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Understanding regulatory preferences for GMOs and nanotechnology in USA, Israel, and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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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和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等新兴技术，被普遍认为对工业化国家的未来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可持续性具有核心意义。然而，这些技术也引发了有关健康、环境和安全风险
转基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和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等新兴技术，被普遍认为对工业化国家的未来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可持续性具有核心意义。然而，这些技术也引发了有关健康、环境和安全风险的担忧。该研究基于一项跨国在线小组调查，考察美国、以色列和德国公众对GMOs与纳米技术的监管偏好。研究人员发现，公众态度存在明显差异：受访者强烈支持对GMOs实施硬性监管（hard regulation），但对纳米技术采取类似监管的支持显著较弱。这些差异既反映了公众感知到的风险水平，也反映了更广泛的国家情境。研究结果强调，监管路径应兼具技术特异性和情境敏感性，因为公众接受度受到技术引入所处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塑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GMOs已广泛应用于农作物、食品和农业生产，纳米技术则迅速进入医药、纺织、化妆品和食品等领域。两类技术均具有可观的社会效益，但同时涉及科学不确定性、潜在健康与环境风险以及差异化的社会预期，因而构成复杂的治理难题。西方国家围绕两类技术的争论长期存在，而既有研究虽发现GMOs通常比纳米技术引发更强担忧，却仍缺乏在同一调查框架内同时比较两种技术、三个国家的系统证据。由此，该研究关注两个问题：不同国家公众对GMOs和纳米技术分别持何种硬性监管（hard regulation）与软性监管（soft regulation）偏好；国家监管传统、媒体话语及公众威胁感知如何与这些偏好相联系。作者以监管传统和媒体框架（media framing）为情境因素，并将其置于“共生产”（co-production）解释框架中，强调公众并非在真空中评价技术，而是受到制度历史、风险文化和公共话语的共同塑造。
**二、研究开展与主要结论**
该研究采用跨技术、跨国比较设计，考察强制性、预防性和法律化的硬性监管，以及自愿标准、行业自律、信息宣传和市场激励等软性监管。研究结论表明，公众总体认为GMOs比纳米技术更危险，也更支持对GMOs实施严格监管乃至禁止；威胁感知与硬性监管支持呈稳定正相关。国家差异同样明显：德国受访者的硬性监管倾向最强，美国受访者更支持灵活、市场导向的监管，以色列受访者则表现出较强的软性监管接受度和相对较弱的禁止倾向。作者据此认为，监管偏好具有技术特异性和国家情境依赖性，监管设计应回应技术特征及公众所处制度、文化和传播环境，以增强合法性、适应性及公众信任。
**三、关键方法**
研究于2019年11月通过Panel4All和Dynata专业在线调查小组开展调查，最终纳入2482名成年人，其中以色列807名、德国846名、美国829名；样本来源分别由Panel4All负责以色列、Dynata负责美国和德国。调查随机安排GMOs与纳米技术问题的先后顺序，以1至5分量表测量监管偏好、健康与环境威胁感知，并运用配对样本t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Welch检验及Tamhane事后检验比较技术与国家差异。
**四、研究结果**
**总体监管偏好**：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受访者对GMOs的一般监管支持均值高于纳米技术（3.82对3.69）；对禁止GMOs的支持高于禁止纳米技术（2.78对2.44）；对GMOs硬性监管的支持也高于纳米技术（3.64对3.36），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支持GMOs比纳米技术引发更强监管需求的假设。
**威胁感知与监管偏好**：相关分析显示，健康和环境威胁感知均与两类技术的禁止及硬性监管支持正相关。对于GMOs，健康威胁与禁止、硬性监管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98和0.528，环境威胁相应为0.639和0.495；纳米技术的关联略弱，健康威胁相应为0.663和0.447，环境威胁为0.614和0.465。结果表明，公众越将技术视为健康或环境威胁，越倾向于支持国家强制和预防性干预。
**国家间差异**：方差分析发现，除“无需监管”陈述外，各国在威胁感知及各类监管偏好上均存在显著差异，Welch检验得到一致结果。德国受访者对两类技术的硬性监管支持最高，对GMOs的禁止支持也最高；以色列受访者对行业标准的平均支持最高，对禁止的支持最低。该研究据此确认监管偏好存在显著跨国差异，并将其解释为不同监管传统和公共话语环境下的结果。
**五、讨论部分总结**
**监管偏好差异**：GMOs涉及直接改变生物遗传结构并主要关联食品，公众对其自然性、健康及环境影响的敏感度较高；纳米技术的应用常被置于材料、电子和医疗等较抽象领域，因而被视为侵入性较低。该解释与既有关于GMOs争议向纳米技术认知迁移的研究相一致。
**威胁感知**：健康和环境威胁感知是硬性监管偏好的重要相关因素。作者认为，感知风险的严重性、直接性及与日常生活的接近程度，有助于理解公众为何要求更强的监管干预；但调查设计只能支持相关关系，不能据此确认因果机制。
**国家差异**：德国的预防原则、历史性风险争议和审慎监管传统对应较高的硬性监管支持；美国的成本收益分析、市场兼容和分散监管传统对应较强的灵活监管倾向；以色列体现集中监管、有限公共审议和技术 pragmatism 的混合模式。作者将这些差异与各国制度历史、文化价值和经济因素联系起来。
**媒体影响**：德国媒体较常突出GMOs的健康、伦理和环境风险，美国媒体话语更多元且兼有创新与风险叙事，以色列媒体则整体更支持技术创新且相关争论较少。作者据此解释国家差异，但明确指出调查未直接测量个人媒体接触，因此媒体框架属于情境性解释，而非已检验的个体层面因果机制。
**局限与未来研究**：研究未直接考察公众形成态度的理由，在线小组的招募流程、响应率等信息不完整，美国样本还存在性别比例偏差；自我报告、技术知识不足及社会赞许性亦可能带来偏误。“禁止全部产品”条目可能混合技术反对与具体监管偏好，一般监管支持又依赖单一反向条目。研究还将国家人口视为同质群体，未分析教育、政治意识形态、宗教和地区差异，且仅覆盖三个工业化国家和2019年的横截面数据。未来宜结合访谈、焦点小组、客观知识测量、实验、多条目量表、亚组分析、更多国家及纵向调查。
**GMO类别边界**：2019年的测量将GMOs视为单一类别，但法律分类可能影响公众的心理分类。欧盟自2018年司法裁决后将多数新植物育种技术纳入GMOs法律范畴，2023年提案则显示可能实行区分。因此，研究结果主要反映2019年公共话语中以转基因应用为主的GMOs类别；随着基因编辑日益可见，未来应进一步区分具体改造技术。
**六、研究结论部分翻译**
该研究揭示了公众对GMOs和纳米技术监管态度的明显跨国差异。这些差异可被解释为感知风险、国家监管传统和媒体话语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德国受访者更支持严格监管，这与该国的预防性原则传统及批判性公共讨论历史相一致；以色列和美国受访者更支持灵活的监管方式，这与两国较为务实或以市场为导向的监管文化相符。
这些模式凸显了情境敏感且具有传播合法性的治理需求。公众态度并不统一，而是受到国家经验、制度遗产、文化价值和公共传播的塑造。政策制定者应考虑这些情境因素，其目的不是不加批判地采纳公众意见，而是确保监管框架保持社会适应性、认知可信性和民主合法性。此外，将GMOs和纳米技术视为单一技术并不符合其各自的科学现实，尤其是这些类别内部还包含新基因组技术（New Genomic Techniques, NGT）、转基因技术以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纳米技术等差异，因此需要针对不同技术制定监管框架。
研究结果表明，有效治理需要采取自适应、差异化的监管策略，以回应技术的具体特征及其进入的社会情境。尽管某些领域的协调统一可能具有可取性，但僵化、一刀切的模式可能引发公众抵制并削弱合法性。
对学者而言，该研究说明应将跨国比较与对媒体框架和制度情境的细致关注结合起来。未来研究应考察公众态度如何随新技术应用、政治变化和话语框架变化而演变；还应考虑制度信任、监管框架、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经济、社会和环境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等替代性解释。尽管研究数据来自2019年，但由于国家监管文化持续存在且相关媒体叙事相对稳定，研究结果仍具有现实意义。涵盖工业化西方国家以外地区的纵向及跨区域研究，对于形成更具全球性和动态性的理解十分必要。
最终，推进具有社会回应性和情境敏感性的GMOs与纳米技术治理，既依赖技术创新，也依赖更深入地理解公众如何参与风险、责任及监管制度合法性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