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虚拟现实（VR）会话中中国场景数字中介接触的临场感与情绪体验：个体内与个体间关联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Reports》：Digitally Mediated Contact With Chinese Settings: Presenc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Across Repeated Virtual Reality Sessions

　　

中国国际学生完成九次中国场景虚拟现实（VR）会话；高于个体通常水平的临场感（presence）与正性情绪（positive affect）和思乡（homesickness）相关；平均临场感与平均正性情绪呈正相关；在调整区组（block）和对话位置（dialogue position）后，临场感关联仍保持相似；重复测量将个体内（within-person）关联与个体间（between-person）关联区分开。

Chengcheng Yin、Bruno Marques与Jacqueline McIntosh关注国际迁移后与熟悉物理环境分离的经验。留学使中国国际学生离开熟悉的社会关系、文化实践与物理环境；既有研究多从人际与跨文化适应角度理解思乡、心理困扰与适应困难，对熟悉物理环境分离关注较少。地方依恋研究表明熟悉街道、邻里、公园与日常场景支持常规、自传体记忆、身份与连续性，国际迁移因此也可能破坏有意义的“人—地方”关系。数字媒体虽可维持远距离联系，但文献多关注人际沟通与社会网络，对熟悉物理环境的数字中介接触考察不足；怀旧研究提示此类接触可能同时带来积极投入与失落。虚拟现实（VR；沉浸式头显呈现的交互式三维环境）可呈现第一人称、交互式且物理上不可及的空间，感知临场感（presence；主观上感到身处虚拟环境而非观看外部显示）是情感与生理反应的重要相关因素。研究旨在考察中国国际学生在重复接触中国场景VR环境时的思乡（homesickness；对熟悉的人、地点、日常与生活方式的思念）、正性情绪（positive affect, PA；一般即时积极情绪体验）、负性情绪（negative affect, NA；一般即时消极情绪体验）、临场感及自主神经活动，并区分会话水平个体内（within-person；同一参与者会话间波动）与个体间（between-person；参与者间稳定差异）关联。其意义在于提供结果特异性的情绪体验解释，区分思乡与一般情绪，并分离会话水平与稳定个体间关联。

方法概括（≤250字）：Chengcheng Yin等在新西兰同一大学目的抽样招募32名中国国际学生（16男16女；平均24.3岁，SD=2.1；来自中国16个省级地区），采用3×3完全个体内设计，每人固定顺序完成9次VR会话，共288个会话观测；区组为传统园林、商业街、居住街区，对话位置为无、通用AI、地区个性化AI。VR以Unity 2022.3.58f1构建，经Meta Quest 3与Quest Link呈现。AI语音采用混合云—本地实时管线（Unity Microphone API、腾讯云语音转文字、本地Ollama qwen2.5:7b、腾讯云文本转语音、Unity AudioSource）。测量含10项UHS（Utrecht思乡量表）衍生思乡、I-PANAS-SF（国际正负性情绪量表简版）、5项IPQ（Igroup临场感问卷）改编临场感、连续HR（心率）与EDA（皮肤电活动）；基线5分钟静息。分析用配对t检验、重复测量ANOVA与线性混合模型，并行FDR（错误发现率）校正。

结果：
4.1 相对于基线的会话后平均水平：通过将每名参与者九次会话后得分平均并与单次暴露前基线配对比较，研究发现平均会话后NA低1.02分（95% CI [0.50,1.54]，t(31)=4.02，p<.001，dz=.71），HR低4.13 bpm（95% CI [2.21,6.05]，t(31)=4.38，p<.001，dz=.77），均通过FDR阈值；思乡低0.34分（p=.083）、PA高0.30分（p=.262）、零参照EDA低1.46 μS（95% CI [?0.80,3.72]，t(31)=1.32，p=.198，dz=.23），置信区间含零。结论：完整方案中NA与HR较基线降低，其他结果差异较小。
4.2 与感知临场感的个体内和个体间关联：通过会话水平随机斜率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inear mixed-effects models；同时估计固定效应和参与者随机效应），调整基线得分与会话序号，发现高于个体通常水平的临场感与更高的会话后思乡（B=.333，SE=.096，95% CI [.144,.521]，p<.001）和PA（B=.304，SE=.092，95% CI [.125,.484]，p=.001）相关；与NA的个体内估计为负（B=?.175，SE=.098，95% CI [?.366,.016]，p=.073）。个体间平均临场感与PA正相关（B=.554，SE=.135，95% CI [.290,.818]，p<.001），与思乡或NA无显著关联。直接情境效应检验未显示个体间与个体内系数有差异。非重叠条目敏感性分析及调整景观区组和对话位置后，临场感与思乡、PA的个体内关联及与PA的个体间关联仍保持；NA系数不显著。参与者水平上，平均临场感与平均PA（r=.609，p<.001）及平均思乡（r=.407，p=.021）正相关，与NA无关（r=?.004，p=.985）；基线调整回归中PA模型显著（F(2,29)=8.59，p=.001，R²=.372），临场感β=.603，p<.001；思乡模型显著（F(2,29)=8.93，p<.001，R²=.381），但基线思乡β=.505，p=.004，平均临场感β=.209，p=.198；NA模型不显著。结论：临场感与不同情绪结果呈特异关联。
4.3 固定序列中的模式：通过个体内汇总与重复测量ANOVA（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考察三个景观区组、三个对话位置及组合，发现思乡降低幅度在区组间不同，传统园林最大、居住街区最小（F(2,62)=5.60，p=.006，η_p²=.153）；但会话调整敏感性分析中加区组未改善模型拟合（LR χ²(2)=4.30，p=.117，q=.233），提示区组模式与线性会话进程重叠。NA降低幅度在对话位置间不同，无对话位置最小，通用与个性化对话位置较大且相似（Greenhouse–Geisser F(1.34,41.48)=9.00，p=.002，η_p²=.225）；会话调整模型保留NA在区组（LR χ²(2)=24.00，p<.001，q<.001）与对话位置（LR χ²(2)=27.55，p<.001，q<.001）上的模式。思乡位置模型p=.021、q=.064；思乡存在景观区组×对话位置模式（Greenhouse–Geisser F(2.94,91.09)=4.26，p=.008，η_p²=.121）。会话特异描述显示，第1、4、7次（每区组首次且无对话）NA高于同区组随后两次；九次会话中PA与NA无清晰单调疲劳趋势。交互分析为探索性，未纳入先验功效分析。结论：固定序列中NA降低在后续对话位置更明显，思乡区组差异需与顺序混淆谨慎解释。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发现概述指出，288个会话观测中，高于通常水平的临场感同时与更高PA和思乡相关；个体间平均临场感与PA正相关；非重叠条目与调整区组/对话位置后保持；方案水平NA和HR低于基线，思乡与PA差异较小；结果区分思乡与一般情绪。重复VR接触中的情绪体验方面，原文指出暴露前NA均值可能部分反映到达、设备安装或初始会话唤醒，使后续坐姿会话参照较高；思乡在传统园林降低最大、居住街区最小，但未通过线性会话趋势调整且景观占据连续区组，不能与固定序列位置分离，因此仅提供需平衡测试的方向，而非景观内容效应证据。临场感、思乡与一般情绪方面，个体内临场感与PA和思乡正相关，与NA关联在模型设定间较不稳定；个体间平均临场感与PA正相关；直接情境效应检验未显示系数差异；直接共变模型中个体内PA与思乡无可靠关联（B=.134，95% CI[?.075,.343]，p=.209），故不能确立二者在同一会话中共同上升；去语义重叠后PA关联保持；随机截距模型中会话序号与思乡小正关联（B=.029，p=.014），主随机斜率模型估计较小（B=.014，p=.237）。AI对话作为次要情境特征方面，NA降低在后续通用和个性化对话位置大于首次无对话位置；这些位置结合口语互动与第二人称感官描述且发生于每个景观首次暴露之后，模式可能反映对话参与、语言提供感官线索、适应、期望或序列位置；通用与个性化位置相似；实时语音对话管线显示地区定制对话可嵌入沉浸环境研究，未来需独立变化内容、个性化与顺序并测量陪伴感、社会临场感与感知个性化。对沉浸式VR研究与设计的启示包括：评估文化意义虚拟环境应区分思乡、一般情绪、临场感与生理反应；重复会话设计可分离用户内瞬时变化与用户间稳定差异；文化/地区定制内容应通过熟悉度、个人意义与感知个性化直接测量；语音AI对话作为社会层需受控测试。局限与未来研究指出：样本为新西兰32名中国国际学生、单一迁移情境；固定呈现顺序使景观类别与连续区组、对话变体与重复区内位置相连；无独立对照组，方案水平变化不能归因于文化熟悉而非一般VR暴露、重复评估或时间；同一自评条目在一次实验中完成十次，可能引入疲劳、一致性或需求效应；情绪仅主观复合量表；部分思乡条目较特质化，三分钟暴露可能不足以改变；暴露短于恢复文献典型时长；未测晕动症；AI对话动态生成且未保留完整会话日志；环境为合成类别级表征，未评估对 depicted settings 的熟悉度；单次基线加九次后测不能区分即时会话内反应与累积变化。未来需更大样本、多家庭地区/东道国、平衡设计、重复基线、对照条件、直接状态测量等。

研究结论（Conclusion）翻译：在重复接触中国场景虚拟环境过程中，高于个体通常水平的临场感与更高的正性情绪和思乡相关，而平均临场感与正性情绪呈正相关。这些发现在使用非重叠条目和调整景观区组与对话位置的敏感性分析中保持。与初始基线相比，共同方案序列中的平均负性情绪和心率较低。总体而言，结果将思乡与一般情绪区分开，并显示感知临场感以不同方式与这些体验维度相关。以环境重连为视角，这些发现说明对中国场景的数字中介接触可通过不同情绪和体验结果加以考察。结果尤其证明区分思乡与一般情绪，以及将会话水平临场感关联与参与者间稳定差异分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