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27国室内氡浓度空间变异、长期暴露健康效应与风险管理综述：以肺癌风险及低剂量争议为重点

《Toxics》：Indoor Radon Concentrations and Associated Health Effects: A Review

　　

该综述对全球27个国家室内氡（indoor radon）浓度研究进行综述，重点涉及住宅、工作场所、学校及幼儿园，并分析长期氡暴露的健康效应。分析纳入氡测量及氡暴露与肺癌（lung cancer）风险关联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表明，氡浓度存在显著地区差异，受地质特征、建筑年龄、建筑材料、通风及气候因素影响。浓度范围为<20 Bq/m³至56,000 Bq/m³。最高值见于瑞典、挪威、捷克、塞尔维亚、黑山、波兰、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非洲和亚洲部分国家通常较低。学校和幼儿园中记录到尤其升高的浓度，提示需开展系统监测，儿童群体尤应关注。流行病学及队列研究为氡与肺癌风险增加之间的关联提供了重要证据。荟萃分析（meta-analysis）提示，氡浓度每增加100 Bq/m³，风险约增加5%–15%；估计氡可能约导致3%–20%的肺癌死亡，并在非吸烟者中占相当比例。氡与吸烟的协同效应尤为显著。生物学机制包括氡子体释放的α辐射、DNA损伤、氧化应激（oxidative stress）、慢性炎症及与癌变相关的遗传改变。多数流行病学证据支持氡与肺癌风险之间的线性无阈（linear no-threshold, LNT）关系，但部分低于200–250 Bq/m³的研究未显示统计学显著风险增加。低浓度效应争议仍在持续，包括LNT模型与电离辐射诱导的兴奋效应（hormesis）假说。尽管证据充分，知识与风险管理仍存在空白。流行病学研究在设计、测量方法、暴露评估及混杂因素控制方面存在异质性，许多国家尚缺乏氡潜势图和综合监测。在高浓度国家，风险管理系统常发育不足。需要标准化测量程序、连续监测、改进填图、协调暴露评估及更可靠的流行病学模型，并加强国家行动计划及综合策略，以降低暴露和相关健康负担。

1. Introduction：肺癌仍是全球癌症死亡首要原因，吸烟为主要危险因素，但非吸烟者肺癌中氡暴露被认为是最重要危险因素；²²²Rn为²³⁸U衰变链产生的天然放射性惰性气体，²²⁰Rn和²¹⁹Rn因半衰期短对室内人群暴露重要性较低；氡可经基础裂缝、结构接缝和管线贯穿等进入室内，其短寿命子体释放α粒子并损伤呼吸道上皮。室外氡浓度低而室内可累积，人群约80%时间处于室内；WHO建议参考水平100 Bq/m³，条件不允许时不超过300 Bq/m³，ICRP和欧盟亦采用最高300 Bq/m³参考水平并强调ALARA原则。氡约贡献全球年均辐射剂量的一半，年均暴露约1.4 mSv/y。室内氡受地质、气候、土壤渗透性、建筑实践、通风和建材影响，并在通风不良、底层/地下室及天然放射性核素高背景区更高。该文还概述α辐射所致DNA损伤、染色体畸变、氧化应激、炎症及基因表达改变，并关注非吸烟者肺腺癌及氡与烟草烟雾的协同作用。综述目标是分析全球住宅、工作场所、学校和幼儿园室内氡数据，评估长期暴露健康效应，比较国家/地区研究，识别时空变异因素，分析流行病学证据，并强调方法学差异、氡图局限及测量标准化、监测系统和预防性公共卫生策略需求。

2. Materials and Methods：该文为叙述性文献综述（narrative literature review），检索Scopus、Web of Science、PubMed、Google Scholar及WHO、USEPA报告，主要覆盖1995年至2026年8月国际期刊研究，并纳入具历史或科学意义的早期研究；检索词包括indoor radon、radon concentration、radon health effects、lung cancer、radon and smoking、radon epidemiology、radon monitoring和radon mapping等。纳入报告原始室内氡测量、以Bq/m³表达定量结果及流行病学/健康分析的研究，排除方法信息不足和仅关注室外氡的研究；最终文献189篇。

2.1. Selection of Countries and Studies：共分析27个国家，选择基于代表性研究可得性、地理代表性、地质与气候差异、建筑类型及国家氡监测规划数据；重点纳入国家调查、氡图编制、学校和幼儿园测量及高地质氡潜势区研究。该选择并非追求全球完整覆盖，而是呈现空间变异、测量方法差异和长期暴露潜在健康风险；同时纳入队列、病例对照、合并分析和荟萃分析等流行病学研究，优先大样本、长期随访和暴露评估方法明确者。

2.2. Type of Review and Study Limitations：该文为叙述性综述而非正式系统综述或荟萃分析；探测器类型、测量时长、季节校正、采样方法和数据呈现方式异质，限制直接定量比较。解释结果需考虑国家监测策略、地质、建筑、气候和通风差异；室内氡常呈对数正态分布，几何均值（GM）常更具代表性，算术均值（AM）便于与监管参考水平比较，中位数用于减少极端值影响。

3. Overview of Indoor Radon Concentrations in Countries Worldwide：长期测量最可靠，短期测量快速且成本较低；多数欧洲国家已开展至少一次全国住宅室内氡调查并纳入欧洲氡图，但部分地区数据缺乏。欧洲氡图显示显著空间异质性，高值常与富铀地质和渗透性岩层有关，中间值约100–200 Bq/m³，低值见于部分地质条件受限或通风较好地区；部分地区每10×10 km网格仅一个测量，数据密度仍不足。UNSCEAR估计全球人口加权室内氡算术均值为53 Bq/m³，约为WHO参考水平的一半。

3.1. Case Studies：按国家汇总住宅、工作场所、学校和幼儿园测量值及探测器类型，共27国数据。

3.1.1. Norway：监测体系较发达，约75,000户核径迹探测器测量中位数89 Bq/m³，9%超过200 Bq/m³、3%超过400 Bq/m³，特定地质条件下最高达56,000 Bq/m³；2010年强制预防措施使新建独立住宅均值由76降至40 Bq/m³。

3.1.2. Finland：低层住宅加权均值121 Bq/m³、公寓49 Bq/m³、全部住宅96 Bq/m³，10.4%超过200 Bq/m³、2.7%超过400 Bq/m³；高风险区小住宅可高比例超200 Bq/m³，工作场所均值91 Bq/m³，井水亦为重要来源。

3.1.3. Czech Republic：国家监测历史长，国家数据库几何均值约65至超过200 Bq/m³，高风险区均值可达509 Bq/m³；参考水平300 Bq/m³，3000 Bq/m³为不可接受，地质风险图提高超标检出率。

3.1.4. Sweden：参考水平200 Bq/m³；全国均值由1990年113降至2008年90 Bq/m³，现代住宅几何均值28 Bq/m³，但2015–2020年60,809次测量均值151 Bq/m³且样本偏向高风险区，历史最高达28,000 Bq/m³。

3.1.5. Uganda (Kampala)：无国家行动计划，商业建筑均值31±4 Bq/m³、住宅72±18 Bq/m³，通风不良储藏设施最高1945±21 Bq/m³；年有效剂量分别约0.32和0.75 mSv/y，室内湿度与氡相关。

3.1.6. Greenland：南部257栋建筑一年测量加权均值79.0 Bq/m³，区域差异明显，范围0–1291 Bq/m³、几何均值50 Bq/m³，15.0%超过100 Bq/m³、5.2%超过200 Bq/m³，与地质基质相关，南部加权年剂量约4.0 mSv/y。

3.1.7. Tunisia：69户一年LR-115测量中位数40 Bq/m³，93.4%低于100 Bq/m³，最高392 Bq/m³；冬季较高，磷酸盐和铅矿区较高。

3.1.8. Bulgaria：全国2778户一年测量算术均值111±105 Bq/m³、几何均值81 Bq/m³，6%超过300 Bq/m³；幼儿园174所777房间冬季3个月算术均值227±181 Bq/m³、几何均值171 Bq/m³，约28%超过300 Bq/m³，建筑因素影响因城市而异。

3.1.9. Serbia：首次全国约5300个有效测量均值105 Bq/m³、几何均值60 Bq/m³，3%超过400 Bq/m³；长期875个测量均值119±149 Bq/m³、7%超过300 Bq/m³；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均值354 Bq/m³、最高6010 Bq/m³，矿区地下室可达22,500 Bq/m³；南部学校算术均值119 Bq/m³、几何均值100 Bq/m³、约5%超过300 Bq/m³；幼儿园和学校1252所测量3–2970 Bq/m³，算术均值112–132 Bq/m³；土壤²²⁶Ra近300 Bq/kg。

3.1.10. Iraq (Karbala)：20栋住宅CN-85测量均值32和27 Bq/m³，年有效剂量0.063–0.083 mSv/y，健康风险低。

3.1.11. Egypt：45栋住宅均值31 Bq/m³（21–42 Bq/m³），年有效剂量约0.75±0.16 mSv/y，低于参考水平和全球均值。

3.1.12. India (Buddonithanda)：22户一年LR-115测量14–675 Bq/m³、均值122±98 Bq/m³、几何均值94 Bq/m³，土房较高；全国填图超5000次测量、1500栋建筑，几何均值5–147 Bq/m³、总几何均值23 Bq/m³，灰泥墙和马赛克地板较高、木墙较低。

3.1.13. Ghana (Accra)：95栋住宅CR-39测量36–92 Bq/m³、均值51±3 Bq/m³，年有效剂量约1.3 mSv，约5%肺癌死亡可能与氡暴露相关。

3.1.14. North Macedonia：437户调查均值105 Bq/m³、最高720 Bq/m³、几何均值84 Bq/m³，1.8%超过400 Bq/m³；东部和Pelagonia较高，石屋和底层较高，年剂量约2.1 mSv/y；学校和幼儿园76所均值186±178 Bq/m³、几何均值131 Bq/m³。

3.1.15. Pakistan (Hunza)：50栋建筑均值30–53 Bq/m³、年剂量0.25–0.68 mSv/y，显著低于国际参考水平，作者提及辐射兴奋效应可能。

3.1.16. Burkina Faso (Kaya)：21个短期数字测量均值28 Bq/m³、最高约200 Bq/m³，仅1栋超过100 Bq/m³，估计最大剂量5 mSv。

3.1.17. Montenegro：434户调查均值105 Bq/m³、范围2–2208 Bq/m³，5.6%超过400 Bq/m³；乡村、老旧和独立住宅较高，最大年剂量约11 mSv/y；392所学校底层均值276 Bq/m³、43所超过1000 Bq/m³，上层约100 Bq/m³。

3.1.18. Croatia：全国782户均值68 Bq/m³，5.4%超过200 Bq/m³、1.8%超过400 Bq/m³；Istria喀斯特区房屋、幼儿园和学校均值分别102、181和208 Bq/m³，学校21%超过300 Bq/m³，土壤氡和地质潜势与室内氡相关。

3.1.19. Bosnia and Herzegovina：研究少且无氡图和行动计划；13栋住宅连续监测底层32–526 Bq/m³、一层18–185 Bq/m³；Banja Luka 25所小学CR-39测量均值128±111 Bq/m³、几何均值99 Bq/m³；温泉7–168 Bq/m³，通风不良为主因。

3.1.20. Slovenia：有国家行动计划；1000栋住宅中位数54 Bq/m³、4.5%超过400 Bq/m³；1620所教育机构中123所超过400 Bq/m³，幼儿园470人和学校750人年剂量超过2.5 mSv，1所学校超过6 mSv；温泉房间低于250 Bq/m³，供水系统和医院偶见高值但停留时间短。

3.1.21. Albania：220个底层住宅测量均值104 Bq/m³、最高1238 Bq/m³、几何均值79 Bq/m³，约30%超过100 Bq/m³、4%超过300 Bq/m³，年有效剂量4.9±0.2 mSv/y，蛇绿岩和碳酸盐岩相关。

3.1.22. Romania：国家行动计划参考水平300 Bq/m³，国家图显示18%建筑超标；Cluj-Napoca住宅均值152 Bq/m³、学校24%超标，底层均值177 Bq/m³；节能住宅因通风减少约高27%；Buz?u多层公寓年均33–77 Bq/m³，最大285 Bq/m³，通风和共用风道影响显著。

3.1.23. Turkey：全国7293次CR-39测量均值81 Bq/m³、几何均值57 Bq/m³，仅1%超过400 Bq/m³；Erzurum冬夏均值约79和74 Bq/m³；温泉和地铁浓度不一，地铁15–80 Bq/m³且剂量贡献不显著。

3.1.24. Poland：国家计划参考水平300 Bq/m³；Kalisz均值52 Bq/m³，不同建筑46–71 Bq/m³；Podlasie均值81 Bq/m³、最高2200 Bq/m³，乡村高于城市；地下室均值60 Bq/m³、地上25 Bq/m³；南部58所幼儿园11%测量点超过300 Bq/m³，最高1034 Bq/m³。

3.1.25. Hungary：全国15,277个底层房间和325个高层房间调查几何均值58 Bq/m³、特定地质区最高5800 Bq/m³；17,244栋建筑均值59–174 Bq/m³，东北火山岩和花岗岩区较高；88所幼儿园均值61 Bq/m³、最高160 Bq/m³，矿渣建材和气密性影响明显。

3.1.26. China：31个省会2875户住宅2018–2023年CR-39测量3–6个月，浓度7–800 Bq/m³、算术均值65 Bq/m³、几何均值55 Bq/m³，13.6%超过100 Bq/m³、0.6%超过300 Bq/m³，城市住宅较既往研究升高。

3.1.27. Canary Islands (Tenerife, Spain)：西班牙参考水平300 Bq/m³；2021年18所学校测量均低于WHO上限、最高202 Bq/m³，均值由2007年131降至2021年74 Bq/m³，年有效剂量0.07–1.18 mSv/y。

3.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sults and Critical Review：26国分析显示室内氡在国别、地区和建筑类型间呈显著时空变异；多数国家均值低于300 Bq/m³参考水平，但个体建筑可达数千Bq/m³，挪威和瑞典最高分别56,000和28,000 Bq/m³。巴尔干部分地区均值超过100 Bq/m³，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超过300 Bq/m³；学校和幼儿园平均多超过100 Bq/m³但多不超过300 Bq/m³，部分国家教育机构高于住宅。波黑和科索沃等缺乏系统数据和氡图；研究在探测器、时长、季节校正、房间选择和样本量方面异质，小样本和短期测量限制代表性及对数正态分布检验；剂量转换因子、平衡因子、占用因子差异限制剂量可比性。通风、楼层、地下室、建材、节能和气密性及冬季低通风均影响浓度；监管参考水平在100–300 Bq/m³间变化，部分仍用400 Bq/m³，解读需结合当时法规。需长期标准化测量、改进填图并整合地质、气象和建筑参数。

4. Health Effects of Radon：该部分从矿工研究历史、流行病学风险量化、低剂量争议、吸烟交互、疾病负担、死亡率、生存/组织学及生物机制等方面评估氡健康效应。

4.1. Radon as a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for Lung Cancer：矿工研究最早提示氡致癌，1950–1960年代流行病学确认；损伤主要由短寿命子体²¹⁸Po和²¹⁴Po释放α粒子所致。肺癌仍为全球主要癌症死因，15%–25%见于非吸烟者；氡对全球肺癌死亡贡献估计3%–20%，非吸烟者可约达30%。USEPA估计氡为美国肺癌第二主因及非吸烟者首位，年约21,000例死亡；吸烟者因协同效应风险更高。斯洛文尼亚研究示中高暴露区相对风险增约5%–7%，每年约60例归因；西班牙3140个工作场所约五分之一超过300 Bq/m³；每100 Bq/m³约增10%风险，小细胞癌更明显，与吸烟呈亚相乘协同，儿童更敏感。

4.2.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and Risk Quantification：BEIR VI汇总11个矿工队列约60,000人、2600例肺癌死亡，风险随累积暴露近线性增加，平均约0.44%/WLM，暴露后5–14年、年轻年龄及较低浓度下风险更高。欧洲13项病例对照研究（7148例病例、14,208例对照）示每100 Bq/m³风险增8.4%（95% CI：3.0%–15.8%），低于200 Bq/m³仍显著；31项病例对照荟萃分析示每100 Bq/m³风险增0.14（95% CI：0.08–0.21），支持无阈值。USEPA模型示150 Bq/m³（4 pCi/L）终生暴露可使约62/1000吸烟者和7/1000非吸烟者发生肺癌。中国锡矿6017人27年随访示超额相对风险0.96%/WLM，儿童期首次暴露风险更高，调整吸烟和砷后稳定，与吸烟呈亚相乘交互；中国8项研究荟萃分析示每10 Bq/m³相对风险1.01（95% CI：1.01–1.02）。

4.3. Effects of Low Concentrations and Scientific Inconsistencies：低剂量健康效应存在争议；一项纳入32项病例对照和2项生态研究的荟萃分析提示低于1000 Bq/m³无统计学显著效应，低于838 Bq/m³相对风险与浓度无关；生态研究曾提出负相关及兴奋效应，但可能受方法学限制和吸烟混杂影响。氡浴治疗报告低剂量潜在治疗效应，但主流流行病学共识仍将氡视为肺癌重要危险因素，每100 Bq/m³风险增加；Galicia队列在≥50 Bq/m³未显示显著关联（HR=1.2；95% CI：0.5–2.8），生态研究男性显著而女性不显著。LNT通常被视为保守的辐射防护实践规则而非已证实的物理真理；测量标准化对解决低浓度不确定性至关重要。

4.4. Radon and Lung Cancer Risk in Relation to Smoking Status：中国锡矿病例对照研究示现吸烟与曾吸烟者每单位累积氡暴露的超额相对风险无显著差异，氡子体与吸烟重叠暴露风险更高；Ontario铀矿研究示戒烟者风险约为持续吸烟者一半但未识别交互。Darby等示75岁时0、100、400 Bq/m³绝对风险在非吸烟者约0.4%、0.5%、0.7%，吸烟者约10%、12%、16%；100 Bq/m³时非吸烟者约0.5%、吸烟者约12%。韩国519例非小细胞肺癌和519例对照研究示吸烟且低氡OR=2.42（95% CI：1.49–3.92），吸烟且≥100 Bq/m³ OR=4.27（95% CI：2.14–8.52）；西班牙重吸烟且>200 Bq/m³ OR达29.3（95% CI：15.4–55.7）；曾吸烟者≥200 Bq/m³风险亦增；丹麦非吸烟者IRR=1.67（95% CI：0.69–4.04）不显著。研究强调吸烟史及氡-烟草联合风险教育的重要性。

4.5. Global and Regional Disease Burden：中国1990–2019年氡归因肺癌年龄标化死亡率和DALYs上升，男性高于女性，60岁后负担显著增加；21区域1990–2030年分析示高SDI国家氡归因负担增加、低SDI国家下降，80岁以上男性负担最大，中国2017年氡为室内空气污染物DALYs第三位（仅次于PM_2.5），并带来经济成本。中国31省会数据估计150,795例城市肺癌死亡归因于氡，占20.3%；全球66国2012年估计226,057例肺癌死亡归因于氡，中位占癌症死亡3.0%，人群归因风险中位16.5%（日本4.2%至亚美尼亚29.3%），系统综述示PAF为0.2%–26%。

4.6. Indoor Radon Concentration and Mortality：约812,000人队列示每100 Bq/m³肺癌死亡风险增15%（95% CI：1–31%），>148 Bq/m³者增34%（95% CI：7–68%）；捷克、法国和加拿大铀矿408例死亡联合队列示<100 WLM累积暴露与肺癌死亡线性相关，ERR=0.022/WLM（95% CI：0.013–0.034），调整吸烟后基本不变。24项14国系统综述示归因比例异质，高质量研究住宅PAF为3%–12%、矿工队列7%–25%，几何均值11–83 Bq/m³；德国估计年约2800例（6.3%），现吸烟、曾吸烟和非吸烟者分别41%、41%和19%；韩国2010年估计1946–3863例（12.5%–24.7%），将室内氡降至<148 Bq/m³可防502–732例；欧洲13项研究示住宅氡可能约占全部癌症死亡2%。国家归因比例以波兰7%最高，黑山/匈牙利6.2%、土耳其5.9%、罗马尼亚5.5%、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5.2%、捷克4.7%、克罗地亚4.0%、瑞典3.2%、巴基斯坦1.4%。

4.7. Impact on Survival and Histological Types：非吸烟者生存显著优于吸烟者，较高氡暴露降低生存概率；腺癌及具可靶向突变者预后较好，晚期显著降低生存。非吸烟者肺癌（LCINS）预计2023年为全球第五大癌症死因，女性和亚洲人群发病率较高；非吸烟者住宅氡与腺癌风险显著相关（OR=2.19；95% CI：1.44–3.33），其他组织学类型边缘显著；后续研究确认氡为腺癌相关危险因素，年轻患者（<50和<60岁）住宅氡较高，提示累积效应；近期研究示氡与所有组织学类型肺癌风险显著相关，小细胞肺癌风险最高。

4.8. Biological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氡子体沉积后释放高LET α粒子，诱导簇状DNA损伤、单/双链断裂、碱基损伤和复杂难修复损伤，导致突变、染色体畸变和基因组不稳定；活性氧（ROS）进一步损伤DNA、蛋白和脂质，长期暴露和反复组织损伤促进慢性炎症和癌变。非小细胞肺癌（NSCLC）可见EGFR、BRAF、HER2、MET体细胞突变及ALK、ROS1、RET、NTRK重排，部分在非吸烟者更常见，但TP53、KRAS、EGFR等并非氡暴露特异；氡还可能与miR-16、miR-15、miR-23、miR-19、miR-125及let-7、miR-194等表达改变和DNA甲基化相关，但需谨慎解释。绝对风险、相对风险和归因分数需区分：吸烟者绝对风险更高，非吸烟者相对和归因意义更大，吸烟与氡可能协同。

5. Prevention and Public Health Strategies：GBD 2019分析87种危险因素和204国数据，确认氡为肺癌重要危险因素，高浓度地区负担突出；低剂量CT筛查对吸烟者和高氡区非吸烟者均可能有效。许多国家缺乏肺癌患者氡暴露标准化流行病学评估，需收集住宅建筑、通风、地下室、能效和室内时间等数据。传统氡管理以测量和与参考/行动水平比较为主，但测量未必转化为修复；部分国家无 comprehensive National Radon Action Plans（NRAPs），现有规划在参考水平、监测策略和后续程序上差异大，公众意识和参与不足。需协调监管、明确国家参考/行动水平并落实NRAPs；测量时长应依据目的、浓度相对参考水平、不确定性和样本代表性确定，短期4–6天测量可提供较高比例可靠决策，2–3个月增加有限而成本更高，三周测量在考虑气象和季节因素时可估计年均值。国际在测量时长、探测器、采样和解释标准上异质，限制数据可比性；参与式监测和IoT技术有潜力。现代模型应整合标准化筛查、决策可靠性评估、针对性长期测量、优先修复和修复效果验证，形成“筛查→风险评估→修复→验证”循环；全球行动计划目标应是可测量地降低氡暴露和相关健康风险。

6. Conclusions：该综述确认室内氡暴露是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但不能仅以国家平均浓度评估；27国数据显示国家、地区和建筑间显著时空变异，多数均值低于300 Bq/m³，但个体建筑可达数千甚至数万Bq/m³。氡浓度受地质、气候和建筑因素复杂交互影响，节能改造若缺乏充分通风可能增加室内氡。学校和幼儿园需特殊监测，部分国家教育建筑浓度高于住宅。流行病学和生物学证据支持长期氡暴露与肺癌风险增加相关，风险随浓度增加，吸烟者因协同效应风险更高，非吸烟者亦为重要危险因素；α辐射所致DNA损伤、氧化应激、染色体改变等是生物学基础。低浓度长期效应和辐射兴奋效应仍不确定，研究间差异源于测量方法、暴露评估、研究时长和混杂控制不同，需标准化研究。测量和填图是必要第一步，但传统方法耗时且常未转化为健康风险降低；需理性监测、标准化暴露评估、连续监测、IoT和公众参与，建立综合国家氡行动计划并整合可靠测量、流行病学证据及预防修复措施，以降低人群暴露和相关健康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