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岸制造中的治理、知识与能力：知识转移过程、战略与组织能力的整合框架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Reshoring: Governance, knowledge, and capabilities

　　

摘要专业翻译 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回岸制造（reshoring）——即企业自愿将海外活动迁回母国的战略决策——正日益受到关注。尽管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回岸制造的驱动因素，但对企业在实施回岸过程中如何组织与管理搬迁活动，以及这一过程对企业及其网络的影响，理解仍十分有限。本研究采用基于知识的视角（knowledge-based view），探讨在不同治理组合（governance combinations）下回岸制造所特有的知识转移过程（knowledge transfer processes）。基于Gray等人（2013）对四种回岸类型的划分——内部化回岸（in-house reshoring）、外包回岸（outsourced reshoring）、为内包而回岸（reshoring for insourcing）以及为外包而回岸（reshoring for outsourcing）——研究人员分别识别出与之对应的四种知识转移过程：逆向知识转移（backward knowledge transfer）、中介知识转移（brokered knowledge transfer）、内向知识转移（inward knowledge transfer）和外向知识转移（outward knowledge transfer）。进一步地，研究人员阐述了每种知识转移过程所蕴含的知识战略（knowledge strategies）——即知识复制（replication）、精炼（refinement）、创造（creation）与重组（recombination）——并分析了这些战略如何由特定的组织能力（capabilities）支撑并可能重塑这些能力。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其一，厘清了不同治理组合下回岸制造类型的理论差异；其二，将知识转移研究拓展至高度组织变革的情境；其三，揭示了知识战略与能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四，强调了商业关系（business relationships）在回岸制造中的关键作用，尤其是跨越组织边界的知识转移对于企业战略成果的潜在价值。

论文主体内容解读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近年来，全球一体化进程遭遇重大挑战，新冠疫情、地缘政治紧张和政策干预等冲击持续削弱了传统全球化赖以运行的假设条件。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开始重新审视其生产活动的区位布局，并将海外活动迁回母国——这一现象被称为回岸制造。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促使企业做出回岸决策的前因变量，但对于企业究竟如何组织和实施这一复杂的搬迁过程，以及回岸行为对企业自身乃至其供应链和产业网络会带来何种后果，学术界仍然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特别是，回岸往往涉及知识密集型活动的迁移，而母国相关知识基础可能已在长期离岸过程中遭到侵蚀，加之关键行为主体的激励不一致，使得知识转移成为回岸实施过程中的核心难题。然而，现有的知识转移研究大多聚焦于相对稳定的组织情境，未能充分揭示在高强度组织重构和激励冲突条件下知识流动的特殊机制。为此，本文提出两个核心研究问题：第一，在不同的治理组合下，回岸制造呈现怎样的知识转移过程？第二，这些知识转移过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知识战略和能力？

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是一项概念性理论研究（conceptual study），未采用实证数据或实验设计。研究人员通过系统梳理回岸制造、知识转移、知识战略与组织能力等相关领域的既有文献，在逻辑推演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整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该框架以Gray等人（2013）提出的四种回岸类型（即东道国与母国治理组合的交叉分类）为核心分类依据，逐一推导并界定了每种类型下的知识转移过程、知识战略及其所需的关键组织能力。整个研究不涉及样本队列、试剂或具体实验操作步骤。

研究结果

从离岸到回岸：区位优势变迁与治理组合

研究发现，推动回岸的区位因素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东道国原有的成本优势正在被侵蚀，劳动力成本上升、制度不稳定、质量协调困难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母国由于自动化技术进步、政策补贴和产业激励措施的实施，其生产吸引力显著增强。同时，回岸决策不仅是对区位优势的再评估，还涉及治理选择——即企业决定由谁来完成迁回后的活动。与离岸时的治理决策主要依赖事前预期不同，回岸时的治理选择深受企业先前离岸经验的影响，以及对控制权、风险暴露和国内供应商可用性的综合考量。

四种回岸类型下的知识转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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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化回岸与逆向知识转移：当企业将在海外的子公司活动整体迁回母国并由内部继续运营时，知识转移的方向是从海外子公司流向母国组织。这一过程类似于跨国公司中的反向知识转移，但由于海外子公司面临业务缩减甚至关闭，其员工可能缺乏合作意愿，形成发送方的动机障碍。尽管如此，由于企业对双方均拥有层级权威，可以通过正式机制、人员调配和知识编码等手段有效促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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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包回岸与中介知识转移：当活动从海外供应商转移到国内供应商时，回岸企业既非知识的发送方也非接收方，而是扮演中介角色，协调两国供应商之间的知识流动。这种三边关系带来了双重外部依赖问题：海外供应商可能因业务减少而不愿释放知识，国内供应商则需具备足够的吸收能力。企业的控制力极为有限，因此需要采取如直接促成供应商间转移、临时内化知识后再转移，或完全依赖国内供应商自主能力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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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内包而回岸与内向知识转移：当企业将原先外包给海外供应商的活动收回内部运营时，知识从海外供应商流向企业内部。这一过程对企业的吸收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因为长期外包可能导致企业内部相关知识严重退化。同时，海外供应商的释出能力（desorptive capacity）取决于其合作意愿，而回岸决策本身可能削弱这一意愿。企业必须通过维持关系承诺、创造激励和重建内部吸收能力来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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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外包而回岸与外向知识转移：当企业将原本由海外子公司内部完成的活动转移给国内供应商时，知识从海外子公司流向国内供应商。此时，企业的释出能力至关重要，它需要识别哪些知识需要转移、将其清晰表述并支持国内供应商的应用。海外子公司的动机问题同样存在，但企业可通过层级权力加以缓解；而国内供应商的吸收能力不足则是另一主要障碍，需要通过联合解决问题、培训和分阶段交接来克服。

边界条件

上述知识转移过程的适用范围受到若干边界条件的约束：转移活动的性质（标准化 vs. 复杂知识密集型）、回岸的范围（局部 vs. 全面）、企业特征与行业特征、先前离岸的规模与持续时间，以及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文化和制度距离。本研究假定所涉案例为实质性、知识密集型活动的回岸，且存在足够大的跨境距离以产生有意义的转移需求，同时排除了混合治理模式的情形。

知识战略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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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复制战略对应于内部化回岸，以高利用低探索为特征，旨在将企业内部已有的知识库在母国重新建立起来。支撑这一战略的是母国整合能力（home-country consolidating capabilities），这是一种内向型、利用导向的能力，有助于强化母国组织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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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精炼战略对应于外包回岸，侧重于利用海外供应商的现有知识并通过中介转移提升国内供应商的知识基础。这依赖于中介能力（broker capabilities），即企业作为协调者和网络织网者的外部导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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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创造战略对应于为内包而回岸，是最具探索性的战略，要求企业大量投资以吸收外部知识并在内部创造全新能力。这需要颠覆能力（disruption capabilities），一种支持组织重构和新知识基础发展的内部探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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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重组战略对应于为外包而回岸，兼具中等程度的利用与探索，通过将企业自身的知识转移给国内供应商并与后者的专长相结合，实现协同增值。这依赖于互惠价值赋予能力（reciprocal value-giving capabilities），即企业在保持适度控制的前提下与供应商共享知识并共同创新的外部导向能力。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讨论部分强调，不同类型的回岸制造在实施难度、战略意义和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上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国际商务文献通常将子公司向总部的反向知识转移视为最重要的知识流动形式，但在回岸情境下，为内包而回岸所伴随的内向知识转移和颠覆能力可能具有更大的战略潜力，因为它迫使企业在内部重建或创造知识。与此同时，外包回岸和为外包而回岸也能在有效调动中介能力和互惠价值赋予能力的情况下，通过获取和重组国内供应商网络中的知识产生重要成果，这凸显了商业网络作为回岸知识来源的关键作用。

研究结论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不同的治理组合决定了回岸实施过程中涉及的参与者、控制条件以及知识相关的挑战与机遇，研究者不应再将回岸视为单一的同质性现象。第二，回岸中的知识转移过程可归纳为逆向、中介、内向和外向四种类型，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动态机制和难点，扩展了知识转移理论在高组织变革情境下的适用性。第三，每种知识转移过程对应着特定的知识战略，而这些战略又由相应的组织能力所支撑，同时这些能力也可能在实施过程中得到强化或重塑。第四，跨越组织边界的知识转移（尤其是内向和外向转移）在战略价值上往往高于内部转移，因为它们为企业创造了接触和利用外部网络中独特知识的机会，从而更有可能带来持久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