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Tracing impacts: vegetation changes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long recreational trails in Portu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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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同时也为游憩活动提供空间。游憩步道体现了这一双重角色：它们既保障安全通行和户外体验，也可能导致植被群落退化，尤其当非正式步道（informal trails）出现时。然而，步道的生态影响与游客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仍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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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同时也为游憩活动提供空间。游憩步道体现了这一双重角色：它们既保障安全通行和户外体验，也可能导致植被群落退化，尤其当非正式步道（informal trails）出现时。然而，步道的生态影响与游客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仍知之甚少。研究人员在葡萄牙艾尔—坎代罗斯山脉自然公园（Parque Natural das Serras de Aire e Candeeiros，PNSAC）中开展了相关研究。研究人员将沿正式与非正式步道的植被调查与游客访谈相结合，以评估：（i）植物群落结构和功能性状如何随步道类型及距步道距离而变化；（ii）游客如何感知和使用步道及当地植物区系。植被分析显示，植被高度随距步道距离而变化，喜氮植物（nitrophilous）、耐牧食及耐干扰物种在正式步道沿线更为常见。游客调查显示，多数游客能够区分步道类型，并出于安全和标识考虑偏好正式步道，而非正式路径偶尔因新奇感、挑战性或熟悉度而被选择。游客对正式步道的植被影响感知评级为低，对非正式步道则多为不确定。然而，游客的植物学知识有限：许多游客将显著的外来物种误判为本地种，而本地种却很少被识别。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保护区在全球保护战略中占据基石地位，承担着保护生物多样性与文化遗产、同时支持人类健康与福祉的双重职能。随着自然旅游在保护区内的日益普及，游憩活动对生态系统施加的直接和间接压力也相应增加。游憩步道正是这种双重性的典型体现：一方面，它们是保障游客安全通行、提供环境解说与参与机会的必要基础设施；另一方面，高强度或管理不善的步道使用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尤其对高度敏感于人类干扰的植被群落。植被沿游憩步道常因践踏和反复干扰而发生实质性生态变化，包括物种组成向耐干扰植物偏移、植被覆盖度降低、生境退化与破碎化等。步道使用的生态后果往往取决于路径是正式还是非正式：正式步道经过精心规划、建设和维护，将使用集中在明确的廊道内，从而限制对生态敏感区域的进入；非正式步道则因游客反复使用而自发形成，缺乏设计、规划或维护，常将影响扩展到指定区域之外，造成更严重的生境破碎化。然而，尽管关于游憩步道生态影响的研究相当丰富，鲜有研究将植被响应与游客认知和行为整合分析，尤其缺乏非正式步道扩张区域的案例。弥合这一鸿沟对于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日益增长的自然游憩需求至关重要。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在葡萄牙最大的保护区之一——艾尔—坎代罗斯山脉自然公园开展案例研究。该公园拥有完善的正式步道网络，但近年出现非正式路径的激增。研究目标为：（i）量化植物群落结构和组成随步道类型及距步道距离的变化；（ii）刻画游客特征、动机及对步道影响的认知。通过整合生态与社会维度，该研究为制定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提升游客体验并遏制非正式步道蔓延的管理策略提供证据。研究揭示了生态影响与游客认知之间的显著错位：植被影响是可测量且显著的，而游客对其认知有限，并对植物区系存在重要误解。非正式步道目前仅占游客使用的少数，但其存在加之游客对影响认知的不足，引发对长期生态效应的担忧。外来物种常被误认为本地种，表明游客缺乏识别公园保护优先事项的能力。
三、关键技术与方法
研究采用植被调查与游客访谈相结合的双维方法。植被数据采集采用点截法（point-intercept method），在三个研究区域（PR1、PR4、PR5）各选取一条正式和一条非正式步道，设置三个样点，每样点布设六条垂直样带，共计108条样带、总长1440米、5760个采样点。群落组成采用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NMDS）探索，物种指示值（indicator value，IndVal）用于识别指示物种。植被高度、草本和灌木频度与距步道距离及步道类型的关系采用广义加性模型（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s，GAMs）分析；植物功能性状（喜氮性、耐牧食性、耐干扰性等）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ixed-Effects Models，GLMMs）分析。游客调查由同一研究人员面对面实施，随机选取沿步道遇到的游客，共49份有效问卷，涵盖游憩期望、步道使用与认知、植物学知识及社会人口学信息四部分。
四、研究结果
4.1 植被群落。共记录97个植物分类群，其中51%为草本、34%为灌木、11%为乔木、4%为攀援植物。NMDS分析清晰分离了三个区域的群落，向量拟合确认研究区域与排序强相关（r2=0.52，p<0.001），并检测到正式与非正式步道间较弱但显著的分离（r2=0.03，p<0.05）。IndVal分析识别出十个具有显著指示值的物种：三种木本物种（榆叶黑莓Rubus ulmifolius、地中海鼠李Rhamnus alaternus、地中海蜡菊Helichrysum stoechas）与非正式步道相关；七种草本物种（主要为地面芽植物）为正式步道的特征种，其中指示值最高的为普通肾草（Anthyllis vulneraria，IndVal=0.713，p<0.001）、一种未鉴定菊科物种（IndVal=0.671，p<0.001）和南方雏菊（Bellis sylvestris，IndVal=0.609，p<0.001）。GAM分析表明，植被高度随距步道距离增加而升高，非正式步道沿线的植被平均高度显著高于正式步道（β=8.15，p<0.01）；草本频度在正式步道显著高于非正式步道（β=?0.43，p<0.01），且正式步道表现出显著的距离非线性关系；灌木频度在两类步道间基线无显著差异，但正式步道表现出显著的距离效应。GLMM分析显示，喜氮物种在正式步道显著更常见（β=?0.99，p<0.01）；耐牧食物种随距步道距离增加而显著减少（β=?0.13，p=0.04），且正式步道显著高于非正式步道（β=?1.62，p<0.01）；耐干扰物种在正式步道显著更常见（β=?1.59，p<0.01）。
4.2 游客访谈。69%的游客报告能够区分正式与非正式步道。正式步道使用频率远高于非正式步道：53%的受访者报告非常频繁使用正式步道，而59%报告从未使用非正式步道。正式步道的选择动机主要为游憩活动、安全和标识；非正式步道则因更有趣、具有挑战性或偶然跟随而被选择。超过60%的游客对正式步道网络的自评知识为差或很差。对正式步道的植被影响，53%的游客评为低、27%评为中等；对非正式步道，59%表示不知道。植物认知方面，仅14%的游客报告在游览中获得植物信息；67%声称知道本地种与外来种的理论区别，但实际识别能力明显较弱。最常被识别的物种为兰花（Orchis mascula，43人）、海滨菊（Arctotheca calendula，42人）和黄花酢浆草（Oxalis pes-caprae，40人）；最不被识别的为秋白水仙（Leucojum autumnale，16人）和攀援紫露草（Tradescantia fluminensis，14人）。当被要求识别本地种时，游客最常选择兰花、海滨菊和黄花酢浆草，其中仅兰花为真正的本地种。结果表明存在系统性误判模式：游客倾向于将显著或广泛分布的物种与本地性关联，无论其真实身份如何。
五、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指出，步道邻近性显著改变了植物群落结构：植被高度在步道附近下降，与践踏效应（茎断裂、叶片脱落、土壤压实和侵蚀）一致；草本物种因茎秆柔韧和快速再生而在步道边缘占优，灌木则因对践踏更敏感而减少。喜氮物种沿正式步道更频繁，反映营养贫乏钙质土壤中与干扰相关的养分富集；耐牧食物种聚集于步道附近，表明部分路径兼作牲畜通道；耐干扰物种在正式步道更常见，与更重的游客和牲畜使用一致。正式步道的维护干预（尤其是灌木控制）对邻近植被产生显著影响。正式与非正式步道间的差异体现在：正式步道草本占优、喜氮和耐干扰物种更多，反映更高的使用强度；非正式步道虽然使用较少，但缺乏明确边界，具有将影响进一步扩展到自然区域的潜力。游客对影响的感知存在明显低估：多数认为正式步道影响低或中等，对非正式步道则多回答不知道，反映出对生态过程认知的局限。植物认知方面，游客的系统性误判揭示了两方面问题：一是教育缺口，游客未能获得公园植物区系价值的可靠知识；二是保护风险，外来物种被误认为本地种可能削弱对入侵物种管理的支持。研究结论强调，弥合生态影响与游客认知之间的鸿沟需要整合生态监测、基础设施管理和游客教育的综合策略。具体管理行动包括：评估游客使用模式，优先推广官方步道；在步道起点提供清晰可及的路线和自然价值信息（如解说牌、二维码）；在高游憩压力区域推广替代性正式步道以重新分配游客流量；建立保护区管理者、市政府和地方组织间的伙伴关系，通过导览、主题工作坊、公民科学和生态恢复志愿服务强化环境教育；对游憩步道进行长期监测并扩展到区域内其余步道；将游客行为监测纳入适应性管理，定期更新步道网络、标识和恢复优先事项。研究最终指出，可持续旅游可与当地社区建立更紧密联系，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时，保护区能够创造就业、促进社会融合并支持区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