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S One》：Alcohol use and its associations with mental health across the first year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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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尽管COVID-19大流行对社会联系和生活方式造成重大扰乱，许多国家仍将酒精作为必需品继续销售。然而，关于大流行期间酒精使用变化及其与心理健康和福祉关联的证据混杂，且局限于大流行初期。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些研究空白。方法：数据来自COVID-19全生命周期风
背景：尽管COVID-19大流行对社会联系和生活方式造成重大扰乱，许多国家仍将酒精作为必需品继续销售。然而，关于大流行期间酒精使用变化及其与心理健康和福祉关联的证据混杂，且局限于大流行初期。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些研究空白。方法：数据来自COVID-19全生命周期风险（CORAL）研究，这是一项于2020年5月至2021年4月开展的三波纵向研究。本样本包括来自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2,369名参与者（年龄M = 38.81 ± 16.94岁，范围 = 11–100；90%为女性）。测量包括大流行前酒精使用以及大流行期间饮酒频率、数量、饮酒行为（如更早开始饮酒）和动机（如为享乐而饮酒）的变化。还评估了一般感知压力、COVID-19相关压力、孤独感以及抑郁和焦虑症状。结果：大流行第一年内饮酒频率和数量保持稳定；但发现非线性年龄关联。11至20岁年轻个体和50至70岁中年个体饮酒频率和数量增加的概率最高。饮酒行为和动机也基本保持稳定，尽管出现年龄和国家特异性差异，可能反映酒精获取限制和封锁措施等政策差异。最后，孤独感单向预测后续酒精使用数量。结论：这些发现强调大流行期间不同年龄组和国家酒精使用模式的异质性，并强调孤独感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对酒精滥用具有影响。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COVID-19大流行期间，各国为减少疾病传播实施公共卫生政策限制，扰乱社会互动、经济稳定和生活方式，并影响躯体与心理健康。酒精销售政策存在跨国差异：部分国家在封锁期间禁止销售或限制场所消费，许多国家仍将酒精作为必需品允许销售。既往证据显示，酒精消费可随心理痛苦增加，而大流行引发的痛苦、社会隔离和孤独感可能促使酒精消费增加。已有关于大流行前后酒精使用数量和频率变化的实证证据不一致，报告有增加、减少和无变化，可能与国家层面政策差异及大流行前饮酒水平、年龄等个体特征有关。既往研究多集中于大流行早期，缺乏覆盖大流行第一年、跨年龄和跨国家、同时考察饮酒行为与动机及心理健康关联的纵向研究。因此，研究人员基于COVID-19全生命周期风险（CORAL）研究，考察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人群在大流行第一年内酒精使用的年龄和国家差异及其与心理健康问题的关联。
二、研究开展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开展三波纵向研究，发现大流行第一年内饮酒频率和数量总体稳定，但存在非线性年龄关联：11–20岁和50–70岁个体饮酒频率和数量增加概率最高；饮酒行为和动机总体稳定，但存在年龄和国家差异；孤独感单向预测后续酒精使用数量。研究意义在于揭示大流行期间酒精使用的异质性，提示应关注年轻及可能未达法定饮酒年龄人群，并将孤独感作为与酒精滥用相关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三、关键技术方法
数据来自CORAL三波纵向队列，2020年5月至2021年4月，每3个月评估一次，便利抽样在线招募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11岁参与者，最终分析2,369人（年龄
M = 38.81 ± 16.94岁，范围11–100，90%女性，含114名孕妇）。采用自报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AUDIT）前两题评估大流行前饮酒频率和数量，各时点以5点Likert条目报告相对大流行前变化；以二元条目评估饮酒行为和动机；使用大流行焦虑量表（PAS）、感知压力量表（PSS）、UCLA孤独感量表（UCLA Loneliness Scale）、患者健康问卷-8（PHQ-8）和广泛性焦虑障碍-7（GAD-7）评估压力、孤独感、抑郁和焦虑。统计采用R 4.4.0，完整病例分析，有序回归、有序混合效应模型、混合效应logistic模型、错误发现率（FDR）校正及交叉滞后面板模型，并进行敏感性分析。
四、研究结果
（一）人口学信息与样本分布：通过描述性统计报告人口学、临床特征及酒精使用数量与频率跨波分布；超过半数样本在T1报告不饮酒而未进入后续分析，其中490名（40%）为孕妇，278名（23%）低于所在国家法定饮酒年龄。
（二）酒精使用数量与频率：在大流行前使用方面，通过有序回归发现，T1有效应答者中49%报告饮酒；年龄较大者大流行前饮酒数量和频率更高；英国参与者较澳大利亚饮酒数量更高但频率更低，美国参与者数量和频率均更低。在大流行期间变化方面，通过有序回归和有序混合效应模型发现，大流行前每日饮3–4标准杯者较1–2标准杯者更可能在T1报告饮酒增加；英国和美国参与者较澳大利亚更可能报告饮酒增加和频率增加；T1–T3饮酒频率和数量无显著变化，但T3较T1更可能落入较低频率变化类别，有序模型比值比大于1表示更高变化类别的可能性，并不必然反映绝对饮酒量或频率增加。非线性年龄效应显示，约75岁以下个体保持大流行前水平的概率较高，75岁以上该概率下降并更可能报告减少；发生变化的个体中，11–20岁和50–70岁者饮酒增加概率最高。
（三）酒精使用行为：通过混合效应logistic模型发现，T1时参与者报告更早开始饮酒、难以停止饮酒和独自饮酒增加的优势较低；由于条目仅评估增加，不能解释为这些行为减少，而更可能表明参与者不倾向于报告较大流行前增加。年龄较大与更早开始饮酒增加的优势较低相关；英国和美国参与者较澳大利亚更可能报告更早开始饮酒增加；T1–T3无显著变化。
（四）饮酒动机：通过混合效应logistic模型发现，T1时报告因打发时间、减压或享乐而饮酒增加的优势较低，同样不反映动机较大流行前减少；年龄较大与这些动机增加的优势较低相关，T1未见国家效应；T1–T3无聊、减压和享乐动机稳定；年龄较大与因享乐而饮酒增加的优势较低相关，英国和美国较澳大利亚更可能报告因享乐而饮酒增加。
（五）酒精与心理健康：通过交叉滞后面板模型未发现饮酒频率和数量变化与抑郁或焦虑症状、一般压力或大流行相关压力之间存在前瞻性双向关联；T1和T2孤独感前瞻性关联后续T2和T3酒精使用数量；横断面上孤独感也与T2和T3饮酒频率相关。
（六）敏感性分析：控制COVID-19相关压力及排除孕妇样本后，结果保持稳定。
五、讨论总结与研究结论翻译
讨论总结：大流行第一年酒精使用总体相对稳定；大流行前较高饮酒数量预测疫情暴发后更大变化，英美较澳大利亚更可能增加；非线性年龄效应显示年轻和中年个体更可能增加，老年个体更可能减少；饮酒行为和动机总体未变但存在年龄和国家差异；孤独感预测后续饮酒数量。原文认为，研究间差异可能与纵向覆盖第一年、样本以轻至中度饮酒者为主及年龄分类差异有关；老年减少可能与健康担忧、支持服务中断、行动限制或在线购买不熟悉有关；国家差异可能与场外酒精销售政策、封锁限制和文化规范有关；孤独感与后续饮酒数量的单向关联提示饮酒可能作为应对孤独的方式。研究优势包括大型跨国纵向设计；局限包括便利抽样、样本以白人女性为主、重度饮酒者比例低、疫情前后测量方式不同及自我报告偏倚。政策意义包括针对年轻和未达法定饮酒年龄人群开展预防、加强酒精销售年龄验证、权衡放宽酒精可及性政策的公共卫生风险，以及将社会隔离和孤独感作为公共卫生优先事项。
研究结论翻译：这些发现强调大流行期间不同年龄组和国家酒精使用模式的异质性，并强调孤独感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对酒精滥用具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