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贷比（LTD）限制、贷款供给与实际效应：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对比研究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Limits to LTD, loan supply, and real effects: Banks vs. nonbanks

　　

摘要专业翻译 本研究考察了宏观审慎政策向银行与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贷款发放的传导机制，及其对企业层面结果（包括并购（M&A））所产生的实际效应。研究人员利用全球银团信贷市场的贷款层面数据、参与贷款的银行与非银行贷款机构类型信息，以及对银行贷款与存款比率（LTD）的监管限制冲击，证实了LTD政策收紧会减少银行的信贷供给，同时将金融中介活动转移至非银行机构。研究显示，这种信贷迁移由监管前LTD比率较高的银行以及监管约束较少且不受牵头贷款安排限制的非银行机构在发放定期贷款时共同驱动。研究还发现，面对更严格的LTD政策，与非银行机构关系较强的借款企业能更好地抵御银行信贷下降的影响，其公司债务、资产和资本投资相应相对增加。最后，当LTD政策收紧时，非银行信贷渠道更畅通的国家的企业所开展的并购（M&A）数量差异性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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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过去二十年间，全球金融资产规模从2002年的114万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486万亿美元，实现了四倍扩张。与此同时，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在其中的份额从42%上升至49%。在全球银团信贷市场中，非银行机构对非金融企业的贷款发放额在1990年至2019年间从200亿美元增长至4100亿美元，增长了二十倍。已有文献记录了推动非银行机构在信贷市场扩张的多种因素，主要包括美国货币政策紧缩和更严格的银行资本要求。然而，关于银行存贷比（LTD）限制这一直接针对银行贷款供给且易于实施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作用，学界知之甚少。

与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主要提高贷款成本不同，LTD上限在银行资产负债表总体层面形成硬性约束，限制了银行无论贷款类型、行业、期限或借款者特征如何的放贷能力，这使得银行内部替代的空间大幅缩减，从而促使信贷活动从银行体系向非银行部门迁移。本研究的目的是在全球层面考察LTD政策的非银行贷款渠道、其内在机制及其向实体经济的传导。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利用1990年至2019年间涵盖112个国家贷款机构和144个国家借款企业的全球银团贷款交易数据，区分银行与非银行贷款机构，并采用政策冲击方法识别LTD政策的外生成分，系统考察了LTD政策对银行和非银行贷款供给的差异化影响。

研究发现，面对紧缩性LTD政策，银行减少了对非金融企业的银团贷款供给，而非银行机构通过发放相对更多的贷款部分抵消了这一反应。一个标准差紧缩性LTD冲击导致银行贷款供给下降2.8%，而非银行贷款发放相对银行增加6.1%。该效应在美元与非美元贷款、境内与国际贷款、发达与新兴经济体贷款机构中均成立，并且在控制全球金融周期因素后依然稳健。重要的是，效应仅限于监管前LTD比率较高的银行所在国家，而低LTD比率国家的银行因不受新上限约束而无显著反应。

在机制分析中，研究人员识别出三个主要渠道。第一，非银行贷款的相对扩张完全由监管程度较低的非银行机构和未牵头银团贷款安排的非银行机构所驱动。第二，信息刚性较强的定期贷款（term loans）比信用额度（credit lines）受到LTD收紧的影响更为显著，因为信用额度允许贷款人积极监控贷款条款并及时调整，而定期贷款条件在贷款存续期内基本固定，监控空间有限。第三，研究发现LTD政策并未导致银行减少对风险较高借款者的贷款，也未发现非银行机构对风险较高借款者的贷款供给不成比例增加，表明LTD政策不会改变银行或非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

在宏观经济条件异质性方面，研究人员发现仅在贷款机构所在国货币政策收紧时，更严格的货币政策会进一步放大紧缩性LTD政策对非银行贷款供给的正向效应，这源于银行与非银行在融资结构上的差异。

在企业层面实际效应方面，研究人员将银团贷款数据聚合至借款者层面并与Compustat Global资产负债表数据匹配，发现LTD收紧期间，与非银行机构存在既有关系的企业获得相对更大规模和更多数量的贷款，并在公司债务、资产积累和资本投资方面表现更佳，这些实际效应在规模较小、财务约束更紧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在国家层面，当LTD政策收紧时，非银行信贷获取渠道更好的国家的企业所完成的贷款融资并购（M&A）数量差异性地增加。

三、关键技术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第一，基于IMF的iMaPP数据库构建LTD政策立场指标，定义为自样本期开始各国LTD政策季度变化的累计和，同时构建其余16种宏观审慎工具的残差MPP立场。第二，采用政策冲击估计方法，参考Chari（2020）的做法，将LTD立场对危机变量、宏观经济金融控制变量和政策变量三组共二十个变量进行第一阶段回归，取残差作为外生LTD政策冲击。第三，利用银团贷款中多个贷款人参与同一笔贷款的特征，采用借款者-时间固定效应控制时变借款者信贷需求，参照Khwaja和Mian（2008）的方法识别银行与非银行的信贷供给效应。第四，样本数据来源于Refinitiv LPC的DealScan数据库，涵盖全球银团贷款发放的完整交易数据，贷款机构分类依据DealScan信息并辅以SIC代码和文本方法进行补充识别。

四、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的结论表明，紧缩性LTD政策将贷款供给的分布从银行向非银行倾斜，形成了LTD政策的非银行贷款渠道。这一渠道从监管前LTD比率较高的国家的银行，传导至面临较少监管约束且作为银团参与者发放定期贷款的非银行机构。该非银行信贷渠道对实体经济具有重要影响，表现为与非银行机构关系较强的企业获得更好的财务表现。

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聚焦于LTD上限这一特定监管工具，提供了其对国内和国际银行贷款供给直接影响的证据，并识别和量化了其将金融中介活动转移至银行体系外其他监管较少部门的间接效应。第二，在跨国背景下扩展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非银行信贷中介增长驱动因素文献，表明LTD政策扩大了非银行机构在信贷市场的运营，且不引发风险承担和金融稳定方面的担忧。第三，记录了更严格的LTD政策如何将金融中介活动转移至非银行机构，提供了非银行机构在改善企业信贷获取和帮助其实现更高财务绩效方面积极作用的独特证据，并将分析延伸至此前文献忽视的企业并购（M&A）投资类型。第四，与主要研究银行在国际货币政策传导中作用的文献不同，本研究聚焦于整个金融部门对LTD政策实施的国内和跨境传导，首次在跨国框架中探索银行与非银行对LTD政策变化的差异化贷款反应及其内在传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