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betic Medicine》：The evolving burden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in Asia, 1990–2023: A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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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亚洲占全球2型糖尿病（T2DM）患病数的一半以上，但次区域证据仍有限。研究人员评估了1990—2023年亚洲T2DM的趋势、区域差异及风险归因负担。方法：研究人员利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23，分析亚洲34个国家和5个地区（中亚、东亚、南亚、东南
目的：亚洲占全球2型糖尿病（T2DM）患病数的一半以上，但次区域证据仍有限。研究人员评估了1990—2023年亚洲T2DM的趋势、区域差异及风险归因负担。方法：研究人员利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23，分析亚洲34个国家和5个地区（中亚、东亚、南亚、东南亚和高收入亚太地区）1990—2023年T2DM负担。T2DM被定义为以胰岛素抵抗和持续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并通过ICD-10编码E11–E11.1和E11.3–E11.9识别。评估每10万人口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SPR）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率（ASDR）及其95%不确定性区间（UIs），并计算研究期间总百分比变化（TPC）。分析按年龄组、性别和社会人口指数（SDI）分层。此外，研究人员评估了T2DM既定风险因素归因负担。结果：大多数亚洲地区T2DM的ASPR和ASDR均上升，南亚增幅最大（ASPR的TPC为66.53［95% UI，61.77至71.77］；ASDR的TPC为75.59［35.99至123.99］每10万人口）。相比之下，高收入亚太地区2023年ASDR呈下降趋势（TPC为?2.42［95% UI，?8.55至3.95］每10万人口）。多数亚洲地区年龄别发病率一般在55—59岁达峰；然而，东亚男性在20—24岁出现明显早期峰值（509.61［95% UI，399.38至615.84］每10万人口）。颗粒物污染（PM）是所有亚洲地区首位归因风险因素。然而，水果摄入量低饮食是南亚首位贡献因素（157.12［95% UI，27.26至277.06］每10万人口），而加工肉类消费在多数亚洲地区增加，尤其在中亚。在多数亚洲国家，ASPR随SDI升高而增加，ASDR则下降，尽管若干南亚国家在其SDI水平下患病率异常偏高。结论：研究人员的发现提供了亚洲T2DM异质性流行病学的更新区域见解，并可能为针对性预防和控制策略提供信息。
研究背景方面，糖尿病（DM）在2023年造成9020万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综合早死与失能负担的指标），自2010年以来从疾病负担第14位升至第5位；T2DM是主要贡献者，2021年占全球糖尿病相关DALY的95.4%。全球T2DM负担分布不均，亚洲约占全球患病病例的56%，但亚洲区域系统性评估仍有限。既往研究多集中于单个次区域或单国分析，且亚洲人群在较年轻年龄、较低肥胖水平即发生T2DM，并存在南亚早期起病、高内脏脂肪和胰岛素抵抗，东亚胰岛素分泌受损等异质性，因此需要跨亚洲的统一评估。研究人员利用GBD 2023开展1990—2023年亚洲34个国家和5个地区T2DM负担研究，按年龄、性别和SDI分层，评估趋势、区域差异和风险归因负担；研究结论强调亚洲T2DM负担显著上升且存在明显区域和社会经济异质性，南亚增幅最突出，高收入亚太DALY下降提示卫生系统能力的缓冲作用，PM、性别特异风险谱和区域饮食驱动因素提示需采取次区域、发展敏感的防控策略。
关键技术方法概括（不超过250字）：样本队列来源为GBD 2023数据库（覆盖204个国家和地区、375种疾病/伤害和88个风险因素），聚焦亚洲34个国家和5个地区。关键技术包括：以ICD-10编码E11–E11.1、E11.3–E11.9界定T2DM；采用DisMod-MR 2.1（GBD用于患病和发病估计的贝叶斯meta回归工具）估计患病与发病，并按年龄、性别、地点、年份从总糖尿病中减去1型糖尿病获得T2DM估计；死亡数据来自口头尸检和生命登记，采用Cause of Death Ensemble模型（死因集成模型）建模；DALY按YLL与YLD之和计算；采用比较风险评估框架评估13个Level 3风险因素；计算ASPR、ASDR、95% UIs和TPC，并用线性回归评估SDI关联；分析使用Python 3.12.7和R 4.2.1。
研究结果：3.1 1990—2023年亚洲T2DM总体负担：通过区域和国家层面ASPR、ASDR及TPC分析，发现亚洲总体ASPR和ASDR上升；南亚ASPR从4561.38/10万升至7596.19/10万，ASDR的TPC为75.59，2023年ASDR达1581.13/10万，为亚洲最高；中亚ASPR增幅第二；国家层面格鲁吉亚ASPR的TPC为79.48，印度为74.63；高收入亚太ASDR呈下降趋势（TPC为?2.42），新加坡ASDR的TPC为?48.03；东亚和高收入亚太ASPR较高但ASDR最低。3.2 T2DM负担的年龄与性别分布：通过年龄别和性别分层分析，发现2023年亚洲年龄别患病率峰值在70—74岁；高收入亚太55岁以下人群患病率下降；多数地区年龄别发病率峰值在55—59岁，东亚男性20—24岁（509.61/10万）和25—29岁（301.79/10万）出现早期峰值；南亚年龄别DALY率从4648.61/10万升至14974.53/10万，增加三倍以上；高收入亚太DALY下降主要限于55岁以下男性，女性除65—69岁外几乎各年龄组下降。3.3 风险因素归因T2DM负担的性别特异模式：通过比较风险评估和13个DALY风险因素热图排序，发现PM在1990年和2023年均居首位，南亚2023年PM归因ASDR为309.28/10万；吸烟1990年居第二，2023年仍是男性主要贡献因素；女性1990年二手烟居第二，吸烟贡献较低且持续下降；南亚低水果饮食归因ASDR为157.12/10万、高温为55.18/10万，红肉高消费归因最低（7.44/10万）；加工肉高消费负担在多数地区上升，中亚ASDR为77.24/10万。3.4 亚洲T2DM负担与SDI的关联：通过线性回归和国家层面分析，发现ASPR总体随SDI升高而增加，ASDR随SDI升高而下降；南亚国家相对其SDI水平ASPR异常偏高，巴基斯坦为8281.36/10万、印度为7628.98/10万；中亚国家在相似SDI下ASPR和ASDR较低；毛里求斯ASPR达13317.91/10万、ASDR达3896.10/10万，斯里兰卡和文莱也相对较高。
讨论部分总结：讨论指出本研究首次系统分析亚洲区域层面T2DM负担并捕捉亚洲内部异质性；区域机制解释包括东亚年轻男性吸烟暴露高（中国占全球烟草消费约三分之一，男性吸烟率68%、女性3.2%，56.2%当前吸烟者在18岁及以前开始吸烟），但作者提醒GBD模型估计、年龄别数据可得性、诊断实践和糖尿病亚型分类不确定性需谨慎解释；南亚低水果饮食可能与健康饮食成本有关（孟加拉国1.60美元/人/天至斯里兰卡2.90美元/人/天，约50%家庭不可负担，水果蔬菜约占健康饮食总成本40%）；中亚红肉和加工肉消费较高、加工食品广泛分布，超加工食品可独立于营养质量增加T2DM风险，包装来源内分泌干扰物如双酚类和邻苯二甲酸酯可能增加风险。政策含义强调统一全洲策略不足，南亚需改善饮食可负担性和多样性、在较低BMI阈值加强早期诊断和血糖管理、强化初级保健和早筛；低中收入国家约90%未诊断糖尿病，低SDI较低ASPR可能部分反映诊断不足，高SDI较高ASPR可能反映疾病意识、筛查和诊断能力；需加强初级保健检测、治疗连续性和糖尿病照护链条；PM负担治理需考虑经济和制度能力差异。优势与局限包括首次区域层面系统分析、识别环境和饮食驱动因素、SDI分层解释趋势差异；局限为分析5个亚洲区域而非单国可能掩盖区域内差异，但印度和中国ASPR/ASDR与同区域其他国家可比，提示区域结果并非仅由少数大国驱动；SDI为复合指标，不能完全反映卫生服务可及性和质量等社会决定因素；风险归因估计为模型化反事实估计，依赖暴露分布和暴露-风险关系假设；GBD建模在数据稀疏区域依赖模型假设，低资源环境监测有限和报告不完整可能系统性低估，数据丰富环境密集模型拟合可能高估；T2DM为总糖尿病减去1型糖尿病后的残差负担，年龄和区域估计可能受亚型分类、监测质量和亚型确认不确定性影响。
研究结论译文：本研究全面评估了1990—2023年亚洲T2DM负担的时间趋势和区域差异。过去三十年亚洲T2DM负担显著增加，并存在明显区域和社会经济异质性。南亚患病率和死亡率增幅最明显，而高收入亚太地区DALY下降，凸显卫生系统能力的缓冲作用。PM的持续贡献、性别特异风险谱差异和区域特异饮食驱动因素，突出需要量身定制、发展敏感的预防和控制策略。总体而言，研究人员的发现强调，降低亚洲T2DM负担需要次区域政策，同时应对代谢危险因素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和卫生系统决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