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cer Management and Research》：Breast Cancer Prevention Among Ethnic Minority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Western China: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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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女大学生面临独特的社会-环境背景，其乳腺癌预防行为模式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识别行为亚组及其相关因素。
方法：在中国四川省四所高校中，对452名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开展横断面调查。采用潜在类别分析（Laten
摘要专业翻译
背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女大学生面临独特的社会-环境背景，其乳腺癌预防行为模式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识别行为亚组及其相关因素。
方法：在中国四川省四所高校中，对452名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开展横断面调查。采用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以四个二分类指标（乳腺自检经历、乳腺自检意愿、临床乳腺检查经历及求助意向）作为观测变量。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检验类别相关因素。
结果：LCA识别出两个高度区分的类别（Entropy = 0.807）。类别1（“行动型”，占16.6%）在各项预防行为中均表现出高概率（如临床乳腺检查概率为60.9%）。类别2（“行为不活跃型”，占83.4%）在筛查行为（乳腺自检和临床乳腺检查）方面几乎为零参与。事后比较显示，两个类别在一般预防价值观上均呈现一致的高中位数得分（5.00/5）。然而，多变量分析表明，行动型类别归属与更高的操作性乳腺自检自我效能（OR = 1.61）、既往健康教育经历（OR = 6.02）及可靠信息可及性（OR = 3.16）独立相关。
结论：大多数参与者（83.4%）表现出“意向-行为鸿沟”，即积极的一般态度并未伴随实际行动。与健康信念模型和社会认知理论一致，这种被动性在本横断面样本中与操作技能缺陷及环境促进因素（健康教育和信息获取）的可及性降低相关；研究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干预措施应优先关注技能培养和可及的症状驱动咨询，而非单纯的理论教育。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报告2024年全球约有69.4万例死亡。更令人担忧的是，年轻女性中乳腺癌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对于40岁以下平均风险女性，主要指南（包括中国抗癌协会）不建议开展有组织的早期筛查，如钼靶检查和常规临床乳腺检查，因为该年龄段的获益-危害平衡不利。因此，对这一年龄群体而言，指南一致的方法强调“乳腺意识”：包括乳腺自检（Breast Self-Examination, BSE）和发现异常后及时就医等自主及临床行为，以促进及时识别。
中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相对欠发达、海拔较高、优质医疗资源匮乏、健康信息获取受限。居住在该地区的少数民族女性（如藏族、彝族、羌族）因地理隔离、经济困难、语言障碍（本民族语言仍是主要交流方式，阻碍了基于普通话的公共卫生材料的获取）而面临复合健康脆弱性。在此背景下，少数民族女大学生代表了一个独特且被忽视的亚群体：一方面，其家庭背景仍受西部乡村生活的结构性限制和文化禁忌约束；另一方面，通过学业成就，她们已成为所在社区中的受教育精英，具备采纳预防行为的认知能力，并有可能成为连接学校和家庭的健康桥梁。
然而，以往研究多采用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通过回归分析探索乳腺癌预防行为的预测因素，这种方法无法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群中是否存在不同的行为模式（“人群画像”）？例如，是否存在拥有丰富知识却行为被动的群体？传统分析方法无法识别此类异质性亚组，限制了干预的精准性。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通过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基于行为反应模式识别未观测的、互斥的亚组，恰好适用于描绘这一特定人群的行为类型。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6年3月至6月在中国四川省四所高校开展横断面调查，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通过问卷星在线平台收集数据。四所高校覆盖四川省三大少数民族自治州：阿坝师范学院（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昌学院（凉山彝族自治州）、四川民族学院（甘孜藏族自治州）以及西南民族大学（省会成都）。纳入标准为：女性、自我认同为少数民族、全日制本科生、年满18岁且自愿知情同意。排除有乳腺癌或其他恶性肿瘤病史者及严重认知或精神障碍者。共发放460份问卷，回收452份有效问卷，有效应答率为98.26%。
研究使用四个二分类行为指标作为LCA观测变量：是否曾进行乳腺自检、定期乳腺自检意向/意愿、是否曾接受临床乳腺检查（Clinical Breast Examination, CBE）、乳房症状出现时及时就医意向。协变量涵盖人口学与结构性变量（年龄、初潮年龄、民族、年级、专业、母亲教育程度、户籍类型、良性乳腺疾病史）、乳腺癌知识（20个条目）、态度与操作性自我效能（5点Likert量表，其中第5项“我能正确进行乳腺自检”单独提取为操作性自我效能指标）以及社会-环境因素（既往乳腺癌健康教育和可靠信息可及性，均为二分类变量）。
统计分析采用R软件（4.4.0版本），分析流程包括：信效度评估（知识量表Cronbach's α = 0.84，态度量表α = 0.605，剔除第5项后升至0.687，支持将其单独处理）；LCA模型拟合（1至4类模型，基于BIC最小化、Entropy最大化和BLRT显著性选择最优模型）；双变量比较（Wilcoxon秩和检验和Pearson χ2检验）；以及三层级Logistic回归（先验强制纳入年龄、民族和母亲教育程度三个混杂因素，逐层加入人口学变量、认知变量和环境促进因素）。
三、研究结果
参与者特征与行为流行率：452名参与者平均年龄20.89 ± 1.82岁。民族分布为藏族151人（33.4%）、彝族163人（36.1%）、羌族88人（19.5%）、回族50人（11.1%）。医学专业140人（31.0%），非医学专业312人（69.0%）。农业户籍347人（76.8%）。各行为参与率分别为：曾进行乳腺自检23.9%，定期乳腺自检意向27.9%，曾接受临床乳腺检查14.2%，及时就医意向76.6%。
潜在类别特征：通过模型拟合指标比较，2类模型因BIC最低（1753.61）、Entropy最高（0.807）且BLRT显著（P < 0.001）而被选为最优解。类别平均后验概率分别为0.927和0.958，分类准确性良好。类别1（n = 75，16.6%）被命名为“行动型”，在各项行为指标上概率均显著较高：曾进行乳腺自检72.3%、定期乳腺自检意向90.5%、曾接受临床乳腺检查60.9%、及时就医意向100.0%。类别2（n = 377，83.4%）被命名为“行为不活跃型”，各项概率分别为12.6%、13.3%、3.3%和71.1%。分割半验证在两个随机半样本中均重现了相同的二类结构。
类别归属的决定因素：双变量比较显示，专业（P = 0.004）、年级（P = 0.001）和良性乳腺疾病史（P = 0.028）显著区分两组。环境促进因素方面，行动型中88.0%曾接受乳腺癌健康教育，而行为不活跃型仅为35.5%（P < 0.001）；可靠信息可及性分别为85.3%和40.8%（P < 0.001）。认知层面，行动型拥有显著更高的综合乳腺癌知识（中位数14.00 vs 12.00）和更高的操作性乳腺自检自我效能（中位数4.00 vs 3.00）。值得注意的是，总态度得分在两组间无差异（中位数均为4.20，P = 0.263），但条目5（操作性自我效能）是唯一显著区分两组的条目（P < 0.001），且无天花板效应。
多变量预测因素：三层级Logistic回归显示，模型2中知识得分（OR = 1.10）和乳腺自检操作性自我效能（OR = 1.84）均显著；但在模型3纳入环境促进因素后，知识得分变为不显著（OR = 1.02，P = 0.624），而操作性自我效能仍显著（OR = 1.61，P = 0.001）。最终模型中，既往健康教育是最强的独立相关因素（OR = 6.02），其次为信息可及性（OR = 3.16）。模型拟合逐步改善，McFadden R2从0.077升至0.156再升至0.287。考虑分类不确定性的三步法敏感性分析中，三个主要关联仍显著但有所衰减（健康教育OR约3.4-3.5，信息可及性OR约3.2，操作性自我效能OR约1.4），而回族民族和五年级年级的关联未在三步法分析中持续，不被解释为稳健发现。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发现，大多数参与者（83.4%）属于“行为不活跃型”，表现出积极的一般态度但临床参与几乎为零，仅16.6%属于“行动型”。这种“高意向、低行动”模式挑战了预防行为缺乏源于消极态度或意识形态抵制的假设。行为不活跃群体并未对筛查表现出消极态度，但报告了显著更低的操作性自我效能和更多的环境障碍。这一现象体现了“意向-行为鸿沟”——强烈意向因未解决的障碍而未能转化为行动。
从理论解释看，研究结果可通过远端-近端概念框架理解：既往健康教育和信息可及性位于远端（结构/系统）层面，反映健康信息基础设施是否触达个体；知识则代表近端认知结果。多变量分析中环境促进因素保持显著而知识不显著，提示学生是否被健康教育覆盖和是否有信息渠道与其行为参与的关系比其学了多少知识更强。在健康信念模型视角下，自我效能和行动线索（通过健康教育和信息可及性）被证实与行为参与相关。在社会认知理论视角下，积极的一般态度在缺乏具体操作性自我效能时并不足以转化为实际行为。研究人员提出“信息边缘化”假说：行为被动性可能更多是系统性信息剥夺的体现，而非个体动机缺陷，但此解释需纵向或多水平研究验证。
在转化意义方面，对行为不活跃群体，干预应超越单纯理论知识传授，优先采用技能培养策略（如使用解剖模型进行乳腺自检实操演示）和多语言、多渠道信息传播系统（如利用流行社交平台的移动健康干预）。对行动型群体（16.6%），可发展为同伴教育者，利用其“健康桥梁”的独特双重身份，将文化敏感的乳腺健康信息传播回其欠发达家乡社区。政策层面，研究不支持在校园开展无差别的大规模筛查，而是呼吁降低症状驱动或自我转诊临床咨询的门槛，使大学健康中心能够及时、非评判地回应学生的乳房健康关切。
研究结论：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女大学生中识别出乳腺癌预防行为的二类结构，大多数（83.4%）为“行为不活跃型”——表现出积极的一般态度但临床参与几乎为零，仅16.6%为“行动型”。这一“高意向、低行动”模式挑战了预防行为缺乏源于消极态度的假设。横断面分析识别出与操作性技能缺陷及健康教育和信息渠道可及性受限相关的实质性意向-行为鸿沟。将积极意向转化为行动，未来策略应优先通过改善信息可及性（如文化定制、多语言数字平台）、针对性技能培养以及大学健康中心可及的症状驱动咨询来实现环境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