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ersity》：Long-Term Trends, Seasonality,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Human Casualties from Sloth Bear Attacks in Chitwan National Park,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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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熊（Melursus ursinus）在生态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是尼泊尔南部最令人恐惧的野生动物物种之一。尽管如此，人–懒熊冲突的长期格局尚未得到充分记录。本研究评估了尼泊尔奇旺国家公园内懒熊遭遇所致人类伤亡的年度、季节和空间格局。研究采用19
懒熊（Melursus ursinus）在生态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是尼泊尔南部最令人恐惧的野生动物物种之一。尽管如此，人–懒熊冲突的长期格局尚未得到充分记录。本研究评估了尼泊尔奇旺国家公园内懒熊遭遇所致人类伤亡的年度、季节和空间格局。研究采用1999年至2025年经核实的事件记录，结合100户家庭问卷调查，描述人–懒熊互动的趋势与格局。在27年间，共记录196起人类伤亡事件，包括1例死亡。年度伤亡数在1至29之间，Mann–Kendall检验显示显著下降趋势。考虑过度离散的负二项回归估计年下降率为4.47%（p = 0.0012）。伤亡在季节上分布不均，冬季（36%）和春季（32%）占大多数。空间上，22个缓冲区用户委员会中有15个记录了冲突，超过半数发生在西南部区域，尤其是Madi谷地。家庭调查表明，大多数遭遇涉及依赖森林和农业的社区，且常发生在人们步行或进行森林活动时。大多数人–懒熊冲突事件涉及单只熊，但母–幼熊组占遭遇事件的31%。尽管长期趋势下降，冲突仍在空间和季节上集中。这些发现为尼泊尔有针对性的冲突预防、社区安全措施和懒熊长期保护提供了基线。
**研究背景与问题**
随着人类人口增长及自然栖息地的丧失与退化，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近程度逐年增加。人类–野生动物冲突（HWC）发生在人与野生动物为满足重叠的资源需求而互动之时，导致恐惧、伤害、损失以及生命和财产损害。人类伤亡是冲突中较为严重的形式，尤其在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农村野生动物富集区更为突出。懒熊（
Melursus ursinus）是尼泊尔三种熊类之一（另两种为喜马拉雅黑熊和西藏棕熊），分布于低海拔国家公园及部分未保护林区，尤其是Churia（Siwalik）景观。懒熊在进化上适应食蚁性（myrmecophagy），已知会在人类主导景观附近觅食，尤其是栽培作物，有时也取食废弃物和残羹。在人类与熊类在同一土地上竞争资源的景观中，人–熊遭遇风险更高。尽管懒熊被认为是尼泊尔最不可预测且最令人恐惧的野生动物之一，但人–熊冲突的动态尚未得到探索。奇旺国家公园（CNP）及其周边缓冲区野生动物丰度和多样性高、人口密度高，是人–野生动物遭遇的高发地。为应对公园–社区冲突，1996年通过《缓冲区管理条例》引入缓冲区计划。缓冲区为社区参与保护区管理和人–野生动物冲突缓解提供了制度框架。缓冲区社区机构分为三级结构：村级的用户组（User Groups）、由村级用户组代表组成的缓冲区用户委员会（BZUCs），以及由各BZUC主席组成的缓冲区管理委员会（BZMC）。奇旺缓冲区包括1891个用户组和22个BZUC。BZUC土地面积的大部分（46%）用于农业和定居，其余为森林、高草地和水体。BZUC在人–野生动物冲突管理中也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受影响家庭、社区与公园当局之间的沟通，并核实和推荐符合条件的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案例。为更有效管理公园及其缓冲区，该区域分为四个行政分区：南部的Madi、西部的Amaltari、北部的Kasar和东部的Sauraha。然而，缓冲区计划的成效受到质疑，相当一部分居民不了解其细节，也不认为其能有效解决人–野生动物冲突。研究表明，公园周边当地居民仍面临高昂的冲突成本，包括人身伤害、牲畜损失、作物损害以及生命和财产损失，尤其涉及大象、犀牛、老虎和豹等大型哺乳动物。有效的共存策略依赖于对冲突发生时间、地点和原因的深入理解，且此类证据需具有物种特异性。虽然懒熊攻击的致死率低于某些大型食肉动物和巨型食草动物，但可造成严重伤害，可能导致终身心理困扰并加剧当地居民对熊类保护的负面看法。人–熊冲突增加可加剧受害者及其社区的负面看法，引发报复性猎杀，并增强当地人对野生动物犯罪的支持。此外，高冲突事件可能迫使公园当局移除或迁移冲突动物。因此，忽视人–熊冲突对公园管理和尼泊尔赖以闻名的社区保护倡议构成挑战。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利用CNP过去27年的可用数据和家庭调查，分析人–懒熊冲突的年度计数，以揭示格局。具体目标为：（i）量化27年间人–懒熊互动的趋势；（ii）分析懒熊冲突事件所致人类伤亡的季节性和地理分布；（iii）利用家庭调查描述遭遇的社会生态背景。研究人员检验了人–懒熊冲突多年保持相似且各季节均匀分布的假设。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奇旺国家公园开展，该公园位于尼泊尔中南部Rapti、Reu和Narayani河洪泛平原。当地宏观气候主要受夏季季风驱动，环境温度夏季最高38 °C、冬季最低6 °C，年均降水量2400 mm。公园952.63 sq.km核心区主要由婆罗双（
Shorea robusta）林（73%）组成，其他重要栖息地包括高草地（12%）、河岸林（7%）和湿地（8%）。公园东、南分别与Parsa国家公园和印度Valmiki老虎保护区接壤。冲突事件及相关损失由保护区当局核实记录，并根据批准指南提供救济金。研究人员收集了1999年至2025年（n = 27年）经核实的懒熊致人死伤事件。研究成功提取了日期、年龄和性别，但完整细节（包括事件月份、受害者年龄和性别）仅近年可得。冲突月份记录于62.75%的记录中（n = 123），受害者年龄仅记录于17.34%的官方记录中（n = 34）。研究人员还对受害者或其家属（n = 100）进行了问卷调查，以获取人–懒熊遭遇特征详情。家庭调查采用滚雪球方法选取，从公园获取受害者名单，调查员咨询BZUC委员会成员以定位受害者及其他涉及懒熊冲突的家庭。2020年3月至4月，研究人员使用结构化问卷访谈受害者或其成年家庭成员，获取口头同意。访谈提供了受害者特征、冲突性质以及事件中人与熊行为的信息。该方法依赖个人对事件的回忆来刻画冲突并理解其看法。研究人员采用非参数Mann–Kendall趋势检验了解冲突年度趋势，使用Theil–Sen斜率估计器估计冲突幅度。Mann–Kendall趋势检验检查随时间变化的单调上升或下降趋势，不假设数据分布。因此，研究人员添加了使用广义线性模型（GLMs）的参数检验，采用对数链接，适用于计数结果。首先拟合以年份为唯一预测变量的泊松回归模型。残差偏差（62.9）与残差自由度（25）之比超过1，表明数据存在过度离散，随后拟合负二项回归模型以获得正确的标准误和推断统计量。泊松模型与负二项模型的拟合通过Akaike信息准则（AIC）比较。所有分析在RStudio（2026.04.0 Build 526）中使用trend和MASS包进行。季节分为春、夏、秋、冬。冬季按气象学定义（12月至次年2月，12月归于下一年），以对齐生物学相关寒冷季节而非日历年。由于数据不完整，第一个（2003年）和最后一个不完整冬季被排除在季节比较之外。3月、4月、5月为春季；6月、7月、8月为夏季；9月、10月、11月为秋季。为检验攻击伤害是否在四季均匀分布，研究人员使用卡方拟合优度检验。为可视化人–懒熊冲突的空间格局，研究人员使用QGIS 3.16.8。
**研究结果**
3.1 冲突的时间格局
在27年研究期内，年度计数范围为1至29（中位数=6），2002年（n = 29）和2006年（n = 17）为两个明显高发年。Mann–Kendall检验表明，过去二十年人–懒熊冲突趋势下降（τ = ?0.336，S = ?113，
p = 0.018）。Theil–Sen估计器中位下降率为每年?0.21起（95% CI：?0.38至0.00）。排除两个高发年（2002、2006）后的Mann–Kendall检验显示类似下降趋势，为每年?0.17起（95% CI：?0.33至0.00），但统计上不显著（τ = ?0.280，S = ?80，
p = 0.062）。泊松回归分析支持这一发现（β = ?0.045，SE = 0.010，
p < 0.001，AIC = 165.1，95% CI：0.92至0.98），估计懒熊攻击所致人类伤亡年下降4.4%。残差偏差与残差自由度之比为2.73，表明泊松模型标准误可能低估真实不确定性。因此拟合负二项模型，显示人–懒熊冲突显著下降，估计年下降4.47%（β = ?0.046，SE = 0.014，
p = 0.0012；AIC = 150.1）。总体而言，检验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懒熊所致人类伤亡呈下降趋势。
3.2 季节趋势
卡方拟合优度检验显示懒熊攻击在季节间分布不均（χ
2 = 15.13，df = 3，
p = 0.0017）。大多数导致人类伤亡的冲突事件发生在冬季（36%），其次是春季（32%）。懒熊攻击所致人身伤害在秋季（16%）和夏季（17%）相对较少。总体而言，该期间懒熊攻击中受伤者79%为男性（n = 155）。所有季节女性遭遇懒熊攻击的比例均低于男性。冬季女性伤亡比例（36%）相对其他季节较高。受害者年龄信息仅见于有限数量的官方人–懒熊冲突事件报告（n = 34）。受害者平均年龄为41.2 ± 16.2岁，中位数37岁，范围16–76岁。
3.3 冲突的空间格局
CNP共有22个BZUC，其中15个BZUC区域记录了懒熊攻击所致人类伤亡。位于公园西南边界的Madi市被确定为懒熊攻击所致大多数人类伤亡（69.9%）的主要发生地。在BZUC内部，Aayodhyapuri、Panchpandav、Bagauda和Rewa的人–懒熊冲突计数最高。这四个BZUC合计占懒熊攻击所致全部人类伤亡的60%以上。
3.4 冲突特征
对研究区家庭问卷的调查揭示了受害者的人口学和生计相关特征。大多数经历懒熊不良遭遇的家庭生计以农业为主，严重依赖森林获取饲料、薪柴和放牧（79%）。冲突事件回忆显示，大多数（40%）在村庄附近独自行走时遭受攻击。39%的攻击涉及与森林访问相关的各种人类活动，包括放牧、野生果蔬采集和薪柴采集。14%的受害者在住所附近日常活动中被攻击，7%在从事农田活动时被攻击。对受害者及其家庭的访谈表明，大多数事件（59%）涉及单只懒熊攻击。受访者指出，31%的冲突事件中攻击时附近有懒熊幼崽。大多数受访者（48%）无法识别涉事懒熊性别，40%认定为雌性，其余12%为雄性。大多数受访者（59%）表示懒熊攻击发生在傍晚（17:00–19:00）。36%回忆冲突发生在白天（11:00–16:00）。仅少数受访者（5%）报告攻击发生在夜间（20:00–05:00）。
**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突显了过去27年缓冲区社区与懒熊之间持续反复的冲突格局。研究期内向公园当局寻求救济的受伤人数下降。大多数懒熊攻击发生在冬季。男性受害者比例高于女性，冬季女性受伤比例较高。冲突年度下降与印度北古吉拉特和奥里萨邦报告的上升趋势形成对比。懒熊广泛分布于印度各种栖息地，许多冲突事件源于栖息地退化、食物可得性有限以及在人类改造土地上对食物资源的竞争。CNP懒熊日粮显示昆虫成分较高，尤其是蚂蚁和白蚁，而非植物性食物，且近期无作物掠夺证据。其在CNP较小的家域表明栖息地资源丰富。这些发现表明，资源丰富的栖息地可能缓解人–懒熊冲突升级，而食物资源有限的退化栖息地可能加剧负面互动。研究区缺乏可靠的懒熊种群估计，但1990年代研究估计约有250只。近期采用非侵入性遗传方法的研究确认CNP至少存在32只懒熊。近期计数的懒熊个体数在西南部Madi分区较低，而该区域是大多数懒熊攻击所致人类伤亡的发生地。虽然研究区人–虎冲突研究将老虎种群增加与冲突事件增加相关联，但其他研究报告老虎或人类种群增加与冲突趋势无明确关联。此外，土地利用变化、食物可得性变异和农业实践变化可能影响懒熊移动模式和遭遇可能性，从而独立于种群变化促成冲突格局。同一研究区野生老虎研究表明，无法与优势个体竞争的老年个体过于虚弱无法捕猎野生猎物，离开核心区并攻击人或其牲畜。2002年人类伤亡激增确与一只问题懒熊相关，该熊袭击牲畜棚、攻击山羊并取食内脏器官。当年记录超过60起牲畜损失，同时人身伤害数量相对高得多。该问题熊被捕获后处死。随后几年冲突减少可能归因于该事件。受害者回应也表明，研究区大多数涉及懒熊的冲突由突然意外遭遇驱动，而非人类或熊种群直接增减。研究区大多数个体在冬季（36%）遭懒熊攻击。该发现与古吉拉特和卡纳塔克邦报告相似，分别有57%和48%的冲突发生在冬季。然而，研究区观察到的季节格局与Dnyanganga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北Bilaspur森林分区报告形成对比，后者分别有超过51%和54%的冲突发生在季风季。在印度中部Kanha-Pench走廊，40%的攻击发生在夏季。农场和森林中人类活动增加（如保护作物、收获作物、森林放牧和采集 mahua 花（
Madhuca spp.）等非木材林产品）常与人–懒熊冲突相关。与其他一些熊类不同，懒熊不冬眠，带幼崽的雌性懒熊在冬季出洞觅食。冬季人类活动达到高峰，当地农民收获主要作物，忙于田间浇水蔬菜、放牧和采集薪柴。此外，冬季雾气和较短日照显著降低能见度。能见度降低及人与熊活动增加可能导致更多意外遭遇，增加熊攻击致人身伤害的风险。虽然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行为和生态特征重要，但社区的社会经济方面对驱动此类冲突可能同等重要。大多数懒熊攻击所致人身伤害记录在公园西南边界的Madi分区。Someshwar丘陵（Chure/Siwalik山脉一部分）直接融入Madi谷地景观，形成连续森林栖息地，连接人类主导的低地定居点与奇旺国家公园核心区及印度Valmiki老虎保护区，增加熊遭遇风险。此外，受访者人口学和遭遇背景调查数据显示，对森林和农业生计的严重依赖可能是增加人–熊冲突风险的主要因素。该模式与印度报告案例一致，即大量懒熊攻击发生在人类主导景观中，当地原住民高度依赖与森林和农业相关的户外活动。研究人员发现懒熊攻击受害者平均年龄为41.2 ± 16.2岁，中位数37岁，男性参与冲突比例高于女性。这与冲突区（即Madi市）报告的年龄分布和性别比形成对比，该市平均和中位年龄分别为32岁和24岁，女性比例较高（53%）。该发现印证了同一地区人–虎冲突中大量男性伤亡的研究报告。男女比例差异可表明与活动中的性别差异相关，男性在农场、森林和定居点更具流动性。本研究利用冲突记录和家庭调查提供了冲突的时间与季节格局及事件特征。观察到的 temporal 趋势主要反映记录伤亡的变化。实际人–懒熊冲突事件及相关伤亡数可能更高，因为并非所有冲突事件都被报告。涉及轻微伤害小额费用的事件可能因野生动物救济和补偿程序困难且耗时而不被受害者申报。冲突月份记录于62.75%的记录中（n = 123），受害者年龄仅记录于17.34%的官方记录中（n = 34）。本研究揭示的季节格局应解释为近期的（2003年之后）。由于冲突受害者年龄仅在2017年以来的少数案例中可得，结果应解释为近期格局而非长期趋势。该数据缺口部分归因于公园当局记录和报告冲突事件格式不一致，凸显了标准化文档和报告协议的必要性。此外，冲突特征基于问卷调查，可能存在若干局限。受访者通常能回忆重大冲突事件、地点、季节和攻击时活动。其他细节（如涉事熊数量和性别、幼崽存在及攻击确切时间）可能受回忆偏差和压力遭遇中观察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这些发现应解释为受访者对冲突情况的陈述，而非对懒熊行为的独立验证观察。需要更深入研究考察公园边缘栖息地近人类定居点的懒熊行为以解决这些冲突。确保尼泊尔当地社区和懒熊的未来需要基于对冲突社会与生态驱动因素及根本原因理解的应对措施。本研究利用尼泊尔多年代信息提供了人–懒熊冲突的重要见解。过去27年奇旺国家公园人–懒熊冲突年度计数下降是令人鼓舞的趋势。然而，冲突的社会生态风险仍然很高，因为冲突仍在大多数缓冲区普遍存在，造成严重人身伤害。大多数冲突似乎是突然防御性攻击，主要发生在冬季当地居民忙于农场和森林活动时。人–熊冲突缓解不能仅依赖管理熊种群，因为熊种群与冲突之间未建立因果关系。受害者回应表明人–懒熊冲突的复杂性质，其中与懒熊行为、人类活动和栖息地特征相关的因素可能驱动这些冲突趋势。因此，研究人员建议CNP的人–懒熊冲突管理策略侧重于管理人与熊接触的风险。这可能包括建立早期预警协议以提高当地对熊活动和行为的认识，以及行为改变运动以将人类活动转移到熊活动期之外，尤其在低能见度冬季。由于研究区多种物种参与人冲突，研究人员建议将懒熊特异性策略作为公园广泛人–野生动物共存计划的组成部分。本研究提供了人–熊冲突的重要基线，强调尼泊尔长期熊类保护不仅应基于健全的生态信息，还应基于平等考虑社区为核心的政策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