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学习环境中自我调节资源与学业不诚信：能力保护性自我设障与功能失调信念的中介作用及风险剖面

《Journal of Intelligence》：Self-Regulatory Resources and Academic Dishonesty in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Ability-Protective Self-Handicapping and Dysfunctional Beliefs

　　

教育领域的智力研究表明，学生如何解释和保护其感知能力会塑造其对评价性威胁的反应，但这一视角很少应用于学业不诚信（academic dishonesty）——随着评估迁移至数字化学习环境，该问题愈发严重。本研究考察习得性资源性（learned resourcefulness），即一种习得的自我控制技能库，是否通过两种能力保护策略与学业不诚信相关联：自我设障（self-handicapping），其通过为失败提供替代解释来保护感知能力；以及功能失调信念（dysfunctional beliefs），其使自我价值取决于可证明的成功。研究人员采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latent-variabl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与稳健最大似然估计（robust maximum likelihood, MLR）分析1045名大学生（71.6%为女性；平均年龄22.0岁）的横断面数据。模型对数据拟合适当，并解释了不诚信行为的相当大比例变异。功能失调信念与自我设障和不诚信行为的关联最强。习得性资源性主要通过这两种策略与不诚信相关；其直接关联在原始量纲上不显著，但在对数转换下达到显著。不诚信行为与对不诚信的态度呈现分化的预测因子模式，其中外部控制点（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与态度的关联最强。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识别出一个具有最高不诚信水平的高风险剖面。研究结果表明，学业不诚信可部分理解为对评价性威胁的能力保护性反应，从而将关于非认知个体差异与能力信念的研究从学业成就拓展至学术诚信。

研究背景与问题：学业不诚信（academic dishonesty）涵盖考试作弊、剽窃、未授权合作和伪造学术工作等行为，持续威胁高等教育诚信及评估效度。自报调查显示此类行为并不罕见，且随着评估迁移至线上而加剧；数字化环境扩大不诚信机会，同时削弱外部监控并提高对学生自我调节的要求。既有研究多将不诚信视为道德失败或情境诱惑下的机会主义反应，相对忽视其与自我调节不足及能力保护过程的联系。教育中的智力研究提示，学生关于能力的信念及保护感知能力的需要会影响其对评价性威胁的反应；自我价值理论亦强调能力常被等同于个人价值，学生可能以牺牲成就为代价保护能力形象。据此，研究人员将习得性资源性（learned resourcefulness，指习得的自我控制技能库）视为远端自我调节资源，将自我设障（self-handicapping，指预先制造障碍以便失败时归因于障碍而非能力不足）和功能失调信念（dysfunctional beliefs，指僵化、完美主义且以持续成功和他人认可为条件的信念）视为能力保护策略，检验学业不诚信是否可部分理解为自我调节资源不足时的能力保护性反应。研究目的包括：检验习得性资源性是否主要经自我设障和功能失调信念与不诚信相关；检验不诚信行为与对不诚信态度是否具有分化预测模式；以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识别不同学生亚群。研究人员开展横断面问卷研究并得出：模型获广泛支持，两种能力保护策略与不诚信行为关联最强，行为与态度预测模式分化，高风险剖面不诚信最高。其意义在于将能力信念与自我价值保护研究从学业成就拓展至学术诚信，并指出可干预的近端机制。

关键技术方法（≤250字）：样本来自2026年6月Türkiye一所公立大学本科生，经课程公告和机构邮件列表匿名在线招募；1090名应答者经缺失、长串反应和马氏距离筛查后保留1045名。研究使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与稳健最大似然（robust maximum likelihood, MLR）估计，间接效应采用乘积系数法并以5000次自助抽样（bootstrap）置信区间检验；测量模型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并以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进行个体中心补充分析，使用tidyLPA并以mclust交叉核验。不诚信行为因六因子未经验分离而建模为单一潜变量。

研究结果：3.1 初步分析（Preliminary Analyses）：描述统计与信度分析显示各量表内部一致性可接受至较高（Cronbach’s α = 0.76–0.94）；双变量相关均未达判别效度担忧水平，最大相关为不诚信行为与对不诚信态度之间（0.52）。3.2 测量模型与单维行为构念决策（Measurement Model and the Decision for a Unidimensional Behavior Construct）：验证性因子分析中理论六因子结构因子间相关为0.78–1.02（五对≥0.98，并出现一个Heywood案例），表明子维度未经验分离；故将行为建模为单一潜变量，六个子维度作为指标，标准化载荷为0.78–0.90。3.3 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可接受，χ²(118) = 744.16；CFI = 0.920；TLI = 0.898；RMSEA = 0.071；SRMR = 0.055。支持H1：习得性资源性与较低自我设障（β = ?0.19，p < .001）和较低功能失调信念（β = ?0.12，p < .001）相关；自尊呈相同负向模式（β = ?0.21与β = ?0.25，均p < .001）；外部控制点与两种中介变量正相关（β = 0.19与β = 0.33，均p < .001）。远端预测变量共同解释自我设障19%变异和功能失调信念27%变异。不诚信行为最强预测为功能失调信念（β = 0.39）和自我设障（β = 0.28），模型解释行为R² = 0.30；习得性资源性直接效应不显著（β = ?0.05）。态度预测模式不同：最强预测为外部控制点（β = 0.24），功能失调信念关联较弱（β = 0.13）；跨方程Wald检验显示功能失调信念χ²(1) = 36.54、外部控制点χ²(1) = 12.58在两类结果间差异显著（联合χ²(2) = 39.78，均p < .001），支持行为与态度为不同构念。3.4 间接（中介）效应（Indirect (Mediated) Effects）：习得性资源性对不诚信行为的总间接效应显著（β = ?0.100）；自尊间接效应为负（β = ?0.154），外部控制点间接效应为正（β = 0.181）。自尊间接与直接效应方向相反（间接β = ?0.154；直接β = 0.16），其总效应近零（β = 0.003，95% CI [?0.065, 0.071]）；习得性资源性总效应显著（β = ?0.148，95% CI [?0.204, ?0.092]），外部控制点总效应显著（β = 0.288，95% CI [0.233, 0.340]）。3.5 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es）：将习得性资源性作为单指标或三包裹潜变量，结构系数几乎相同；对偏态行为指标作平方根和对数转换后，两条中介路径稳定，习得性资源性直接路径符号保持为负但显著性变化（原始β = ?0.05，p = .120；平方根β = ?0.06，p = .054；对数β = ?0.07，p = .028），提示原始量纲不显著应解释为证据不足而非无直接效应；恢复12名仅因多变量离群被排除者后拟合与系数稳定。3.6 以个体为中心的补充分析：潜在剖面（Person-Centered Complementary Analysis: Latent Profiles）：信息准则倾向更复杂解，但综合理论可解释性、类别大小和分类质量保留三剖面解（熵 = 0.71）。韧性剖面（n = 207，19.8%）表现为高习得性资源性（z = 1.32）、高自尊（z = 0.88）、低自我设障（z = ?0.90）、低功能失调信念（z = ?0.73）和内部控制点（z = ?0.90）；平均剖面（n = 607，58.1%）各指标近样本均值；高风险剖面（n = 231，22.1%）表现为功能失调信念显著升高（z = 1.45）、自我设障升高（z = 0.68）、外部控制点升高（z = 0.76）、习得性资源性低（z = ?0.64）和自尊低（z = ?0.73）。三剖面不诚信行为差异显著，F(2, 1042) = 116.56，p < .001，η² = 0.18；韧性剖面最低（M = 27.54，SD = 6.06），高风险剖面最高（M = 42.89，SD = 19.87），平均剖面居中（M = 31.17，SD = 8.06）；Tukey HSD所有两两比较显著（均p < .001），Welch校正检验结论相同，F(2, 425.45) = 71.26，p < .001。

讨论总结与结论翻译：讨论认为模型获广泛支持。H1、H2获支持；习得性资源性对不诚信行为无显著原始量纲直接关联，但总间接效应显著为负，H3视为部分支持，因直接效应不显著不等于为零且对数转换下显著；横断面设计使中介模式应解释为理论驱动的关联结构而非因果序列。功能失调信念与不诚信行为关联最强，自我设障亦显著相关，二者与既有动机相关网络一致。H4中外部控制点符合预期；自尊仅经间接路径符合预期，其直接关联为正且与间接效应相互抵消，总效应近零，属不一致中介或抑制模式，原文提出实质性与方法学两种不能由数据裁决的解释。行为与态度预测模式分化：行为最关功能失调信念，态度最关外部控制点，提示不应将态度视为行为简单代理。潜在剖面与结构模型收敛于同一高风险构型，增强结果稳健性。理论意义在于将能力信念与自我价值保护从成就拓展至学术诚信；实践意义在于干预应靶向近端机制，如增强应对技能和认知重构，且改变行为与改变态度可能需不同杠杆；数字环境中自我调节支持可补充评估设计与监控。原文还讨论反向因果、共同方法变异及预测变量共享方差等替代解释，并指出横断面、自报、行为地板效应（10.5%处于量表最低）、六因子未分离、剖面信息准则倾向更多类、便利样本、未区分线上与面对面评估、以教育项目为主及单一文化等局限。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询问自我调节资源是否通过适应不良认知-动机策略与学业不诚信相关，同一机制是否解释不诚信行为与宽容态度，以及相关构型是否识别不同学生群体。答案大体肯定但附有条件。习得性资源性主要经自我设障和功能失调信念与不诚信行为相关，虽不能排除小的直接关联。行为与态度主要相关物不同：前者为功能失调信念，后者为外部控制点。一个独特高风险剖面，结合升高的能力保护策略与耗竭的资源，显示最高不诚信水平。尽管有上述局限，本研究将学业不诚信置于自我调节失败框架中，展示不诚信行为与不诚信态度预测因子的机制特异性分化，并以变量中心与个体中心证据三角互证同一资源与失败构型。由此，研究识别习得性资源性为与学术诚信相关的非认知资源，并指向功能失调信念与自我设障这两个近端机制，干预可最有针对性地瞄准之。更广泛地，对于自我价值依赖展示能力的学生，不诚信可能发挥与自我设障相同的保护功能，从而将学术诚信与关于能力信念如何塑造评价性威胁反应的研究联系起来。实践上，促进学术诚信的努力若不仅将不诚信视为纪律问题，也视为自我调节问题，可能更有效；应建设学生应对技能库并处理放大评价性威胁的完美主义、认可条件化信念。由于行为与态度 tied 不同相关物，改变学生关于不诚信看法的活动未必单独改变行为。在数字化学习环境中，不诚信机会更多且外部控制更弱，此类自我调节支持可补充而非替代评估设计与监控。最后，横断面自报设计意味着上述结论描述关联而非因果过程；需纵向研究同时测量学生能力信念并区分在线与面对面评估，以确定能力保护策略是否先于不诚信及其作用是否随学习环境不同。