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性数字媒体使用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自我控制、控制感与一般信任的作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y digital media use and happiness in adolescents

　　

本研究考察了风险性数字媒体使用与青少年感知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以2,697名12至15岁学生的代表性样本为对象，根据过度数字媒体使用（Excessive Digital Media Use，EDMU）水平将其划分为三组：常规用户、密集用户和风险用户。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风险用户表示感觉不幸福，而常规用户中这一比例不足四分之一。报告较高幸福感的青少年在数字媒体上花费的时间显著更少，并报告了更高的自我控制、控制感和信任水平。与屏幕时间相比，幸福感与这些心理因素的关联更强。控制感是感知幸福感的最强预测因子，在风险用户群体中其相对贡献最大。尽管屏幕时间与幸福感存在弱关联，但该贡献在各组中均有限。这些发现强调了心理因素，尤其是控制感，在理解过度使用数字媒体的青少年幸福感方面的重要性。

数字媒体已深度嵌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智能手机、计算机和平板设备成为其社会化交往的重要渠道，同时也引发了对处于发展敏感期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担忧。在捷克共和国，约8.3%的11至15岁学生被归类为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者。青春期还伴随着对冲动性、风险行为的高度脆弱性。然而，现有关于数字媒体使用与青少年幸福感关系的实证证据并不一致：一些研究将较多使用与低自尊、低生活满意度、低幸福感及心理健康问题联系起来，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关联很小甚至不显著。论文指出，这种不一致的根源在于该领域长期以屏幕时间作为数字媒体使用的主要指标。屏幕时间能够反映使用强度，却无法区分密集的日常使用与伴随不良后果的使用。因此，数字媒体使用与幸福感的关系不仅取决于使用量，还受个体心理特征影响。然而，与行为调节和感知控制有关的心理特征很少在同一解释框架内被共同考察，其在不同过度使用水平群体中的相对贡献也不清楚。为此，本研究将屏幕时间、过度使用、冲动性使用、自我控制、控制感和一般信任共同纳入模型，探讨它们与青少年感知幸福感的关系，并比较这些关系在常规、密集和风险三组用户间的差异。

研究人员以捷克共和国2,697名随机选取的初中生（6至9年级，平均年龄12.9岁；女生49.8%，男生50.2%）为样本，根据过度数字媒体使用水平将其划分为常规用户（56.6%）、密集用户（41.7%）和风险用户（1.7%）。研究有三个主要发现：第一，风险用户中超过半数（53.3%）报告不幸福，而常规用户中仅15%不幸福；第二，幸福青少年的屏幕时间中位数（每天3小时30分钟）显著低于不幸福组（每天5小时16分钟）；第三，相关分析显示，幸福感与屏幕时间、过度使用和冲动性使用呈显著负相关，与自我控制、控制感和一般信任呈显著正相关。分层回归表明，控制感是幸福感最强的关联因素，在风险用户中单独解释36%的方差；一般信任和自我控制在常规与密集用户中显著，而屏幕时间仅与密集用户的幸福感存在微弱关联。在纳入年龄、性别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后，上述模式基本保持不变。

为开展该研究，研究人员使用了如下关键方法。样本来自捷克共和国2,697名6至9年级初中生，抽样兼顾地区、年龄和性别代表性，数据以纸笔形式匿名收集。过度数字媒体使用采用Excessive Internet Use Scale（5条目，涵盖突出性、戒断反应、耐受性、复发和冲突；α=0.67）测量；冲动性数字媒体使用采用改编的Impulsive Social Media Use Scale（5条目；α=0.79）；屏幕时间通过自报并结合智能手机内置软件记录；幸福感采用0-10分单题测量并按Cantril指数分为不幸福、中立和幸福三组；自我控制采用Brief Self-Control Scale（13条目；α=0.74）；控制感采用Sense of Control Scale的4个条目（α=0.63）；一般信任采用3条目国际通用量表（α=0.69）。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和多元线性回归（MLR），并加入年龄、性别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进行敏感性分层回归。因横断面设计限制，结果反映的是统计关联而非因果效应。

结果1：数字媒体用户组中感知幸福感的分布。通过交叉表分析，风险用户组中53.3%报告不幸福，仅13.3%报告幸福；密集用户组中26.3%不幸福、23.1%幸福、50.6%中立；常规用户组中15%不幸福、38.7%幸福、46.3%中立。这表明风险性使用与较高比例的不幸福直接相关。

结果2：不同幸福感水平的屏幕时间。以中位数计，幸福青少年每天屏幕时间为3小时30分钟，不幸福组为5小时16分钟，中立组为4小时5分钟；平均数的组间差异显著，但标准偏差较大，效应量偏小。屏幕时间更适合看作用时强度的指标，而非幸福感质量。

结果3：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分析。Pearson相关显示，感知幸福感与屏幕时间（r=?.16）、过度使用（r=?.25）、冲动性使用（r=?.20）均显著负相关；与自我控制（r=.33）、控制感（r=.46）、一般信任（r=.42）显著正相关。此外，冲动性与自我控制呈较强负相关（r=?.53），与过度使用呈较强正相关（r=.67）。

结果4：不同幸福感水平下各变量的组间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三个幸福感水平组在屏幕时间、过度使用和冲动性使用上的差异均显著，过度使用的效应量为中等（η_p²=.06），屏幕时间和冲动性的效应量较小（η_p²=.03-.04）；自我控制差异的效应量为中等（η_p²=.10）；控制感（η_p²=.19）与一般信任（η_p²=.15）均呈现大效应量，二者是区分幸福与不幸福青少年的最强因素。

结果5：各数字媒体用户组的回归模型与敏感性分析。分层多元回归中，控制感单独解释幸福感方差的17%（常规）、20%（密集）和36%（风险）。完整模型中，一般信任（β=.31）和自我控制（β=.13，常规组；β=.14，密集组）在常规和密集组显著；屏幕时间（β=?.08）和冲动性使用（β=.06）仅对密集组有微弱显著关联；风险组中仅控制感是显著预测因子。敏感性分析加入年龄、性别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后，控制感仍在所有组中显著（常规β=.29；密集β=.29；风险β=.40），模型解释方差增至33%、37%和45%，总体模式未发生实质改变。

讨论部分指出，屏幕时间与幸福感的负相关较弱（r=?.16），而且在不同用户组中的预测作用不一致，在常规和风险组中均不显著，说明屏幕时间本身不足以可靠判断数字媒体使用的风险及其与幸福感的关系。过度使用和冲动性使用与幸福感的关联强于屏幕时间，且冲动性与自我控制、过度使用的关系较强，表明自我控制不足是过度使用的重要关联因素。自我控制对幸福感的预测仅出现在常规和密集用户中，而风险用户中唯一显著的预测因素是控制感，提示风险用户可能缺乏其他幸福感来源。一般信任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反映了社会关系质量的作用。研究结论认为，心理特征比屏幕时间更能解释青少年幸福感，控制感在风险用户中作用尤为突出，整体支持对风险性数字媒体使用进行更细化的理解，即在屏幕时间之外，还应关注伴随不同使用水平的心理特征和主观体验。尤其是，控制感在风险用户中的突出作用提示，需要进一步研究青少年的感知能动性和行为调节如何与风险性数字媒体使用及幸福感相关联。研究人员建议未来采用纵向设计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中介机制，并扩大风险用户样本以验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