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能力缺口与能力建设优先性：现状、瓶颈与路径

《Oryx》：Capacity: a priority issue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entral Asia

　　

中亚拥有全球范围内鲜为人知但最为壮观且保存完好的野生景观之一，栖息着适应温带干旱草原生态系统的多样化物种群落。随着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些价值以及快速经济发展对其构成的威胁，对保护行动的支持与投入可能会增加。研究人员于2022–2025年间开展了两项研究，以更好地理解区域保护优先事项与保护能力，期间与参与该区域保护工作的政府、国际发展、捐助方及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进行了117次会议及线上通话。在询问保护优先事项的55名参与者中，83%认为技术、管理与领导能力的水平低下是保护行动有效性的重大制约因素。研究人员概述了应对这些技能与知识缺口的多种选择，并敦促中亚各支持保护工作的政府及国际机构将能力建设作为其在该区域干预与投资的优先事项。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中亚地区拥有全球最为壮观且保存相对完好的野生景观之一，面积约400万km²，孕育了适应温带与干旱草原生态系统的多样化生物群落。该区域分布有7000余种高等植物、900余种脊椎动物，包括雪豹（Panthera uncia）、赛加羚羊（Saiga tatarica）及多种高山有蹄类动物等标志性物种，且位于多条候鸟迁徙路线上，对繁殖水鸟与草原鸟类具有重要保护价值。根据IUCN红色名录，该区域有166个全球受威胁物种，其中54%为极危（Critically Endangered）或濒危（Endangered）级别。然而，中亚在全球保护投入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究其原因，既包括物种丰富度相对偏低、苏联时期及1991年后威权体制下的长期封闭，也涉及独立后经济危机导致教育、科研与环境保护支出大幅削减。尽管2019年以来，中亚山地生物多样性热点区陆续获得关键生态系统伙伴关系基金（CEPF）等机构的战略关注，区域保护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经济转型中的价值不断提升，但保护能力短缺仍是制约行动成效的核心瓶颈。

**研究开展、主要结论与意义**

为系统识别区域保护优先事项与能力缺口，研究人员依托世界自然保护协会（WCS）于2022年5月至2023年1月开展的范围界定研究，以及2024年9月至2025年3月受全球环境基金（GEF）委托开展的保护能力需求评估，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明确指出，技术、管理与领导能力的普遍不足已构成中亚有效保护行动的重大障碍。该结论为区域保护策略制定提供了实证依据，对推动中亚各国及国际支持机构将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列为优先干预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两项类似的方法论框架，综合文献与网站的桌面审查（Desk-based Review）以更新对中亚生态、政治与社会经济背景的理解，继而通过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识别保护优先事项与能力需求。研究共完成117次会议及线上通话，受访者涵盖政府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NGO）、民间社会组织、学术界及捐助与发展机构的代表，并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面对面与远程访谈。

**研究结果**

保护优先事项的分类。通过第一项范围界定研究，研究人员将受访者识别的保护优先事项归纳为三类：亟需行动的物种与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威胁，以及有效保护的制约因素。

保护能力缺口的普遍性。通过两项研究的综合分析，83%的55名受访者明确指出，区域、国家及地方各级在技术、管理与领导能力方面的低下水平，是制约保护行动成效的关键瓶颈。

能力缺口的具体表现。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的反馈，研究人员发现由于后苏联时期中亚各国未建立全面的保护教育与培训体系，既熟悉保护概念的专业师资匮乏，亦缺乏能够制定、实施有效保护策略的从业者。54%的52名受访者指出，动物学、植物学等相关学科的毕业生虽具备专业基础，但普遍缺乏当代保护方法学的应用训练；同时，社会科学的系统培训不足，限制了从业者在社区参与和行为改变方面的实践能力。44%的受访者认为保护区工作人员在野生动物监测与执法等方面的培训明显不足。

民间社会组织的局限。52%的受访者对中亚民间社会组织的普遍低效表示担忧，指出其在财务、运营与企业管理等非技术层面亦存在明显短板，导致大量保护干预措施缺乏针对性、规划性与执行力，并过度依赖外来技术援助。

能力建设路径的选择。86%的14名受访者支持在中亚本土设立培训项目，认为此举既可降低学生的就学成本，又能增强从业者留任本地的意愿。鉴于中亚现有高等教育体系尚无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硕士学位项目，塔什干中亚绿色大学（Central Asian Green University）计划于2026年开设的自然保护硕士项目被视为填补空白的重要尝试，该项目拟采用跨学科设计、适应区域背景并以英语授课。此外，将保护相关模块纳入法学、经济学及社会科学等跨学科课程亦被视为扩展保护知识触达面的可行路径。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均需为潜在学生提供生态学、生物多样性威胁及保护原理的基础培训，并可通过参与保护项目获得实践体验。

其他能力建设补充手段。针对难以脱产学习的前期与中期职业科学家及管理人员，研究人员梳理了克劳斯·托普弗奖学金计划（Klaus Toepfer Fellowship Programme）、保护领导力项目（Conservation Leadership Programme）及CEPF资助项目中的能力建设组件，同时指出国际发展机构与非政府组织提供的野外技术培训及长期机构合作虽有一定成效，部分项目已成功支持赛加羚羊与雪豹等旗舰物种的保护，但现有举措规模过小或过于临时，难以产生广泛、持续且深远的影响。

早期教育的强化。研究人员强调，应在基础教育阶段即加强生物多样性价值的传播，通过提升中小学教师环境素养与组织自然体验活动，培养全社会的保护意识，从而从源头缓解专业人才短缺。

**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在讨论中指出，尽管中亚地区日益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应对气候变化、贫困、公共卫生及不可持续发展等挑战中的战略价值，但保护能力的现实短缺将严重削弱上述行动的潜在成效。因此，建立覆盖当前与未来保护专业人员的全面、持久且有效的教育培训体系，已成为区域政府及国际支持机构最紧迫的优先事项。

**研究结论**

中亚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保护能力（Conservation Capacity）的系统性不足。研究人员呼吁中亚各国政府及国际机构将能力建设置于区域保护投资的核心位置，通过本土高等教育、跨学科培训、非正式继续教育及基础教育强化等多层次路径，构建可持续的保护人才梯队，以扭转当前依赖外来技术援助的局面，提升区域自主保护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