检验；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评估蛋白质摄入与腹型肥胖的关联，校正协变量包括年龄、性别、能量摄入、婚姻状况、教育水平、职业、月收入、吸烟、饮酒、体力活动和膳食纤维摄入。敏感性分析采用绝对蛋白质摄入量（g/d）、蛋白质占能量百分比（%E）及连续每标准差模型。数据采用SPSS 21.0进行分析。
三、研究结果
3.1 人口学特征分析
四个蛋白质摄入四分位组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职业、收入、吸烟、饮酒和体力锻炼方面无显著差异（p > 0.05）。随着蛋白质摄入量从Q1至Q4增加，体重、体质指数（BMI）、腰围、臀围和腰臀比均呈现显著下降趋势（p < 0.001）。
3.2 膳食调查结果
随着蛋白质摄入量增加，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摄入量显著增加（p < 0.001）；动物蛋白比例升高而植物蛋白比例降低（p < 0.001）；谷类、肉类、蔬菜、水果、蛋类、豆类和坚果的摄入量均显著增加（p < 0.05）。
3.3 腹型肥胖组与正常腰围组的人口学特征比较
除年龄分布外（p < 0.001），两组在性别、婚姻状况、教育、职业、收入、吸烟、饮酒和体力锻炼方面无显著差异（p > 0.05）。腹型肥胖组在体重、BMI、腰围、臀围和腰臀比方面均显著高于正常腰围组（p < 0.001）。腹型肥胖组集中于30–64岁人群，而正常腰围组中22–29岁人群比例较高，呈现“中间高、两端低”的分布特征。
3.4 腹型肥胖组与正常腰围组的膳食调查数据比较
腹型肥胖组的蛋白质摄入量显著低于正常腰围组（0.88 vs. 1.19 g/(kg·d)，p < 0.001）。两组在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摄入量、动植物蛋白比例及大多数食物类别摄入量方面无显著差异（p > 0.05）。
3.5 蛋白质摄入与腹型肥胖的关联
在未校正模型（模型1）中，较高蛋白质摄入与腹型肥胖几率呈负相关（Q4 vs. Q1：OR = 0.128，95% CI：0.065–0.250，p < 0.001）。校正能量摄入后（模型2），负相关增强（Q4：OR = 0.008，95% CI：0.003–0.023，p < 0.001）；进一步校正年龄和性别（模型3）后略有减弱（Q4：OR = 0.127，95% CI：0.064–0.252，p < 0.001）。在完全校正模型（模型4）中，负相关仍然存在（Q4：OR = 0.006，95% CI：0.002–0.018，p < 0.001）。所有模型中均观察到跨四分位组的分级关联（趋势p < 0.001）。
3.6 敏感性分析
当从暴露定义中去除体重后，强负相关不再显现。蛋白质以绝对摄入量（g/d）四分位表示时，校正后OR范围为0.464至0.622，置信区间较宽，无显著总体关联（p = 0.331）或线性趋势（p = 0.120）。蛋白质以占总能量百分比（%E）表示时，OR接近1（Q2、Q3和Q4分别为1.110、1.313和0.915），无总体关联（p = 0.784）或趋势（p = 0.871）。在连续模型中，绝对蛋白质摄入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20.67 g/d）与腹型肥胖无显著关联（OR = 0.930，95% CI：0.610–1.418；p = 0.736）。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指出，肥胖的根本原因是能量摄入持续超过消耗。尽管高蛋白膳食干预试验显示可改善体成分，但本研究中Q4组蛋白质摄入中位数为1.44 g/(kg·d)，约占总能量13%，未达到高蛋白膳食定义（1.5–2.0 g/(kg·d)或占能量20–30%），因此干预试验结果不能直接外推至本研究的暴露范围。核心方法学问题在于蛋白质摄入以g/(kg·d)表示时，体重位于分母位置，而体重和BMI与腹型肥胖密切相关，这种标准化可引入数学耦合：体重较大者即使绝对摄入量相似或更高，其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摄入量也可能较低。因此，所观察到的负相关可能部分反映暴露与结局之间的数学关系而非生物学效应。此外，由于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是总能量摄入的组成成分，校正总能量后蛋白质系数的解释发生变化，在等热量框架下估计值反映的是蛋白质替代等量其他宏量营养素能量的效应，而非不同绝对水平蛋白质摄入的对比，这限制了OR的临床意义，也有助于解释各模型间估计值的大幅波动。敏感性分析中，去除体重标准化后未观察到显著关联，表明主分析中极低的OR值主要归因于体重标准化的数学耦合及模型不稳定性，而非蛋白质的真实保护效应。性别和年龄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最高蛋白质四分位组摄入更多总能量和宏量营养素，膳食更多样化，提示蛋白质摄入可能反映整体膳食模式而非孤立暴露，残余混杂无法排除。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膳食摄入为自我报告存在测量误差、残余混杂、样本来自单一农村乡镇代表性有限、腰围定义可能存在错分等。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在本横断面农村成人样本中，以g/(kg·d)表示的蛋白质摄入与腹型肥胖患病呈强负相关，但这种关联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暴露分母中纳入体重所引入的数学耦合；当蛋白质以绝对摄入量（g/d）或占总能量百分比表示时，未观察到统计学显著关联。这些发现不应被解释为膳食蛋白质具有因果或保护效应的证据，未来需要采用与体重无关的暴露指标并正式检验非线性关系的前瞻性研究加以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