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导向与农业企业绿色技术采纳：组织学习能力与政策利用能力的序列中介模型

《Heliyon》：Market orient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adoption in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 serial mediatio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apability and policy utilization capability

　　

摘要专业翻译 农业绿色转型对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农业企业的绿色技术采纳率仍然偏低。本研究基于组织学习能力（LEA）与政策利用能力（POL）的序列中介作用，考察了市场导向（MAR）对企业绿色技术采纳意愿（ADO）的影响。研究人员利用中国河南省376家农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检验，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结合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进行分析。因子得分结果表明，MAR对ADO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β = 0.174, p = 0.002）。LEA（β = 0.335）与POL（β = 0.324）也分别独立中介MAR–ADO关系。更重要的是，序列中介路径MAR → LEA → POL → ADO显著（间接效应 = 0.121, 95% BC CI [0.077, 0.182]），约占总效应的20%。总间接效应（0.439）占总效应的71.6%，表明市场导向主要通过能力构建渠道发挥作用，而非仅依赖直接的市场压力。通过将政策参与从被动感知重新概念化为主动的组织能力，本研究整合了动态能力理论与制度理论。稳健性检验（替代计分法、10,000次重复Bootstrap、扩展控制变量及子群分析）确认了序列中介路径与总效应的研究结论。对管理者而言，投资于学习惯例是必要的；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能力建设计划应与政策激励相配套，以增强采纳意愿。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农业正处于两大紧迫全球挑战的交汇点：既要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又要大幅减少环境足迹。全球范围内，农业食品系统每年排放约16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所有人为温室气体的三分之一，其中畜牧业和作物生产是最大的排放源。农业同时也是土地利用变化、淡水消耗和养分污染的首要原因。在中国——全球农业生产和化肥施用量最大的国家——这一形势尤为严峻。农业约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17%，数十年的集约化耕作已造成大范围土壤酸化和水体富营养化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尽管中国政府积极实施了包括低碳技术采纳财政补贴、环境与能源法规完善、可持续生产技术试点等具有明确目标的政策，但农业企业的绿色技术采纳率仍然偏低，这一瓶颈严重阻碍了农业部门的可持续转型。

既有技术采纳研究大量借鉴了技术接受与使用统一理论（UTAUT）和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等成熟模型，但多数农业应用研究以个体农户为对象，关注社会人口特征、个性属性和农场结构特征。然而农业企业与个体生产者具有截然不同的决策逻辑——企业拥有正式的资源分配流程、与竞争战略相关的决策过程、层级治理结构以及盈利目标。因此，农场层面的研究结论无法直接外推到组织层面，组织层面绿色技术实施相关的决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探索。此外，既有文献多聚焦于企业环境行为的孤立驱动因素，如市场导向、学习能力和政策利用能力，但尚未有研究将这些因素整合进一个序列因果链中，在农业企业情境下检验其交互作用。

二、研究设计与核心发现

为填补上述研究空白，本研究构建并检验了一个序列中介模型：市场导向（MAR）通过组织学习能力（LEA）与政策利用能力（POL）两个依次连接的中介变量，影响绿色技术采纳意愿（ADO）。研究人员将“政策利用能力”从被动感知重新概念化为主动的组织能力，从而桥接了中介效应的序列逻辑。研究严格遵循市场导向的经典三维定义——顾客导向、竞争者导向和跨职能协调——不将政策意识视为市场导向的构成维度，而是基于制度理论论证：市场导向型企业因其既有的环境扫描惯例而结构性地位于更有利的位置去感知和解读政策信号。

研究数据来自2025年6月至10月间对中国河南省376家农业企业的问卷调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样本框由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全部注册农业企业构成。问卷采用线上（n = 260）与线下（n = 116）相结合的方式发放，有效回收率为84%。样本以中小企业（≤99人）为主（约93.6%），私营企业占多数（62.5%），传统作物种植是最主要的经营活动（84.4%），35.9%的企业已获得绿色认证，67.3%曾获得政府补贴，42.0%参与过培训项目。

三、主要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作为核心分析框架，分析策略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评估数据适用性，使用Kaiser-Meyer-Olkin（KMO）抽样充分性测度和Bartlett球形检验；第二阶段检验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使用Cronbach's α、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第三阶段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将假设的四因子模型与三个替代模型进行比较；第四阶段使用Bartlett因子得分估计结构模型，采用Stata的sem命令以最大似然法估计；第五阶段使用5000次重复Bootstrap抽样构建偏差校正（BC）95%置信区间检验中介效应；第六阶段开展四组稳健性检验，包括替代计分法、10,000次重复Bootstrap、逐步加入扩展控制变量（企业基本特征、经营特征、制度暴露）以及基于企业规模、年龄和所有权的子群异质性分析。此外，研究还通过程序性补救措施和三种事后检验（Harman单因子检验、未测潜在方法因子模型、跨模式等价性检验）处理了共同方法偏差（CMB）问题。

四、研究结果

（一）测量模型评估结果。 KMO指数为0.947，Bartlett检验在0.001%水平上显著，总体Cronbach's α为0.955。各观测条目的因子载荷介于0.724至0.912之间，均超过0.5；CR值介于0.884至0.956之间，均高于0.7；AVE值介于0.657至0.758之间，均大于0.5，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收敛效度。Fornell-Larcker判别效度检验显示各变量AVE平方根均超过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CFA模型比较表明，假设的四因子模型拟合显著优于合并MAR与LEA或合并POL与ADO的三因子模型以及单因子模型。

（二）结构模型与假设检验结果。 结构模型包含六条路径：H1（MAR → ADO）的标准化系数为β = 0.174（p = 0.002），表明市场导向对绿色技术采纳意愿具有显著但适度的正向直接效应；H2a（LEA → ADO）的系数为β = 0.335（p < 0.001），是三条指向采纳意愿的直接路径中最大的；H3a（POL → ADO）的系数为β = 0.324（p < 0.001），效应量接近组织学习；H4a（MAR → LEA）的系数为β = 0.770（p < 0.001），是模型中最强的路径，确认了市场导向作为学习“触发器”的理论定位；H4b（LEA → POL）的系数为β = 0.486（p < 0.001），支持将政策利用能力重新概念化为基于通用学习的主动构建能力；H4c（MAR → POL）的系数为β = 0.184（p = 0.003），显著但较弱，且明显小于经由组织学习的间接效应（0.770 × 0.486 = 0.374），表明培育政策利用能力的关键在于通过学习的中介路径而非市场导向的直接作用。

（三）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Bootstrap分析（5000次重复）显示：H2b路径（MAR → LEA → ADO）的间接效应为0.258（占总效应42.1%），95% BC CI [0.178, 0.341]，是最大的单一中介路径；H3b路径（MAR → POL → ADO）的间接效应为0.060（占总效应9.8%），95% BC CI [0.029, 0.098]，显著但作用次要；H4d序列中介路径（MAR → LEA → POL → ADO）的间接效应为0.121（占总效应19.7%），95% BC CI [0.077, 0.182]，约等于市场导向直接效应的量级，且约为政策单独中介效应的两倍。总间接效应为0.439，占总效应的71.6%，表明市场导向主要通过能力构建渠道发挥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结果。 替代计分法（均值与中位数）下各路径方向与显著性保持一致；10,000次重复Bootstrap产生相同的显著性模式；逐步加入三组控制变量后六条核心路径的方向、相对量级和显著性均保持不变；子群异质性分析显示，序列中介路径、总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在全部六个子群中均显著，但政策单独路径（MAR → POL → ADO）在大企业、年轻企业和私营企业中不显著，表明独立政策利用渠道仅在企业具备充分学习基础设施和政策经验时发挥作用。

五、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做出了四项理论贡献：第一，将分析层次从个体农户推进到农业企业层面；第二，将政策参与从外部感知重新概念化为内部能力（政策利用能力），恢复了理论连贯性；第三，揭示了动态能力理论与制度理论之间的序列中介路径，表明内部能力建设与外部政策推动是互补且序列化的关系而非替代关系；第四，识别出各路径的相对重要性——学习单独间接效应比政策单独间接效应大四倍以上（42.1% vs 9.8%），而链式中介效应（19.7%）虽绝对值适中但具有理论关键性。

实践层面，对企业管理者而言，市场导向是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必须积极发展组织学习能力并投资于专门的政策监测与解读能力；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政策设计必须与能力建设措施相结合，并提出了“先学习、后受益”的绿色技术学习-补贴整合计划（GTL-SIP）作为操作性方案。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三个主要结论：第一，市场导向对采纳意愿具有正向直接效应，在制度密集的转型经济体中，市场导向所依托的环境扫描惯例会自然延伸至政策信号；第二，组织学习能力与政策利用能力各自独立中介这一关系，CFA模型比较和Fornell-Larcker准则确认了二者的经验区分性；第三，两个中介变量序列化运作——市场导向构建学习能力，学习能力进而培育政策利用能力，最终提高采纳意愿。总间接效应主导总效应（71.6% vs 28.4%），表明能力构建渠道是市场导向影响绿色技术采纳的主要驱动力。研究同时承认若干局限性，包括政策利用能力的自我报告测量、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能力发展路径、样本局限于河南省以及未能控制绿色技术投资强度和银行信贷获取等变量，并据此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