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Perceptions of blast fishing enforcement impacts in coastal Tanz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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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IUU）捕捞行为是全球性的持续挑战，严重威胁着本就脆弱的野生捕捞渔业。其中最具破坏性的行为之一是爆破捕鱼（blast fishing），它会将硬珊瑚结构炸成碎石，导致依赖珊瑚礁作为主要栖息地的物种丰度和多样性下降。传统观点认为爆破捕鱼由经
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IUU）捕捞行为是全球性的持续挑战，严重威胁着本就脆弱的野生捕捞渔业。其中最具破坏性的行为之一是爆破捕鱼（blast fishing），它会将硬珊瑚结构炸成碎石，导致依赖珊瑚礁作为主要栖息地的物种丰度和多样性下降。传统观点认为爆破捕鱼由经济因素驱动，如高利润和执法缺失，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社会因素在合规性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调查了坦桑尼亚19个沿海渔村中50个渔民家庭和19个渔民群体的感知数据，探讨其对爆破捕鱼执法、经济安全、规范性支持和治理的看法。结果显示，尽管生计不稳定仍普遍存在，但爆破捕鱼发生率保持低位；多数受访者认为政府执法行动是爆破减少的主因，并报告鱼类可获得性和捕捞收入有所改善；同时，社区普遍接受执法，并对规则公平性持积极态度。研究表明，有利的社会条件可能促进合规性，执法成功不仅依赖于威慑，还需与社区价值观和规范性支持相结合。
研究背景与问题
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IUU）捕捞行为是全球性挑战，每年造成100亿至23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其中全球南方国家受害尤重。爆破捕鱼（blast fishing）是最具破坏性的非法捕捞方式之一，能将硬珊瑚结构彻底摧毁，导致依赖珊瑚礁的物种丰度与多样性下降，恢复可能需要数十年。传统观点认为，爆破捕鱼主要由经济动机驱动——高利润与低执法风险形成“贫困陷阱”（poverty trap）。然而，这一假设缺乏充分的实证支持，也无法解释为何并非所有贫困渔民都采用这种破坏性手段。近年来，研究转向关注社会因素在渔业合规中的作用，包括工具性动机（perceived benefits）、规范性动机（social norms）和治理感知（procedural equity）。坦桑尼亚自1970年起禁止爆破捕鱼，但执法长期不力，直至2016年新一轮政府执法行动才显著降低了其发生率。然而，执法成效背后的社会机制尚不清楚，尤其是社区对执法的感知如何影响合规行为。为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旨在从感知层面揭示爆破捕鱼执法成功的社会条件。
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于2019年5月至10月在坦桑尼亚基甘博尼、金农多尼、林迪农村、姆特瓦拉农村、基尔瓦、潘加尼和姆金加等7个沿海地区的19个村庄开展调查。依据爆破捕鱼历史记录选取13个高发村和6个低发村。采用结构化问卷收集50户以渔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household heads）和19个渔民小组（fisher groups，共243人）的个体与群体感知数据。问卷改编自Kuperan和Sutinen（1998）的执法与合规量表，涵盖执法认知、经济安全、规范性支持和治理感知四个维度，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后合并为3点）和分类选项。家庭调查采用系统抽样，渔民小组则通过便利抽样招募并通过共识方式作答。数据收集后对Likert型响应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对开放式评论进行归纳主题分析。
研究结果
3.1 对爆破捕鱼执法的感知
89%的渔民小组（n=17）和88%的家庭（n=29）认为政府执法行动是爆破捕鱼减少的首要原因，其次是社区团体活动。无受访者将其归因于鱼类减少或替代方法更盈利。定性评论显示，社区对政府重新承诺打击爆破捕鱼持积极态度，强调政府与海滩管理单位（Beach Management Units）的合作关系。但21%的渔民小组批评海军突袭造成船只和渔具被无差别毁坏，甚至涉及暴力指控。
3.2 经济安全
89%的渔民小组和86%的家庭认为政府执法改善了当地渔业状况。63%的渔民小组和家庭报告2014-2019年间鱼类可获得性增加。71%的家庭报告同期捕捞收入稳定或增长，76%的家庭报告执法后渔获量稳定或上升。然而，89%的渔民小组和50%的家庭表示难以获得替代生计，49%的家庭报告过去一年经济状况恶化。定性评论提到极端天气（如洪水、气旋）对渔业的负面影响。
3.3 规范性支持
约半数受访者（渔民小组53%，家庭49%）认为渔民自身对海洋资源管理负有首要责任。63%的渔民小组和74%的家庭认为大多数渔民遵守渔业法规。爆破捕鱼被广泛谴责为危险、不可持续的行为。社区曾自行拘捕疑似爆破渔民，并强调爆破“破坏珊瑚礁且危害人类”。
3.4 治理感知
50%的渔民小组和86%的家庭认为海洋保护区（MPA）规则公平，但渔民小组的比例明显低于家庭。16%的渔民小组批评许可证费用过高且脱离当地实际。24%的家庭积极评价海滩管理单位与政府的合作，认为“规则公平是因为双方协作制定”。
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两个关键点：第一，尽管生计依赖度高且经济状况恶化，多数受访者仍报告执法后鱼类可获得性和捕捞收入改善，表明执法可创造有利于生计改善的条件；第二，规范性支持和积极的治理感知为执法成功提供了支持性社会环境。这与非洲其他地区执法引发冲突的经验形成对比。研究指出，爆破捕鱼的减少并非必然依赖减贫措施，而是在现有治理结构内通过执法实现。合规动机既包括工具性因素（改变成本收益感知），也包括规范性因素（社会谴责）和程序性因素（感知规则公平）。然而，研究也警示需持续评估军事化执法手段对社区权利的影响。结论：本研究表明，政府执法在坦桑尼亚可持续降低爆破捕鱼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生计不稳定持续存在，但执法带来了积极的感知影响。执法成功可能得益于与社区价值观一致的社会条件，而非单纯的威慑。研究呼吁未来探索社会规范的演变及其在不同区域的可推广性，并关注程序公平在执法中的调节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