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gent Social Sciences》:Governance, sustain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in urban destinations: a PLS-SEM model applied to tourism SMEs in Cali, Colo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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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考察了哥伦比亚卡利市旅游中小企业(tourism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中目的地治理(destination governance)、城市旅游管理(urban tourism managemen
本研究考察了哥伦比亚卡利市旅游中小企业(tourism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中目的地治理(destination governance)、城市旅游管理(urban tourism management)、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目的地形象(destination image)、竞争力(competitiveness)与旅游绩效(tourism performance)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卡利商会(Cali Chamber of Commerce)注册的2434家企业进行简单随机抽样,选取旅游行业120家企业开展结构化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可持续性与治理对目的地形象和竞争力具有显著影响,而竞争力是旅游绩效的主要决定因素。此外,结构模型识别出目的地形象与竞争力的部分中介效应。本研究为新兴拉丁美洲城市目的地中感知目的地治理、城市旅游管理、可持续性、目的地形象、竞争力与旅游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利益相关者特定的实证证据。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城市旅游已成为拉丁美洲中等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公共与私营部门的协调对于创造地域价值至关重要。旅游中小企业(SMEs)构成旅游系统的运营核心,承担目的地相关服务、体验与产品的主要供给。在哥伦比亚卡利市,城市旅游依托文化多样性、节事活动、美食和自然景观实现了持续增长,但这一增长并未伴随结构化的治理过程、制度协调或全面的目的地管理战略。旅游中小企业在资源有限、管理能力不足、战略信息获取不畅以及与公共旅游政策整合不力的多重约束下,难以有效参与目的地治理进程,也限制了其对目的地竞争力提升的贡献。尽管可持续实践的应用有所增加,但实施情况不均衡,多表现为孤立行动而非地域性整合战略。
从理论角度看,既有文献对旅游目的地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呈现碎片化特征,常将治理、竞争力和目的地形象等变量割裂分析,缺乏将其整合为适用于城市情境的解释模型的实证证据。这一缺口在拉丁美洲城市尤其突出,其制度动态和商业条件与发达经济体存在本质差异。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旅游中小企业视角出发,目的地治理、城市旅游管理和可持续性如何影响目的地形象、竞争力以及最终的旅游绩效。这一问题的解答有助于为公共和私营利益相关者提供循证决策依据,并推动城市旅游系统的整合性理解。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定量与解释性研究设计,于2026年1月至3月对120家旅游中小企业(来自卡利商会注册的2434家企业,经简单随机抽样获得)的法律代表和高级管理者开展结构化问卷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数据分析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使用SmartPLS 4软件。测量模型的评估指标包括Cronbach's alpha(α>0.70)、组合信度(CR>0.70)、平均方差提取(AVE>0.50)和异质-单质比率(HTMT<0.85);结构模型通过5000次自举抽样估计路径系数、R
2和统计显著性,中介效应通过间接效应显著性检验。
**三、研究结果**
**测量模型评估**:所有构念的信度、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均达到推荐阈值,外载荷整体超过0.70,确认指标对构念具有充分表征,测量模型有效性得到支持。
**结构模型评估**:目的地形象(IDU)的R
2为0.397,约39.7%的方差由目的地治理、城市旅游管理和可持续性所解释;目的地竞争力(COMP)的R
2为0.507,模型对竞争力感知的解释能力达到中等偏上水平;旅游绩效(DES)的R
2为0.396。所有方差膨胀因子(VIF)低于3.3,不存在显著多重共线性。
**结构关系评估**:可持续性与目的地形象的关系最强(β=0.378),其次为目的地治理(β=0.287)和城市旅游管理(β=0.153)。竞争力方面,治理的直接路径系数最大(β=0.370),可持续性(β=0.232)和城市旅游管理(β=0.214)亦呈正向显著,目的地形象对竞争力呈正向关系(β=0.310)。竞争力对旅游绩效的预测力最强(β=0.516),目的地形象对旅游绩效的直接关系较弱(β=0.164)。九条直接路径均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
**间接效应与中介分析**:目的地形象在可持续性(β=0.1173)、城市旅游管理(β=0.0474)和目的地治理(β=0.0889)与竞争力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竞争力在目的地形象与旅游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β=0.1602)。序列间接效应亦显著:治理(β=0.0459)、管理(β=0.0245)和可持续性(β=0.0606)依次通过目的地形象和竞争力与旅游绩效产生间接关联。由于相应直接效应同样显著,模型中的中介类型为部分中介。
**结果综合**:可持续性对目的地形象的评估贡献最大,治理对竞争力的评估贡献最大;目的地竞争力在模型中居于连接形象与旅游绩效的核心位置;各构念间存在多重直接与间接关联路径,形成结构化的感知关系网络。
**四、讨论**
研究结果从整合视角揭示了目的地相关条件感知之间的差异化关联模式。可持续性与目的地形象的关系最强,表明中小企业在评估目的地吸引力时,可持续性条件构成其评估框架中的重要维度;治理与竞争力关系最强,制度协调、参与和共享决策的评估与企业对目的地竞争地位的评估紧密关联。目的地形象在模型中处于中介位置,其与竞争力的关系强于与旅游绩效的直接关系。竞争力对旅游绩效的解释力最强,显示企业将目的地竞争优势与其旅游相关成果评价紧密关联。实践层面,研究结果提示旅游中小企业可审视其参与目的地规划的方式、与公共旅游机构的互动以及可持续实践在服务供给与传播中的整合。目的地管理组织(DMOs)和公共当局应重视将旅游中小企业纳入协调、规划和可持续性倡议。
**五、结论**
本研究旨在考察哥伦比亚卡利市旅游中小企业如何看待目的地治理、城市旅游管理、可持续性、目的地形象、竞争力与旅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为这些利益相关者感知构念间的结构化关系提供了实证支持。第一,中小企业对治理、管理和可持续性的评估与目的地形象和竞争力的评价呈正相关,但强度不同:可持续性对形象的关系最大,治理对感知竞争力的直接路径系数最大。第二,竞争力对感知旅游绩效的关系最强,目的地形象的直接关系较弱。中介分析表明,目的地形象与竞争力在结构关系中占据中间位置,且存在显著序列间接路径。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限制了因果推断、仅聚焦卡利市旅游中小企业、基于自报告感知指标,以及未包含全部潜在影响变量。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纳入时间顺序检验,结合公共当局、居民和游客等多利益相关者视角及客观目的地指标,并扩展至其他城市与乡村目的地,以提升模型的生态效度和理论普适性。总体而言,本研究通过明确限定于旅游中小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补充了目的地层面研究的不足,为新兴城市旅游情境中的多利益相关者、多来源分析奠定了实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