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诊断时快速基因检测后的决策后悔：一项全国性纵向研究

《Cancer》：Decision regret following rapid genetic testing at the time of breast cancer diagnosis

　　

摘要 引言 基因检测正越来越多地在乳腺癌诊断时提供给女性，以帮助其指导治疗决策。本研究的目的是测量基因检测后1年的决策后悔（decision regret），并评估与后悔相关的因素。 方法 来自加拿大各地的女性在乳腺癌诊断时被转诊接受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1, BRCA2, CDH1, PALB2, PTEN, STK11, TP53, ATM, 和 CHEK2）的快速基因检测（rapid genetic testing）。在检测前、检测后1周和1年分别完成问卷调查。决策后悔在1年时进行测量。 结果 共有871名女性参与，诊断时的平均年龄为46.0岁（范围19–70岁），其中522名（59.9%）为白人。83名女性（9.5%）中发现致病性变异（pathogenic variants）。决策后悔的平均得分为7.86（标准差SD 14.17），802名女性（92.1%）无后悔，69名参与者（7.9%）有后悔。与白人女性相比，来自少数族裔群体（racialized groups）的女性更有可能对决定感到后悔（13.4% vs 4.4%；p < .001）。携带BRCA1或BRCA2致病性变异的女性与结果为阴性的女性相比，显著更可能感到后悔（p = .03）。 结论 在乳腺癌诊断时接受快速基因检测的女性中，少数人后来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决策后悔风险较高的女性包括那些BRCA1或BRCA2基因检测结果阳性者，以及来自少数族裔群体的女性。对于经历决策后悔的患者，可能需要提供后续咨询。

论文解读：乳腺癌诊断时快速基因检测后的决策后悔及其影响因素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乳腺癌是女性中最常见的癌症，约10%可归因于癌症易感基因的致病性变异（pathogenic variants, PVs），最常见的是BRCA1和BRCA2（BRCA）。目前，女性在乳腺癌诊断时可获得快速基因检测，其结果用于指导手术和系统性治疗方案，如双侧乳房切除术、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和PARP抑制剂的使用，这些措施均显示与更好的生存率相关。然而，乳腺癌诊断本身具有高度痛苦性，常伴随抑郁和焦虑。尽管已有研究表明诊断时的基因检测不会增加焦虑、抑郁或癌症相关痛苦水平，但仍存在部分女性可能在面临紧急癌症治疗选择时后悔做出基因检测决定的可能性。决策后悔（decision regret）是一种负性情绪或痛苦，源于认为其他选择可能导致更好结果的信念。约有七分之一的癌症患者报告在接受医疗服务后感到后悔。目前尚不清楚选择在乳腺癌诊断时进行快速基因检测的女性是否会在检测后经历决策后悔。因此，本研究旨在：（1）评估乳腺癌诊断时接受快速基因检测后1年的决策后悔水平；（2）探讨与检测后1年决策后悔相关的检测前和检测后因素（人口学、临床和心理社会因素）。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纵向研究，时间跨度为2019年5月至2025年7月。采用目的性抽样招募参与者。纳入标准为：新诊断的原发性浸润性乳腺癌患者（术前）、年龄18至70岁、女性、未接受过BRCA1、BRCA2、CDH1、PALB2、PTEN、STK11、TP53、ATM或CHEK2基因检测，并满足至少一项额外条件（如诊断年龄≤50岁、犹太裔、三阴性乳腺癌、有乳腺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同步双侧乳腺癌）。参与者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四家学术教学医院（Women’s College Hospital, Sunnybrook Health Sciences Centre, Royal Victoria Hospital, Credit Valley Hospital）通过医生转诊或自我转诊招募。研究程序包括：参与者观看由研究团队制作的检测前教育视频（替代标准检测前遗传咨询），提供DNA样本进行快速基因检测（由Invitae实验室检测9个基因），检测结果约7天内返回。所有参与者均通过电话接受研究专属遗传咨询师的标准化检测后遗传咨询。问卷在检测前（T0）、检测结果披露后1周（T1）和1年（T2）三个时间点通过REDCap完成。主要测量工具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表、医疗记录审查、事件影响量表（Impact of Event Scale, IES）、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和决策后悔量表（Decision Regret Scale）。统计分析使用SPSS 31.0版，采用独立t检验、卡方检验和Firth逻辑回归模型。

三、研究结果

1. 决策后悔的整体水平

在871名完成1年随访的女性中，决策后悔量表的平均得分为7.86（标准差SD 14.17），其中802名（92.1%）无后悔（得分0–25），69名（7.9%）有后悔（得分>25）。94.4%的参与者同意或强烈同意“如果可以重来，我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2. 种族/民族差异

来自少数族裔群体的女性比白人女性更有可能产生决策后悔（13.4% vs 4.4%；p < .001）。按具体族群划分，后悔比例分别为：白人4.4%、北美原住民13.8%、黑人11.5%、拉丁裔3.3%、中东裔12.9%、亚裔15.1%。在多变量模型中，少数族裔群体比白人女性的决策后悔可能性高出3.74倍（OR 3.74；95% CI, 2.12–6.80；p < .001）。

3. 基因检测结果的影响

BRCA1或BRCA2致病性变异携带者的后悔比例最高（15.0%），其次为意义不明确的变异（variant of unknown significance, VUS）携带者（11.1%）、阴性结果者（7.5%），而其他非BRCA基因突变携带者为0%（p = .028）。多变量模型中，BRCA1/2阳性者比阴性结果者的后悔可能性高出3.42倍（OR 3.42；95% CI, 1.04–10.16；p = .044）。

4. 手术方式的影响

与接受保乳手术（lumpectomy）的女性相比，接受单侧乳房切除术（unilateral mastectomy）的女性决策后悔显著更高（OR 2.21；95% CI, 1.14–4.31；p = .019）。

5. 子女状况的影响

有子女的女性中9.4%报告决策后悔，而无子女者仅为3.6%（p = .006）。多变量模型中，有子女者比无子女者的后悔可能性高出3.05倍（OR 3.05；95% CI, 1.34–7.74；p = .007）。

6. 心理社会因素

决策后悔与乳腺癌诊断时的焦虑（HR 0.94；95% CI, 0.85–1.05；p = .286）、抑郁（HR 1.10；95% CI, 0.91–1.13；p = .804）或癌症相关痛苦（HR 0.99；95% CI, 0.96–1.03；p = .685）无显著关联。然而，基因检测结果披露后1周的焦虑水平与1年后的决策后悔显著相关（HR 1.13；95% CI, 1.002–1.27；p = .046）。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作为一项大型全国性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在乳腺癌诊断时接受基因检测的女性在1年后并未报告决策后悔，总体后悔率低于8%，表明快速基因检测在这一时间点是适宜的。种族是决策后悔的最强预测因子，少数族裔女性的后悔风险是白人的近4倍，其中亚裔女性最高（15.1%），这与既往关于种族在基因检测体验和结果中存在差异的研究一致，强调了开发文化敏感性遗传咨询方法的必要性。BRCA1/2阳性结果与更高的后悔风险相关（15.0%），这可能与阳性结果带来的治疗决策压力有关。有趣的是，中等外显率基因（如ATM、CHEK2）的突变携带者无人报告后悔，提示不同基因类型的心理社会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有子女的女性后悔风险是无子女者的3倍，可能与对子女遗传风险的担忧和内疚有关。此外，自我转诊与医生转诊在后悔率上无差异，表明自我转诊模式可行且可接受。研究还发现，检测后1周的焦虑水平而非诊断时的心理状态能预测远期后悔，提示检测后早期心理评估的重要性。

研究结论：总体而言，乳腺癌诊断时进行快速基因检测相关的决策后悔发生率较低。然而，某些女性更容易经历决策后悔，包括来自少数族裔群体的女性、有子女的女性以及BRCA1或BRCA2结果阳性的女性。为这些高风险群体提供额外支持和符合文化背景的咨询可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