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道德基础理论的CEO政治意识形态与企业公平结果及亲社会实践U型关系研究

《Journal of Management》：A Moral Foundations Perspective on CEO Political Ideology

　　

作为其基本价值体系的反映，CEO政治意识形态（CEO political ideology）已被视为其战略决策的主要预测因素。该文献中最持久的刻画之一是，偏自由派CEO因其对平等的意识形态认同而表现出对公平结果（evenhanded outcomes）与亲社会企业实践（pro-social corporate practices）的明显偏好；这一关联源自沿动机认知视角（motivated cognition perspective）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化，并常被用于将其与更保守的同侪区分开来。然而，道德心理学家日益呼吁更广泛地理解区分自由派与保守派的道德价值观。研究人员因此将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s theory，MFT）引入CEO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据此，偏自由派与偏保守派CEO在关注个体中心还是群体中心关切上存在差异，但与既有共识相反，二者都应支持公平结果与亲社会企业实践。研究人员在超过1,600名S&P 1500 CEO样本中发现相应U型而非线性效应的证据。由此，研究人员为CEO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组织影响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研究背景方面，上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解释高管特征如何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的理论）强调CEO的“特异性给定条件”会进入战略决策，CEO政治意识形态（CEO political ideology，CEO在自由—保守连续体上的立场）因而成为解释组织结果的重要变量。既有研究主要借助动机社会认知视角（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perspective，以认知动机解释意识形态差异的理论），将自由派与保守派分别刻画为支持平等与社会变革、支持等级与传统，并据此形成一项广泛共识：偏自由派CEO更支持公平结果与亲社会企业实践，偏保守派CEO则相反。该共识具体体现在高管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TMT）薪酬公平、业务单元资源配置公平以及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超越法律要求的社会公益行动）等结果上。然而，原文指出，这一共识面临混合经验证据的挑战，例如净CSR分数混淆CSR优势与弱项，且CEO政治意识形态与CSR优势并不显著相关；更重要的是，动机社会认知视角主要解释非道德过程，平等只是其下游产物，并未整体刻画自由派与保守派的道德差异。道德心理学要求采用更多元的道德基础视角，以避免对保守与自由领导者的不完整刻画。因此，研究人员引入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s theory，MFT，强调道德直觉多维差异的理论），提出偏自由派CEO敏感于个体化基础（公平/关怀），偏保守派CEO还敏感于结合性基础（忠诚/权威/神圣）；由于公平薪酬、均衡资源配置可促进群体凝聚，CSR亦可同时诉诸两类基础，自由派与保守派CEO都应支持这些实践，而政治中性CEO对两类基础敏感度较低，故应呈U型而非线性关系。研究人员利用S&P 1500 CEO面板数据检验上述预测，发现支持U型关系。其意义在于挑战既有线性共识，为CEO政治意识形态的组织影响提供新的道德心理学理论基础，并提示保守派CEO并非必然反对公平结果或亲社会实践，而是其道德动机配置不同。

方法上，研究人员构建1996—2021年S&P 1500 CEO面板，最终样本为1,611个CEO—企业组合、8,968个观测、1,084家企业；纳入2020年前上任的新任CEO，排除联席CEO以及金融（SIC 60—69）和公用事业（SIC 49）企业。CEO政治意识形态采用Christensen等与Graffin等基于个人政治捐款相对民主党与共和党比例构建的指标（+1至?1，分别表示更自由至更保守）；财务与高管数据来自COMPUSTAT、COMPUSTAT Historical Segments、ExecuComp，CSR数据来自MSCI（原KLD），股价数据来自CRSP，所有权数据来自Thomson-Reuters 13(F)，治理数据来自ISS，分析师数据来自I/B/E/S。统计上采用广义估计方程（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GEE）最大似然估计，连续变量使用高斯分布与恒等联系，CSR使用负二项分布与对数联系，并设置可交换相关结构与稳健方差；通过转折点、边际效应及Lind-Mehlum检验判断U型，辅以立方项、绝对偏差、替换性稳健性检验（robustness to replacement，RIR）、Durbin-Wu-Hausman检验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

研究结果如下。1. CEO政治意识形态与公平结果（CEOs’ Political Ideology and Evenhanded Outcomes）：通过GEE回归，研究人员发现CEO政治意识形态与TMT当前薪酬公平呈显著U型关系，CEO自由主义²系数β=2.218、p=0.011，转折点约?0.077，保守端边际效应为负且显著（dy/dx=?4.097，p=0.019），自由端为正且显著（dy/dx=4.776，p=0.010），Lind-Mehlum检验p=0.009；而TMT总薪酬的平方项不显著（β=0.132，p=0.949）。业务单元资源配置公平亦呈显著U型，CEO自由主义²系数β=0.084、p=0.040，转折点约?0.009，保守端边际效应?0.167（p=0.032），自由端0.169（p=0.064），Lind-Mehlum检验p=0.032。原文指出，相较政治中性CEO，偏自由派与偏保守派CEO在TMT当前薪酬公平上分别高约11%与8%，在业务单元资源配置公平上分别高约8%与9%。2. CEO政治意识形态与亲社会企业实践（CEOs’ Political Ideology and Pro-Social Corporate Practices）：通过CSR回归，研究人员发现CEO政治意识形态与CSR呈显著U型关系，CEO自由主义²系数β=0.204、p=0.016，转折点约0.140，自由端边际效应1.715（p=0.047），保守端?1.156（p=0.043），Lind-Mehlum检验p=0.014。3. 稳健性检验与补充分析（Robustness Checks and Supplementary Analyses）：通过加入立方项、使用绝对偏差、RIR、Durbin-Wu-Hausman检验、Heckman两阶段模型及时间扩展分析，原文报告立方项均不显著，绝对偏差结果一致，RIR显示至少35.09%、20.02%和31.53%的平方项估计需被偏误驱动才可推翻推断，Durbin-Wu-Hausman检验未拒绝内生性不构成实质问题的原假设，Heckman模型不改变结果，时间扩展亦提供支持；结论是观察到的关系更符合U型而非S型，且不太可能由内生性或样本选择驱动。4. 事后分析（Post-hoc Analysis）：通过考察TMT性别多样性，研究人员发现偏自由派CEO的TMT性别多样性更高，偏保守派CEO更低，呈负向线性关系；结论是道德基础视角不仅能预测趋同结果，也能解释自由派与保守派CEO之间的分歧性企业结果。

讨论部分总结：原文强调，研究人员提出CEO政治意识形态的道德基础视角，挑战了将CEO自由主义与公平结果和CSR线性正相关的既有共识，理论并证明U型关系；其贡献在于为上层梯队研究与CEO政治意识形态文献提供替代理论视角，说明自由派与保守派CEO并非道德敏感性的有无或高低之别，而是敏感于不同道德基础，且其最终决策可能相似而异于政治中性CEO。原文还讨论了对CEO继任、董事会与投资者监测及治理实践的启示，并指出局限：样本来自美国两党制与个人主义社会，捐款型意识形态代理并不精确，未来研究可拓展跨国情境、改进CEO特征测量并考察道德基础对联盟、TMT选择等结果的影响。研究结论翻译：从道德基础视角看，偏自由派与偏保守派CEO在决策背后的理由上差异可能远大于其对公平结果与亲社会企业实践的最终支持差异，因而表现为U型而非线性关系；研究人员由此为CEO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组织影响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并强调尽管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偏自由派与偏保守派CEO有时会支持同类企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