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Designing interventions for responsible tourist–wildlife encounters: Application of the COM-B Model, Theoretical Domains Framework and Behaviour Change Wh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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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业翻译
本研究旨在设计干预措施，以促进游客在新西兰奥特亚罗瓦（Aotearoa New Zealand）非圈养环境中与啄羊鹦鹉（kea, Nestor notabilis）自发相遇时的负责任行为。研究采用定性方法，对36名曾在自然环境中偶遇啄羊鹦鹉的游客
摘要专业翻译
本研究旨在设计干预措施，以促进游客在新西兰奥特亚罗瓦（Aotearoa New Zealand）非圈养环境中与啄羊鹦鹉（kea, Nestor notabilis）自发相遇时的负责任行为。研究采用定性方法，对36名曾在自然环境中偶遇啄羊鹦鹉的游客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研究人员运用能力、机会、动机与行为模型（COM-B Model）及其理论域框架（Theoretical Domains Framework, TDF）对影响负责任行为的因素进行分类，并借助行为改变轮（Behaviour Change Wheel, BCW）制定干预策略。研究结果揭示了心理能力（如对啄羊鹦鹉濒危及神圣物种地位的知识）、物理能力（如不投喂野生动物的技能）、物理机会（如禁止投喂的标志）、社会机会（如同伴及他人的社会影响）、自动动机（如敬畏、惊奇等情感反应）以及反思动机（如保护目标、对投喂后果的信念）等六大类因素对游客负责任行为的促进与阻碍作用。基于行为改变轮框架，研究人员提出了教育、说服、环境重构、示范、激励、培训、限制等干预功能及相应的政策类别，以促进游客在自发相遇中不投喂并从安全距离观赏啄羊鹦鹉。本研究是少数将COM-B模型与行为改变轮系统应用于野生动物旅游游客行为研究的尝试之一，为理解并改变游客在野生动物周围的不良行为提供了理论驱动的系统性路径，对野生动物旅游管理和动物福利改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野生动物旅游是自然旅游中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涉及游客在圈养、半圈养及非圈养环境中对野生动物的消费性与非消费性利用。游客与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虽能带来敬畏感、满足感及教育价值，但不当的游客行为——包括投喂、触摸、抓取等——会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造成负面影响，并危及游客自身安全。尽管大量研究表明游客普遍持有支持野生动物保护的态度，但在实际的游客—野生动物相遇中，问题行为仍然普遍存在，形成了态度与行为之间的鸿沟。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游客动机、感知、满意度及重游意愿，对游客在野生动物周围负责任行为的关注有限。少数考察游客行为的研究也主要聚焦于圈养环境（如动物园）或有导游监督的野外游览，对非圈养环境中自发相遇时游客行为的驱动因素知之甚少。自发且无人监督的相遇中，投喂、抓取、骚扰等不负责任行为尤为普遍，但基于行为改变理论开发干预措施的研究在野生动物旅游与保护文献中仍然严重缺失。因此，亟需一种系统化、理论驱动的方法来理解并改变游客在野生动物周围的行为。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以新西兰南岛特有的濒危物种——啄羊鹦鹉（kea, Nestor notabilis）为实证背景。啄羊鹦鹉是毛利人的神圣物种（taonga），因哺乳动物捕食者（如白鼬和猫）而濒临灭绝。游客投喂会鼓励啄羊鹦鹉的“乞食”（scrounging）行为，增加其接触捕食者控制毒饵的风险，从而形成有害循环，威胁该物种的生存及捕食者管理的有效性。
研究人员采用解释主义（interpretivism）方法论，于2023年2月至3月间在亚瑟隘口国家公园（Arthur's Pass National Park）、弗朗茨约瑟夫冰川地区（Franz Josef Glacier area）及峡湾国家公园（Fiordland National Park）三个啄羊鹦鹉高发相遇地点，通过目的性抽样招募了36名曾在新西兰假期中自发偶遇啄羊鹦鹉的国内外游客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问题基于COM-B模型及TDF构念设计，以限制社会期望偏差。数据采用逐步归纳—演绎编码方法分析，先以归纳逻辑生成初始编码和聚合编码，再以演绎逻辑将聚合编码映射至理论域框架构念及COM-B模型组件，最后利用行为改变轮制定干预策略。
三、研究结果
4.1 心理能力（Psychological Capability）
通过访谈发现，参与者普遍具备啄羊鹦鹉的基础知识，包括其智力特征、分布区域及作为新西兰标志性本土物种的地位。多数参与者知晓啄羊鹦鹉为濒危物种，但对其濒危原因的认识有限，较少提及投喂是导致其濒危的人为因素。参与者普遍能回忆起“请勿投喂啄羊鹦鹉”的标识并据此调整行为。值得注意的是，缺乏啄羊鹦鹉知识及可接受行为规范的参与者倾向于通过保持距离、仅观赏来规避不确定风险。此外，参与者对啄羊鹦鹉作为毛利神圣物种（taonga）的认知有限，但即使缺乏这一认知，他们仍强调不应投喂或引诱该鸟类。
4.2 物理能力（Physical Capability）
访谈显示，多数参与者普遍不投喂野生动物，无论在家乡还是旅行途中均遵循这一行为准则。部分参与者过去曾在圈养环境或家乡投喂过野生动物（如鸽子、长颈鹿），但这些经历并未促使他们在啄羊鹦鹉相遇中投喂。此外，参与者此前在其他地点远距离观赏野生动物的经历产生了溢出效应，促使他们在啄羊鹦鹉相遇中同样采取最小化互动的方式。
4.3 物理机会（Physical Opportunity）
参与者在自然环境中自发偶遇啄羊鹦鹉，环境包括步道、山峰、瀑布、露营地及环保部（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管理的小屋等。啄羊鹦鹉自身的“物理线索”——如啄食、偷窃物品、发出叫声及“讨食”行为——被参与者视为相遇中的“主导者”。禁止投喂的标识作为物理资源有效促进了不投喂行为。然而，那些投喂了啄羊鹦鹉的参与者往往认为鸟类在“讨食”，且手头有食物（如樱桃）构成了投喂的物理机会，尤其是在未看到禁止标识的情况下。
4.4 社会机会（Social Opportunity）
无论文化背景如何，参与者普遍表示投喂动物是其家乡的文化规范，但这一规范并未促成投喂啄羊鹦鹉的动机。参与者认为自身受到周围志同道合者的亲野生动物社会规范影响。在相遇中，看到他人投喂啄羊鹦鹉反而强化了参与者不投喂的决心，并引发负面情绪。旅行同伴的提醒和劝阻也构成积极的社会影响，但前提是劝阻者具备较强的心理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投喂啄羊鹦鹉的参与者表示相遇时除旅行同伴外无他人在场，暗示社会监督的缺失可能促成投喂行为。
4.5 自动动机（Automatic Motivation）
参与者在看到啄羊鹦鹉时普遍感到“兴奋”“惊喜”和“激动”，尤其是首次近距离偶遇者。观赏啄羊鹦鹉的参与者体验到“敬畏”“惊奇”“荣幸”“自豪”和“成就感”等积极情感，这些情感源于鸟类的外观吸引力、行为特征、特殊地位及相遇的稀有性和自发性。负面情感同样塑造负责任行为：看到他人投喂引发愤怒；啄羊鹦鹉过于接近或对其缺乏了解时产生恐惧，促使参与者减少或避免互动。部分未投喂的参与者承认存在投喂的即时冲动，但被自身知识和禁止标识所抑制；而投喂者则未能调节强烈的积极情绪和冲动。
4.6 反思动机（Reflective Motivation）
参与者普遍持有反对投喂野生动物的负面态度，将“尊重野生动物”视为主导个人规范。保护啄羊鹦鹉、确保后代仍能见到该物种的目标是重要的不投喂动机。观赏啄羊鹦鹉的行为受到“机会性目标”驱动——保持安静、远距离观察以延长相遇时间。参与者相信自身有能力遵守规则并愿意劝阻他人投喂。他们坚信投喂会改变啄羊鹦鹉的自然行为、导致其对人类食物产生依赖并危害健康。相反，投喂者认为投喂“天然”食物（如樱桃）可以接受，反映了其啄羊鹦鹉知识的缺乏。此外，好奇心和获取更近距离相遇的机会性目标可能促成投喂等不负责任行为。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游客在啄羊鹦鹉相遇中的负责任行为受到心理能力、物理能力、物理机会、社会机会、自动动机和反思动机六类因素的共同驱动。基于行为改变轮框架，研究人员提出了教育、说服、环境重构、示范、激励、培训、限制等干预功能及相应的政策类别。具体而言，教育干预可增强游客对啄羊鹦鹉濒危及神圣物种地位的知识；环境重构可通过增设禁止投喂标识和调整物理环境来减少投喂机会；示范和说服可利用社会规范和社会影响促进负责任行为；激励和限制可分别强化积极行为并约束不良行为。
本研究在理论上做出了三方面贡献：第一，这是少数将COM-B模型与行为改变轮系统应用于游客行为理解的研究，为系统理解和改变野生动物周围的不良行为提供了路径；第二，该框架不仅揭示了负责任行为的微观决定因素，还涵盖了塑造这些行为的宏观环境/结构因素，弥补了社会营销和野生动物旅游研究的不足；第三，应用行为改变框架回应了社会营销研究中整合和推进理论的呼吁。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为保护管理者提供了基于理论、可试验的干预措施，有助于缩小野生动物旅游中的态度—行为差距，改善动物福利，确保野生动物旅游的可持续性。研究结论强调，通过系统化、理论驱动的方法理解游客行为的驱动因素并设计针对性干预，可有效促进游客在自发野生动物相遇中的负责任行为，对啄羊鹦鹉保护及更广泛的野生动物旅游管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